2026年初，两个名字以一种奇妙的同步性占据了公益话题榜：李亚鹏和陈行甲。

一边是李亚鹏围绕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租金纠纷录制的公开视频开始走红网络并随之而来的捐款潮，让这位曾被贴上“商业失败者”标签的前演员，口碑出现明显回暖；另一边是陈行甲因公益基金会70万至90万元年薪引发的争议，随后被新东方以150万年薪聘为总顾问的消息，把“公益人该不该拿高薪”的讨论推向高潮。

两个同处慈善浪尖的名人其实并不关联，但他们的故事像两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公益慈善正在经历的深刻转型：从“道德驱动”到“专业运营”，从“情怀支撑”到“系统交付”，从“默默无闻的美德想象”到“必须直面的资源与传播困境”。李亚鹏代表的是一种“资源匮乏型公益倡议者”——必须把自己变成流量与信任的容器，用个人品牌撬动社会参与；陈行甲则更像“治理能力迁移型公益经理人”——其价值既能在公益部门兑现，也会被商业与教育部门高价吸纳。

两个人的慈善故事也让更多民众开始关注慈善的更多细节，比如慈善要不要宣传，宣传在什么条件下是必要的？专业运营为什么比善意更稀缺？财务可持续性如何决定一个公益项目的生死？当我们把这三个问题摆到桌面上，李亚鹏与陈行甲的故事就不再是道德评判的素材，而是理解现代公益底层逻辑的最佳样本。

“会花钱”比“能挣钱”更难

李亚鹏的公众形象较为复杂。他演员出身，但跨界经商屡屡受挫，却坚持在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这个具有公益性的事业上持续投入多年，帮助低收入家庭完成大量唇腭裂相关手术。当医院面临累计约2600万元的租金等费用纠纷时，他选择用公开视频和直播聚集关注，把分散的善意汇聚成捐款潮。舆论发酵后确实出现显著的捐款增长，但这种“有效”也暴露了深层问题：为什么一个运营多年的医院，会累积如此规模的债务？为什么项目的财务可持续性要依赖临时性的舆论动员？

答案在于能力与财力的双重错配。

第一重困境是能力。很多人误以为“挣钱难、花钱容易”，但公益领域恰恰相反。在企业里，现金流是生命线，利润是检验标准；在公益里，现金流同样是生命线，但它要同时满足三条更苛刻的约束——经得起道德审视、经得起程序审计、经得起效果评估。三条线一叠加，公益的“花钱难度”往往高于企业。管理一个机构化运营的慈善项目，需要设定目标、设计路径、组建团队、监控流程、评估成效并不断迭代，这完全是顶级企业的管理逻辑。李亚鹏的困境，本质上是“善意充足但治理能力与财务规划能力不够匹配”。

第二重困境是财力。任何持续运转的组织都需要稳定的现金流——团队工资、场地租金、设备耗材、法律合规、风险储备。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之所以陷入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机构化运营的长期成本远超早期筹资能力。医院需要持续的运营费用，这里面的医护人员工资、医疗设备更新、房租水电、药品耗材、合规审计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当初始资金耗尽，而后续募捐又无法形成稳定现金流时，债务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这两重困境常常相互叠加：缺乏运营能力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财务规划失当；而资金不足又让项目无法吸引专业人才，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

陈行甲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样本。从县委书记到公益领域，他带来的是治理者的组织能力与议程能力。他曾经在湖北巴东县当过多年县委书记。县委书记的核心工作要求在资源有限、约束极多的环境里做“公共产品交付”——设定问题、设计路径、组建团队、监控流程、评估成效、不断迭代。当这种能力迁移到公益领域，就会形成强大的系统优势：项目有清晰的模式、可追溯的成果、透明的财务、可复制的经验。陈行甲创立的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当前已经拥有了一整套成熟的运行系统。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知名慈善基金会，它们除了有雄厚的财力，更重要的是专业能力。比如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基金从来不自己“创造”项目，而是挑选已经被证明有效的项目，投入足够大的资金确保其持续运转。查克·费尼通过大西洋慈善基金会捐出近90亿美元，他选择在生前将几乎全部财富捐出，并要求基金会在他有生之年花完这笔钱——用足够大的资金规模，在有限时间内集中解决特定问题。这需要的不仅是财力，更是对“钱怎么花才最有效”的深刻理解。

