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的玛丽安娜·尼兰戈拉玛(Marianna Nyirantgorama，右) 在一场教堂的屠杀中幸存下来，她和同样幸存下来的姐姐逃往比塞塞罗山，图西人在那里组织反抗胡图族的屠杀。60岁的马克·尼扬德克韦(Marc Nyandekwe，左)是尼兰戈拉玛的近邻，杀死了她的一个姐姐并洗劫了他们的家。他还参与了在比塞塞罗山上追捕图西人的行动。2018年，尼兰戈拉玛被邀请接受社会治疗，尼扬德克韦也在同一个小组。在治疗过程中，她选择了原谅他。

　　4月是卢旺达的雨季，这个时节基布耶的山区总被迷雾笼罩，天亮得很晚。年轻的玛丽安娜·尼兰戈拉玛(Marianna Nyirantgorama)对这片恒常不断的灰暗已然习惯。附近很多胡图族人参与了联攻派的民兵训练，他们互相加油打气。胡图族邻居在背后冲着她喊：“这些图西人，都是该死的人！”声音在山谷中回荡，不停重复。

创伤与破碎

　　卢旺达位于非洲中部，因起伏的丘陵地貌被称为“千丘之国”。胡图族与图西族是卢旺达社会中的两个不同群体，比邻而居，互相通婚，互有杀戮。他们的外在特征略有差异，社会地位也不同。胡图人身材矮小，却很健壮，宽鼻梁，厚嘴唇，在卢旺达人口中占大多数，从事农业；图西人高且瘦，比例匀称，鼻子狭长，薄唇，是养牛人。

　　殖民时期，欧洲的殖民者认为图西人外貌与欧洲人更为接近，赋予其更多权力，胡图族则因大多数人是农民，被贴上了“低等”的标签。这种基于种族的社会不平等，使胡图人长久以来受到压制而受伤的情感逐渐演变为群体的愤恨，也在和平年代的卢旺达社会埋下一颗“炸弹”。

　　卢旺达西部省鲁巴武地区种族灭绝幸存者——39 岁的恩达吉吉马纳 (Ndagijimana，左)和他的胡图族妻子——41岁的贝莎·穆坎达亚姆杰(Beatha Mukandayambaje，右)。1994年种族灭绝期间，9岁的恩达吉吉马纳和他的父亲一起出逃，他的胡图族母亲则留在家中。逃亡路上，父亲在他眼前被斩首。而身为胡图族的贝莎同样命运多舛，贝莎的大部分家人命丧于1994-1996年期间的刚果(当时为扎伊尔共和国)难民营中。恩达吉吉马纳和贝莎身处不同族群，但命运同样悲苦，他们于2009年结婚。

　　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胡图族夺得政权，激进派开始对图西族展开报复，杀戮此起彼伏，人们在仇恨漩涡中越陷越深。1994年4月6日晚上，卢旺达共和国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专机在首都基加利的机场上空遇袭，总统身亡，这就引爆了那颗埋藏已久的“炸弹”。千丘自由广播电视台怂恿胡图人大开杀戒，“为我们遇难的总统报仇”，在接下来的数小时，怂恿变成了呼吁，“有些敌人还活着，去把他们彻底干掉”“墓穴还未填满，谁来搭把手？”人们被煽动得很疯狂，将长期积累的仇恨付诸暴力。一场有预谋、有组织针对图西族和温和派胡图族的屠杀从首都基加利爆发。

　　山顶的迷雾散尽，屠刀在晨曦中闪着寒光，胡图族士兵、民兵和被煽动的农民开始在山岗上屠杀图西人。玛丽安娜一家仓皇逃入最近的教堂，这是卢旺达人的习惯，当发生暴力时，人们就去教堂避难。仅仅两天的宁静后，警察和士兵就在教堂外巡查监视，宣称里面的所有人都会被杀死。不久，联攻派的民兵就踏着歌声来了。他们放声吼叫，开怀大笑，抡起屠刀，尽情挥舞。随着不断有人死去，人们不再抵抗。

