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即将了却一个心愿：在2024年上半年卸任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作为中国最早提倡和支持社会创新的非公募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的特质与创始人王平密不可分。王平长期关注和探索社会创新，信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认为为社会创造价值，应该是一切组织创设和存续的目的，还是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的方式。

　　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与王平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她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1971年，16岁初中毕业的她留在中学里做了七年的团委书记。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她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十年后，她到国外留学，并在90年代归国，从事金融投资。

　　经历了多个领域跨界的丰富历练，王平对社会发展的探究也越来越深入。看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让她持续对公平、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思考。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的发问常常萦绕在她脑海。而纵观整个社会，在人的幸福感、人与人的关系等方面的价值导向又让她不断叩问内心：这是我想要的社会吗？这种不可持续模式是中国要走的吗？

　　2006年，王平读了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书中的社会企业家概念及案例让她深受触动和启发。一年后，在多位企业家朋友的支持下，她发起成立了友成基金会。

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

　　《中国慈善家》：十七年前你发起成立了友成基金会，当时是基于什么思考？

　　王平：创立公益基金会，是我人生几十年来跨界经历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回望自己的一生，看起来有很多的选择和变化，但其实都在为这个选择做准备。

　　我的工作经历很丰富，时间上跨越了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以后以及实现小康社会，领域上则跨越了教育、政府、金融及公益，接受了系统的中西教育。今天看起来，最让我对自己感到满意的是，所有的上述选择，都是在时代的机遇中作出的。这些选择看起来跨度很大，但实际上都是为了寻找内心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社会曾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美好的社会？

　　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伴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来观察和体验社会的。例如在欧美那段时间，让我有机会了解到发达国家是怎么样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以及他们现在社会的状况和存在的社会问题。无论是日益加重的贫富不均还是对资源的过度攫取，都让我感觉到这不是一条可持续的途径。在金融领域工作时，现代金融体系单向度地将资本增值作为唯一目标，也让我对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异化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还有一个小故事，对我最终的选择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有一年，我到农村考察，打算做一些扶贫的事。但当地的村民看到我们就伸手要钱，还说有哪些大学已经给了他们多少钱。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在想，扶贫这样一件好事，是不是也有可能异化成一件不好的事情呢？

　　多年的思考和观察，我逐渐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其实是认知，不改变认知，解决的都是表象问题，而且还会在解决旧问题时产生新问题。

　　2006年，我读了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我意识到，社会企业家精神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倡导和发扬的思想观念，应该成为现代美好社会的引导力量。如果你看过我们基金会的英文名称，你就会理解基金会成立之初的发心，以及《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基金会的英文名称是China Social Entrepreneur Foundation，中国社会企业家基金会。在当时的中国，我们是头一家以社会企业家为名称的基金会。

　　到了2007年，我觉得所有条件都成熟了，于是在几个企业家朋友的帮助下，成立了基金会。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公益的缘起可能要归结到人生各个时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而成立基金会，说明我决定起而行之了。

　　《中国慈善家》：“人的改变是最大的公益”，这也是友成的价值观。如何理解？

　　王平：我认为公益组织的终极目标是关于人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17项指标也是关于人的，我们所憧憬的未来，美好社会的愿景使命价值观都是关于人的。人的社会性在于，当个人得到全面良好的发展，不仅能够实现自身价值，还能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应当作为公益项目的终极价值理念，这也是我创立基金会最初的发心。

　　当我们说，社会的改变必须通过人的改变才能实现，是基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所有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人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对客观世界而言人是主体，外部世界的存在和特性是通过人的感官和心智来感知和解释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在经济上虽然已经相对富裕的人，过得并不幸福，许多富裕国家的人都存在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的困扰。这足以说明，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如何影响个人价值观念并主导个人的行为选择，而个人的价值理念，又会进一步强化社会的价值观。所以，人的改变就是人的认知的改变，人的价值观的改变。认知影响行为，行为影响社会。

