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建校120周年之际，复旦大学设立新文科发展基金，助力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创新。校方表示，该基金将实行开放管理，汇聚更多社会资源，为复旦新文科的发展集聚动力。首期筹措的1亿元资金，由1984级新闻系两位校友，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曹国伟，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长田联合捐赠。

　　在当下高校捐赠主要集中在理学、工学、医学等领域的背景下，这笔专门用于支持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发展的捐赠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体现了校友对母校人文传统的珍视，更彰显了社会各界对人文社会科学价值的重新认识，显得弥足珍贵。

　为什么捐赠也偏科

　　近几年来，社会力量对于基础科学和前沿科学的捐赠屡见不鲜。腾讯、小米等科技企业，已经通过设立专门基金会或发起项目的方式，常态化支持了多个高校的战略性与前瞻性研究项目，特别是基础研究类项目。一些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亿元级以上高校捐赠，也是大多指向医学、计算机、人工智能、能源等方面研究。这一态势不仅反映了校友等社会力量对高校科技创新的青睐，也凸显了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进程中相关产业对高端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但在人文社科领域，像复旦这种亿元量级的体系化、规模化的捐赠支持项目极为罕见。

　　事实上，纵观全球高等教育公益慈善版图，这种捐赠过程中的"重理轻文"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海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大抵如此。除了学生的奖助学金项目之外，医学类(特别是癌症方面的研究)、体育类、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计算机、人工智能方面的学科或科研领域，是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获得大额资助的主要方向，医学院、工程学院和理学院往往是募捐大户。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捐赠，同样呈现出明显的学科偏向性特征。

　　与学科自身发展的不均衡特征一样，高校捐赠领域的“偏科”，也有着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动因。近年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的理工科毕业生薪资优势明显，创业比例也相对较高，校友当中高净值人群规模较大，捐赠能力更强，这种经济势差直接转化为校友捐赠能力的剪刀差。这些理工科背景的潜在捐赠人，往往更愿意面向那些自己更为熟悉，且可能与自身企业存在千丝万缕关系的高校理工科项目捐赠。

　　再者，从支出特点来看，文科支出规模主要以人力资本支出为主，支出总量整体不高，除非是集束式资助项目或是交叉学科项目，捐赠者可能天然地认为“文科不需要那么多钱”。

　　此外，理工类学科、医学学科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更直观的经济效益和产业转化价值，容易获得企业青睐，同时，捐赠能力较强的科技企业通过捐赠大学的相关学科，以获取人才和技术合作机会。相比之下，企业对文科研究的成果依赖度不高。这些原因都导致针对文科的捐赠意愿较低。

　　高校理工科获得捐赠较多，也是近年来国家在战略层面鼓励与引导的结果。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各国都将科技创新视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加强基础研究也成为了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因此，社会资金纷纷投向高校等科研机构，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

　　为什么说文科捐赠值得鼓励？

　　在国家鼓励与高校引导之下，理工科捐赠与文科捐赠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这也符合大部分超高净值人群自身的旨趣和预期，是社会价值观、经济结构和科研生态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印证了社会上固有的“文科无用论”，毕竟用“捐赠”投票是捐赠人的天然权利。

　　然而，在培养人的思辨能力、创新精神方面，在培养人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深度思考方面，文科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力量。在塑造社会价值观、推动文化与文明创新等方面，文科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如此次复旦的两位捐赠人所言，复旦不仅赐予他们学识，更塑造了开放的思维方式和高远的价值观念；学校所赋予的人文素养、批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是他们人生和事业的灯塔。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做出部署，其中特别提出要“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从捐赠角度来看，深化对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其重要意义、内在机理的战略性认识，积极引导更多的捐赠人关注文科项目、交叉项目，对于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进一步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纵观全球，在理工科捐赠一枝独秀的情况下，也偶有一些标志性的文科捐赠项目会让人眼前一亮。今年2月，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向加州艺术学院捐赠2250万美元，为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提供1:1配捐支持，帮助加州艺术学院达成了4500万美元的筹款目标。在该笔捐赠支持下，在2024年宣布遭遇严峻财务危机的加州艺术学院，得以平稳度过2025财年，并获得足够的时间来提升教学质量，以增强招生竞争力。对于这笔面向文科的捐赠，理工科出身的黄仁勋解释说，加州艺术学院所处的湾区因卓越的创造力而广受世界认可，而艺术和设计正是进一步激发创新的动力源泉。

　　在加拿大，今年1月，阿尔伯塔法律基金会向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捐赠2680万加元，在社会工作学院与法学院设立两个教席，分别聚焦法律+家庭、心理健康+社会支持的跨学科研究，降低离婚、家庭暴力等家庭法律案件对儿童的影响。

　　国内也有文科捐赠的典型案例。2024年12月，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2500万元，该款项将用于支持北京大学开展《儒藏》编纂与研究工作，并通过“识典古籍”智能整理平台支持开展《儒藏》数字化工程。此次捐赠也是国内社会力量支持古籍保护与传承的标志性案例之一，能够在古籍的修复、数字化和活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在更早之前的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校友裘国根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2亿元，设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投资教育基金”，用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创办、建设及学校相关重点工作。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已经稳居中国一线智库行列。

　　不光是为了学科均衡

　　鼓励高校积极开展文科募捐，倡导社会力量关注高校文科体系，并不是盲目地走所谓的中间路线，简单地搞捐赠“再平衡”，而是致力于实现跨学科协作和交叉融合，更多地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本元素，通过人文视角提升其他学科领域的工具理性。

　　总体来看，捐赠哪个高校，用于什么项目，本质上是由捐赠人自身决定的。高校方面能做的主要是捐赠倡导和文科项目的包装与凝练。当然，这也会给高校筹资团队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对项目本身进行更为科学化、专业化的系统设计，强化学校方面与捐赠人的协同共创和充分沟通，打造更多影响“看得见”的文科项目，倡导和鼓励更多的捐赠人面向高校文科捐赠，面向融入文科的融合性、交叉性发展项目捐赠。

　　从筹资策略角度来看，美国大学往往会将多个包括文科在内的募捐项目整合为战略性筹资项目，致力于打造能够获得更大体量捐赠资金，产生更大社会影响的捐赠产品。

　　从类型来看，目前高校筹募的捐赠资金主要包括学生奖助发展类、基础设施发展类、学科建设类等，这也与人才培养、国际交流合作、科研创新、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五大高校职能相互关联。不论是以何种学科为优势学科的高校，都可以围绕自身职能，或是通过嵌入文科，或是通过文理融合的方式，利用捐赠资金提升高校自身的学科均衡度。复旦大学此次获得的大额文科捐赠，也正处在复旦自身学科改革调整的当口。校方表示，将以此次捐赠为契机，推动学科交叉与融合创新，加快向创新型大学转型升级。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要健全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近年来，我国高校日益重视多元化筹资，多措并举募集捐赠资金支持自身发展。在全球知识体系重构的今天，在持续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进程中，如何构建更加均衡的、更具有文理交融特质的学科支持体系，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面向未来，捐赠资金能够作为更具战略性的长期发展资源，在推动文科科研经费保障渠道多元化，进一步完善高校文科投入机制，引导文科实现更好更快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文科捐赠的倡导，不仅关乎学科平衡，更关乎一个国家思想深度与文化高度的塑造，最终将影响民族精神基因的传承与创新。高校、企业、校友和社会公众应共同努力，打破“重理轻文”的思维定式，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创新捐赠方式、提升社会认知等途径，探索适合文科特点的捐赠模式，为人文社科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过程中贡献更多文科智慧、文科方案。

　　(作者系华北电力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杨维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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