对比这些案例，结论已然清晰：慈善不是把钱“给出去”那么简单，而是把钱“组织起来”、把人“协同起来”、把结果“沉淀下来”。这需要的不仅是情怀，更是专业运营能力与充足的财力支撑——而这两者恰恰是李亚鹏相对缺乏的。

“高薪”不是公益的敌人

围绕陈行甲年薪的争议，本质上是一场认知错位。公众把公益当作“道德事业”，于是期待“低成本甚至零成本”；但现代公益越来越像“社会部门的专业行业”，它要与企业竞争人才、与政府对接规则、与媒体争夺注意力、与社会建立信任。

当公开年报披露陈行甲在基金会的税前收入（2024年约73万元、2023年约90万元）后，舆论迅速分化。反对者认为，公益人拿如此高薪“不道德”；支持者则指出，这样的薪酬在同等管理岗位中并不算高，且其创造的社会价值远超个人所得。随后新东方的150万元年薪聘书，实际上为这场争论提供了最直白的市场答案：能把公益做成“可复制系统”的顶尖管理人才，在广义的社会部门（公益、教育、企业社会责任）中同样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

这里必须澄清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支付有竞争力的薪酬，不是对公益精神的背叛，而是确保项目效能最大化的必要成本。如果一位管理者能让1000万元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10%，那就是“多出来的100万社会价值”；而为了获得这种效率支付更高薪酬，在逻辑上并不违背公益精神，反而是对公益目标更为认真的举措。

慈善界对陈行甲“离开”的惋惜，恰恰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真正能将公益项目品牌化、专业化运营的领军型人才，在整个行业内严重短缺。这种短缺不是因为中国缺乏有爱心的人，而是因为能把爱心转化为高效系统的人太少。爱心可以靠教育和感召，但运营能力需要长期的训练、实践和试错。一个县委书记要管理几十万人口、数十亿财政、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发展目标，这种治理经验转化到公益领域，很可能产生出美好的火花，也值得被高薪对待。

新东方愿意以150万年薪聘请陈行甲，并同时承诺每年向其基金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释放了一个非常直白的市场信号：能把公益与品牌、内容、教育、文旅等生态连接起来的人，是稀缺资产。商业机构看中的，不是他的“道德光环”，而是他能把公益与商业、教育等领域进行系统整合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市场上是稀缺资产，而稀缺资产自然有市场定价。

因此，公众需要被更坦率地教育：高薪不是公益的敌人，低效才是公益的敌人。用爱发电听起来很美，但它不可持续；用专业主义吸引顶尖人才，才能让公益真正走向现代化、规模化、可复制化。当商业部门愿意出更高价格吸纳这类人才时，公益部门要么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要么接受人才持续流失的现实。这不是道德选择，而是市场规律。

默默无闻是财力允许的特权

李亚鹏口碑回暖的关键变量，恰恰是他“开始张口了”：用公开视频说明困境，用直播聚集关注，用叙事把分散的善意汇流成捐款与支持。这种做法在传统公益观念里很容易被解读为“不纯粹”——真正的慈善应该默默无闻，为什么要这么高调？

但这个问题本身就建立在一个虚假前提上：默默无闻从来不是道德选择，而是资源结构允许的特权。

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例。它的公开政策明确表示不接受未经邀请的资助申请，意味着它更倾向于主动选择议题与伙伴，用基金会体系来配置资源。这种模式的底气来自雄厚的本金和成熟的组织架构：项目不是“谁来求我我就给谁”，而是“我定义问题、我选择组合、我推动系统变革”。在这种结构下，基金会可以相对低调，因为它不依赖公众募捐，不需要通过传播来动员资源。

查克·费尼提供了另一种参照。他生前极其低调甚至匿名，坐经济舱、戴廉价手表、住普通公寓，留下诸多影响欧美富豪慈善观的金句：“裹尸布上没有口袋，天堂不需要金钱，我要不留下任何财富无牵无挂地去见上帝。”比尔·盖茨那句著名的“难道坐头等舱会比经济舱先到达目的地吗”，实际上正是受到费尼的影响。