　　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并举的理念。所以，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也是针对很多公益组织在设计和实施公益项目上的过于“见物不见人”的倾向，仅仅满足于物资和钱财的施予。类似这样的扶贫和慈善捐赠，不但不能提升受助人的能力和调动他的潜力，相反还会给受助者长久的身心损害。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小故事。

　　我还认为，是否力图从根上来解决社会问题，也是区别传统慈善和现代公益的分界线。我理解，传统慈善主要是个人的施善行为，因此有“救急不救穷”的倾向，当然，这种利他行为也是值得称道的。而现代公益则是一种具有科学性和组织性的公共行为，其目的应该是系统和彻底地解决产生问题的根源。

　　例如，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对经济单向度发展的思考和批评由来已久，而由此产生的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针对这个顽劣问题，友成提出了社会价值创造的理念和思想，并且配套开发了社会价值评估“三A三力”标准，实现了从理念到方法的创新。

　　虽然这是一条充满了困难的路，但这却是我命中注定要去实践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路，让我充满了价值感。

　　《中国慈善家》：选择了公益这条道路，现在的状态是你当初所期待的样子吗？

　　王平：我觉得应该是超过了预期。当时我认为这个方向是我非做不可的一件事，越做越觉得非我莫属。我觉得自己想得最清楚的地方，就是友成的使命是非常清晰而独特的。我不太考虑它会做成什么样，一开始并没有想象要做多大，做多少资金、多少人，就是活在当下，迫切感觉需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从最开始要活下来，再慢慢地活好，修正使命，至于效果，它显示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就做我应该做的，从人到标准到平台到生态，这样的一个过程。

不做秀，找真问题

　　围绕社会创新和乡村振兴两大领域，王平希望通过基金会平台，研发、实验、倡导，发现和支持社会企业家，建立社会价值评估体系，打造社会创新生态，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她坚信人的全面发展是最大的公益，团队以此为导向设计和实施了多个公益项目。2015年，友成基金会第一个针对乡村女性的公益项目“让妈妈回家”启动，经过逐年迭代，2019年被升级为“香橙妈妈乡村女性经济赋能”项目。这个项目带来的变化从解放女性个体影响到家庭，进而影响社区治理。被帮扶的女性也从中获得了成就感和价值感。

　　时至今日，让王平欣慰的是，社会创新已不再是新鲜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她认为，要真正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深入实际调查，找到真问题，而不是做秀、为了创新而创新。

　　《中国慈善家》：你在选择公益领域和方向时，会有怎样的标准？

　　王平：我想借你这个问题，跟你分享一下友成最近十年一直在思考、探索、实验和推广的一个战略性项目：社会价值以及“三A三力”社会价值标准。

　　2013年底，友成提出了社会价值及社会价值投资的概念，并同步开发了“三A三力”社会价值评估标准。2016年，友成基金会联合50多家机构发起成立了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努力将社会价值及社会价值投资的理念和实践真正推向市场领域。2017年，社投盟推出了以“三A三力”为模型的中国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报告及义利99指数。2020年，博时基金推出了中国第一只基于这个指数和榜单的可持续发展100-ETF指数基金，社会价值投资走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其中最关键的创新，就是“三A三力”社会价值评估标准。我们开发的“三A三力” 开创性地从Aim(社会目标驱动力)、Approach(解决方案创新力)和Action(行动效果转化力)三个环节，来分析一个组织的社会价值创造能力，并且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部分，来综合评估这个组织所创造社会价值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

　　“三A三力”评估的是价值观，是一个组织的初心和组织行为的一致性，是一个终极目标管理工具。友成在选择项目时，用的正是“三A三力”的逻辑和框架。

　　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目前这个框架已经是公益项目评估的团体标准，被广泛应用在多个场景，包括中国上市公司的社会价值评估，公益项目的公信力评估，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社会价值评估，以及优秀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的发现，等等。