　　玛丽安娜躲在成堆的尸体下而得以幸存，在杀手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离开后，她从满地的尸体中挣扎起来逃了出去。在沼泽地里，她遇到了一群逃亡者，他们在那里躲避了一个月，每当听到胡图族民兵靠近，他们就悄悄四散开来，藏身在泥浆中。晚上，杀手收工离开，活着的人就从沼泽中出来在废弃的房屋间游荡，在田地里找点吃的。幸存的人继续踏上逃亡之路，彼此熟悉的人组成一个队伍，但是如果死的人太多了，就不得不加入新的队伍。

　　塞莱斯汀·卡伊朱卡 (Celestin Kayijuka，左)已经70岁了，他的亲人大都在种族灭绝期间被杀害。卡伊朱卡幸存了下来，但是他的脸上、背部、脖子和脚上伤痕累累，腿部也留有残疾。让·玛丽·穆基恩瓦里(Jean Marie Mukyenrwari，右)是杀死卡伊朱卡父亲的凶手，他在监狱被羁押了10年。2003年他在盖卡卡法庭上，向社区坦承了他的罪行。此后，社会治疗将他们再次聚在一起，穆基恩瓦里在卡伊朱卡面前跪下，并向卡伊朱卡和他的两个兄弟道歉。“现在我们可以在聚会上一起跳舞”，穆基恩瓦里说。

　　所有的图西人都遭受着同样的命运，人们不再担心自己什么时候死，但是忧心自己会被如何袭击、痛苦要持续多久。力量弱小的妇女带着孩子投湖自杀了，对屠刀的恐惧让她们选择自我了结。

　　1994年4月到7月的短短3个月间，80万图西人被杀，加上胡图人的死亡人数，卢旺达失去了全国人口的1/8。而大多数的胡图人都干过杀手的工作。暴力、恐惧与仇恨使卢旺达社会深陷在创伤与破碎之中。

惩罚与和解

　　大屠杀结束后，满目疮痍、尸横遍野，一些村庄中的孩子甚至拿着骷髅头当成球玩耍。人们在精神上深受折磨，那些大屠杀中活下来的图西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他们一无所有，到处游荡如同孤魂野鬼。那些参与杀戮的胡图族也不敢相信自己曾经屠杀了那么多的图西人。他们怕遭到报复和即将降临的惩罚，惶惶不可终日。此时的卢旺达已经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人们如同行尸走肉。

　　卢旺达需要重新开始。

　　在新政府的引领下，卢旺达开始了恢复正义、惩治罪行、实现和解、寻求发展的社会整合进程。

　　1994年4月7日，穆卡马津帕卡(Mukamazinpaka，左) 只有6岁，她和兄弟姐妹们躲在祖母家。大屠杀的第一天，包括约翰·巴普蒂斯特·西博马纳(Jean Baptiste Sibomana，右)在内的一群胡图族人来了，他们纵火焚烧房屋。除了她，另外八个兄弟姐妹都没能幸存。后来，她的父母也被杀了。西博马纳在监狱服刑 12 年。多年前他们参加了同一个治疗小组后达成了和解。

　　在大屠杀结束后的几年中，卢旺达的监狱里人满为患。2000年，全国19个监狱中有12万名大屠杀嫌疑犯，为了处置数量如此之巨的嫌疑者，卢旺达与联合国共同建立了三个层级的司法追责体系。

　　1995年，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R) 成立， 用以起诉1994年在卢旺达及其邻国境内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责任人。从1997年到2012年间，有93人被以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起诉。

　　卢旺达国内法庭负责起诉被指控策划种族灭绝或犯有其他严重暴行的嫌疑犯。由于司法系统在大屠杀中遭到破坏，按当时的速度， 如果监狱中的所有嫌疑人完成审判，尚需100年。可无论是沉浸在悲伤中的大屠杀幸存者，还是嫌疑者，都期待尽快恢复大屠杀后的社会公正。

　　为了弥补法庭资源的不足，卢旺达政府转而求助传统的司法体系——盖卡卡法庭(Gacaca court)。盖卡卡源于卢旺达语，意为“草地上的司法公正”。村民们聚集在草地上，解决各家庭间在人际、土地和牧场等方面的矛盾，村民们推举有声望的贤达人士主持，全体村民参与，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最终目的是达成整个群体内部的和解。