但费尼的低调并不意味着他拒绝传播。恰恰相反，他的理念后来被反复讲述、广泛传播，成为推动“裸捐文化”和“生前慈善”的重要力量。这说明顶级慈善并不拒绝传播，它拒绝的是把传播当作自我消费；它愿意把传播当作“改变捐赠文化”的公共教育。费尼可以低调，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本金一次性投入；而他的理念被高调传播，是为了影响更多富豪改变财富观念。

回到李亚鹏，他的“宣传”更多是第三种：生存型、筹资型传播。当个人财力与项目长期成本严重不匹配时，个人品牌就必须成为“信用增信工具”和“资源汇聚节点”。嫣然天使儿童医院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一个慈善项目在缺乏足够本金支撑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机构化运营（医院、专业团队、长期成本）来实现持续服务，但财务模式没有建立起可持续的现金流。在这种结构下，要求李亚鹏“默默无闻”，等于要求他放弃融资能力——那不叫高尚，那叫让项目更早失血而亡。

所以，宣传与否、如何宣传，根本上取决于你的慈善资金从何而来，以及你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如果你像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样拥有巨额本金，可以选择主动配置资源而不依赖外部募捐，那么低调是可行的；如果你像费尼一样想通过个人实践改变整个捐赠文化，那么理念传播就是战略的一部分；如果你像李亚鹏一样需要持续动员社会资源来维持项目运转，那么个人品牌建设就是生存必需。

现代公益的评判标准应当升级：不是看你有没有“摆拍式传播”，而是看传播背后有没有“可验证的运营”。如果一个公益项目能公开讲清楚这些问题：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解决什么问题、成本结构如何、效果如何评估、纠纷如何处理、下一步怎么改——那么传播就是公益的基础设施，是透明度、问责制和公众参与的载体。反之，如果传播只剩情绪、只剩人设、只剩自我感动，而项目治理与财务纪律模糊不清，那么再低调也不值得被神圣化。

慈善的终极考验是系统能力

李亚鹏与陈行甲的故事，最终不是“谁更高尚”的道德竞赛，而是两种能力结构与资源结构的真实对照。一个提醒我们，当你没有足够本金，你就必须经营信任、经营注意力、经营参与感，把个人品牌变成撬动社会资源的杠杆。另一个提醒我们，当你想把公益做成长期事业，你就必须尊重专业、尊重人才价格、尊重组织规律，用系统能力而非个人魅力来支撑项目的可持续性。

所以，“做慈善要不要默默无闻”的答案可以更成熟一点：你可以低调，但你不能低效；你也可以高调，但你必须有硬核运营来托底。传播不是原罪，空心传播才是；高薪不是背叛，低效才是背叛；情怀不可或缺，但系统能力更加稀缺。

中国公益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专业化转型。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争议、碰撞和不适应。但如果我们能放下对“道德纯洁性”的执念，转而关注“运营有效性”“财务可持续性”和“人才竞争力”，我们或许能建立起一套更成熟的公益评价体系：不再简单地用“默默无闻”与“高调宣传”来划分高下，而是用“钱用得是否高效”“项目是否可持续”“受益者是否真正得到帮助”来衡量价值。

李亚鹏需要更专业的运营团队和更稳健的财务规划，让他的善意能真正沉淀为可持续的系统；陈行甲的离开则提醒整个公益界，必须建立起有竞争力的人才机制，否则最优秀的管理者会持续流向商业部门。而对公众来说，真正需要学习的是必须看清慈善是门“困难的有门槛的生意”，难就难在它要在道德审视、程序合规、效果评估的三重约束下，把善意变成可验证的社会价值——这需要的不仅是一颗好心，更需要一整套专业系统。

中国公益正站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过去，我们习惯用“奉献”和“清贫”来定义慈善的道德标准；今天，我们必须学会用“专业”和“效能”来衡量公益的真实价值。这不是价值观的倒退，而是对公益事业更深刻的尊重——因为真正的慈善，不是让善意停留在感动的层面，而是要让每一分钱、每一份努力都转化为可持续的社会改变。

慈善这门难做的“生意”中，高薪不是背叛，宣传不是原罪，低调不是美德。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或许就能对李亚鹏和陈行甲们，以及他们选择的道路，抱以更深刻的理解和建设性的支持。

（作者系北大汇丰商学院智库世界经济副研究员）

作者：朱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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