　　《中国慈善家》：“香橙妈妈”项目是一个为乡村女性赋能的项目，为什么会选择做这样的项目？

　　王平：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那些介绍“香橙妈妈”项目和其中个案的视频。那些背着孩子，在田间地头忙碌的留守妇女们，尽管每天辛勤劳动，照顾一家老小，但每次花钱时，却都像乞讨一样，向家中的男人伸手要钱。然而，自从参加了“香橙妈妈”项目后，在不耽误照顾家庭和农作的基础上，她们不仅自己增加了收入、更带动身边的人的生活改善，她们的眼睛里有了希望的光芒，脸上有了自信的笑容，家庭关系更融洽了，人更有活力了。

　　“香橙妈妈”项目的背后是无数个乡村女性关于改变、关于希望、关于无限可能的真实故事。在我们的国家，乡村农业社区和家庭生活的核心由近2.5亿乡村留守女性构成。这些留守乡村的母亲们、姐妹们、妻子们和女儿们，面临着教育程度低、收入低、自信心缺乏、家庭地位不高、缺乏非农就业和创业机会等问题和挑战。但她们是乡村家庭和社区的基础，也应该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

　　九年前，“香橙妈妈”项目是在沃尔玛基金会的合作下，我们共同探索如何让乡村女性在电商行业的崛起中掌握关键技能中应运而生的。团队深入的调研揭示了一个重要发现：乡村女性对电商领域的渴望远超我们的预期，试点项目半年后，数据显示，90%坚持参与电商的受益人为女性，即使收入微薄，她们也乐于坚持。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尤其是那些背着孩子来学习的妇女，她们想要超越家庭角色，寻求社会价值的强烈愿望，让我们对这个群体充满了敬意，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赋能的项目，更是一次综合社会创新的机会。

　　随着实践的深入，我们的视野也逐渐扩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我们发现，特别是年纪较大的女性，她们虽不擅长电商等现代商业操作，但在手工艺等传统技能上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香橙妈妈”项目开始探索如何结合非遗文化，为这些女性开辟新的增收之路。

　　我们还意识到，通过集结各方力量，可以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项目的成功，得益于每一位参与者的贡献和每一份支持的力量。香橙妈妈至今已经得到了沃尔玛、摩根大通、星巴克、埃森哲、UPS、中国中远等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参与和捐助。项目在中国21个省份的174个市县中，直接帮助了20000名乡村女性。这些乡村女性通过参与我们的项目，65%以上的人每月持续增收800元以上。这不仅显著提升了她们个人的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对家庭及社区产生了深远的正面影响。这个过程中，乡村女性展现出的力量和潜力令人震惊。她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还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成为了乡村振兴与社区发展的重要推手。有些成了村妇联主席，有些成为了带头人，有的甚至创建了公益组织，致力于改善留守儿童和老人的生活条件。她们的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力，是我们当初做这个项目时都没有想到的，更是让我们感到欣喜和鼓舞的。

“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

　　王平告诉记者，自己对性别意识非常淡薄。身为北京人，在她的成长环境中，并没有直接感受到性别不平等。但不是每个女性都像她这么幸运。在开展公益工作的过程中，王平看到和感受到了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这种不平等限制了女性的潜能和发展机会。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公平正义，永续发展。”这是王平心中的理想社会。

　　《中国慈善家》：性别平等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仅靠几家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难以解决，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王平：性别平等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它涉及社会的多个层面，包括法律、经济、文化等。单个公益组织或项目虽然在推动性别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实现根本性的改变，确实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妇女儿童发展纲要》中列出了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教育、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社会保障、妇女与家庭建设、妇女与环境、妇女与法律八个优先发展领域，由此可见乡村女性在这八个方面都有需求。这些需求不是一家基金会可以实现的，需要不同的公益组织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中去解决不同的问题。

　　“香橙妈妈”项目主要聚焦经济赋能议题，因为在大量的调研和实践中，乡村女性提出最多的需求是告别“手心朝上”的现状。我们发现有了经济收入后，她们的视野也变得开阔，人变得更加自信，开始关注自身价值的实现，关注健康、亲子教育、人际沟通等。

　　有了经济收入后，家庭地位显著提升，她们的话语权也越来越重。有些女性带领着村民致富，成为了领导者也开始参与了乡村治理。我们希望经济赋能可以作为一个解决性别平等问题的支点，撬动更多女性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友成基金会从2023年开始推动“乡村女性经济赋能”议题的共建行动。