　　新的盖卡卡法庭结构，呼应的正是传统社区法庭的理念。人民投票选举社区成员为法官，法官听取各方的陈述、证词，并公开讨论，最后由与被告同社区居民组成的陪审团来判决。值得一提的是，盖卡卡法庭的判决不只有监禁，还有更多的修复和补偿，比如，有的人被判的社区劳动就是帮助受害者修理房屋。

　　2003年，埃瓦利斯特·塞比卡里(Evaliste Sebikari)在盖卡卡法庭上认罪。他曾跟随难民大军逃入刚果，1996年，难民营解散后，塞比卡里回到卢旺达，作为犯罪嫌疑人被送入监狱，6年后他走上了盖卡卡法庭。

　　在法庭上，塞比卡里回忆起大屠杀的第一天，镇议员在集会上宣布，要无一例外地屠杀所有图西人。起初，镇长、副区长和议员们负责协调所有事情，他们身边还有军人和退休的警察。后来塞比卡里成为了当地人的头儿。在一次行动中，他放过了13岁的图西女孩维内兰德·穆坎戈加(Venerande Mukangoga)，但把她两个弟弟活活扔进了坟墓，其中一个还是个婴孩，仓促间挖掘的坟墓太浅，为了怕他们爬出来，他只能杀了他们。

　　1994年，维内兰德·穆坎戈加 (Venerande Mukangoga，左)13 岁，胡图人杀了她的母亲、父亲和四个年长的兄弟姐妹。穆坎戈加带着两个最小的弟弟逃走了，但途中他们被一群人发现，其中包括她的邻居埃瓦利斯特·塞比卡里 (Evaliste Sebikari，右)。他们放了她一命，但杀死了两个男孩。

　　2003年，塞比卡里在盖卡卡法庭上认罪，并告诉了在哪里可以找到被害者的尸体。他被判处10年社区工作。2015年，他加入了一个社会治疗小组，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和解以及如何请求宽恕，这是他在监狱里就想做的事情。2019年，他终于得到了穆坎戈加的原谅。“穆坎戈加现在像是我的家庭成员，我们互相拜访、参加对方的聚会。当她生病时，我会帮助她，我的孩子们也会给她挑水和劈柴。”塞比卡里说。

　　作为领导人，塞比卡里要在人群中树立形象。“在杀人这件事儿上，所有人都要带刀到场，参与其中，无论如何也都得完成拿得出手的工作量。”在盖卡卡的法庭上，他将过往全部坦白，并向受害者的家属交代丢弃尸骨之地。最终，他被判处10年社区工作。

　　2002到2012年间，盖卡卡法庭审判了1958634起案件。尽管这一机制在司法公正上受到一定质疑，但它对促进民族和解的贡献不容忽视。数以万计的加害者在认罪后重返家园，而许多幸存者也因能够亲耳听到加害者的道歉而逐渐放下仇恨。这种社区司法的尝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幸存者的怨愤，也为加害者重建社区关系提供了平台。

疗愈和释放

　　历史上每一场种族灭绝最终都会结束。幸存者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加害者们要么承担后果，要么逍遥法外。曾有幸存者说，他们不得不和曾经的凶手们在一片土地上共处，每天过得如履薄冰，恐惧和愤怒让彼此选择忽视或回避。

　　40岁的埃利·兹马尼扎巴约(Elie Zmanizabayo)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全部亲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沉浸在复仇的情绪中，他觉得所有胡图人，甚至他们的孩子都必须付出代价。59岁的莱蒂西亚·乌瓦玛丽亚(Letitia Uwamariya)几乎不敢出门，当年的邻居杀死了她的六个孩子，而她现在不得不和凶手的家人生活在一个村子里。