　　我很高兴看到，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基金会、NGO组织开始关注这个议题，我们也在联合盖茨基金会、蚂蚁公益基金会等机构，从议题研究，企业动员，议题推动到行业推广，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这个议题。也愿意向有需要的机构复制“香橙妈妈”的项目模式与实施工具包。同时我们也计划将“乡村女性经济赋能”这个议题推向国际，通过“香橙妈妈”讲述中国公益组织在性别平等领域的创新实践，展示中国在性别平等领域的成果。

　　《中国慈善家》：女儿对于你做的公益怎么看？公益会不会成为家庭教育的一部分？

　　王平：实际上，我创立基金会的初衷之一就是想为女儿树立一个积极的榜样。2006年，当我和她讨论正在筹备成立公益基金会的时候，她在纽约大学文理学院学习城市规划设计。那时，她正在思考自己的职业路径和未来方向，选择了纽约大学首次开办的社会企业家课程，并参与了《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作者戴维·伯恩斯坦的团队，进行了许多一线社会企业家的案例访谈，也将TEDx活动首次引入中国举办。正是在她的介绍和推动下，我开始关注社会企业家这个群体，并且和她一起商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对外的英文名字就叫中国社会企业家基金会，战略定位就是通过社会创新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更公平、更有效率和更可持续发展的第三方力量。

　　所以女儿是参与了基金会的初创设计的。在友成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她利用暑假参与了抗震救灾，搭建社会资源协调平台的工作，2009年毕业回来在基金会创立了社会创新中心，在上海成功举办的新公益嘉年华，激发了更多年轻人的公益热情，走向社会创新的舞台。

　　后来我女儿暂时离开了基金会的岗位，专注于家庭和个人修行，并从事佛教的翻译工作。去年她又开始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读非营利组织领导力与管理的研究生，同时开始投入基金会的国际化发展和机构内社会创新中心平台的建设。她愿意继续践行我们当初的理想，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以新生代的身份投入公益事业，这是我最为欣慰的。

　　代际传承是每一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的挑战，特别是在如今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价值观在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文化以及理想与现实的交汇点上经历着冲击。能否顺利地解决代际传承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能否成功转型，实现伟大复兴。

　　我的信心来自于女儿以及身边的年轻一代。他们展现出的价值观和对公益事业的热情让我深信，无论是八零后的我的女儿，还是九零后、零零后的年轻人，他们的视野更开阔，思维更自由，将会为友成基金会乃至整个社会带来新的活力和创新。

　　随着友成基金会即将迎来换届，我将卸任理事长职务，让位给新生代的领导者。我对女儿和所有年轻的社会创新者充满信心，相信他们能够继续推进基金会的事业，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慈善家》：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你如何理解女权？

　　王平：女权对我而言，是关于认识并推动消除这些不平等和障碍的过程。它关乎所有女性，无论她们来自哪里，她们的背景或她们的梦想是什么，要给她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尊重。性别平等涉及基本的人权和社会公正问题。

　　关于“女权主义”，一般来说谈价值观可以，谈主义就要格外小心了。我认为自己是男女平权的支持者。毫无疑问，我的目标之一，是为所有女性创造更加平等和公正的机会，使她的尊严和平等得到保证，进而再发挥女性潜力。

　　还是以“香橙妈妈”为例，她们的改变是基于先有经济独立，然后见了世面，再去参与了管理，她去跟社会交往了，她内在的潜力就被激发出来。不光是女性，任何一个人要有这种状态才是真正的得到解放，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我们公益的目标。

　　如果女性已经落后于平均水平，女性就应该是我们关注和支持的重点，而不因为她是女性。我为什么不用女权主义，因为我本身追求的是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这种公平正义的前提就是人人都平等。

　　我不由想到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那段话：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她就再也不会被迫待在目前。

　　开放未来，不仅为女性，更是为所有人。愿这个世界中，每個人无论起点如何，都能通过创造社会价值同时实现自我价值。

　　作者：万小军

　　图片：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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