　　70岁的韦达斯特·马库姆(Vedaste Makumu，左)是卢旺达西部卡隆吉地区的幸存者。马库姆在种族大屠杀中失去了他的妻子、六个孩子、父母和其他所有的亲人。2020年，他参加了社会治疗小组，小组中的其他十几个人都是曾经的施暴者，其中就有德弗诺·穆格瓦内扎( ldephonoe Mugwaneza，右)， 穆格瓦内扎在1996 年至 2020 年期间被监禁。在集体治疗期间，穆格瓦内扎承认参与了破坏马库姆的房屋并向他道歉，马库姆说原谅他。

　　许多加害者在出狱后重返社会，开始生活又谈何容易。56岁的让·克洛德(Jean Claude)回到家乡却认不出自己的村庄；塞比卡里在狱中表现良好提前获得释放，而他的四个孩子在他入狱期间全部意外死去，这让他难以释怀。

　　2005年，一位荷兰社会治疗师与卢旺达的圣公会合作开发了一种治疗方法——Mvura Nkuvure，意为“我治疗你，你治疗我”。治疗小组将来自同一社区的10至15人组织到一起，其中有幸存者，也有加害者，由两名治疗师主持。每个小组每周聚会三小时，历经15周。前三次，大家会把重点放在安全问题上。培训师兼研究员埃马纽埃尔·萨拉布韦(Emmanuel Sarabwe)说，“想象一下，和杀害你兄弟姐妹的人或他的家人围坐在一起，是多么如芒在背。”

　　为了保持轻松的气氛，大家经常会跳舞、唱歌和玩游戏。慢慢地，一种集体的感觉开始出现。组员分享彼此的经历、想法、情绪和感受，讨论信任、关怀和尊重的重要性。

　　你信任谁？是什么激发了信任？你什么时候感到快乐？什么时候得到过支持？这个过程中会经历安全感的建立、信任的培养、关怀的传递、新生活方向的探索以及成员关系的处理等阶段。这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疗法，最初目标并不是宽恕，而是让人们学会如何坚强而有尊严地应对创伤，但最终的结果往往会有一部分人达成彼此的和解。

　　1994年，维维安·穆坎齐(Viviane Mukanzi，左)才12 岁，她有两个姐妹和两个兄弟。4月的一个晚上，一大群人闯入家中杀了她的母亲。这群人中就包括他们的近邻文森特·乌里穆本希(Vincent Urimubenshi，右)。不久，她的父亲也被杀了。接下来的几天，她看到她的弟弟们是如何被曾经的熟人用砍刀、棍棒和锤子扑杀而死。她说：“当时我还太小，无法理解，好像做了一场梦。我不再关心自己是死是活，唯有深深的绝望。我害怕那些凶手，尽管他们已经被捕了，可我会遇到他们的孩子，我害怕他们也会杀了我，那些杀戮的画面会在我的脑海中回放。”为了克服内心的恐惧，她选择接受了社会治疗，小组中包括曾经的施暴者——乌里穆本希。在一次治疗中，乌里穆本希承认自己杀死了她的母亲，并请求她的原谅。“我告诉他，‘让我考虑一下。’我和我的姐妹们商量，经过了一年多时间，我们决定原谅他，乌里穆本希带着他的家人找到我们，在所有人面前，他再次请求我们原谅他。”

　　萨拉布韦说，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都可能成为火花，成就团体中的亲密关系和治疗性的接触。如果加害者表现出真正的悔意，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给他人造成的痛苦，那么就会对治疗产生很积极的作用。成员们认真地倾听，陷入沉思。有一句话反复出现在治疗过程中，“他们(加害者)也很痛苦”。

　　这样的治疗方式让许多痛苦与仇恨得以释放，也让卢旺达的族群和解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课程结束后，有大半的小组成员会继续组织聚会。

　　70岁的利伯拉塔·尼拉桑瓦(Liberatha Nyirasangwa)说：“种族屠杀发生后，一些胡图人前来道歉，我没有想过再和那些人说一句话，原谅是不可能的。”她的家乡卡隆吉是卢旺达图西族受害者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绝大多数的图西人都被杀害了，包括她的大部分家人。在参加过社区治疗后，她被仇恨煎熬封锁的内心终于感到了一丝欣慰。

　　70岁的利伯拉塔·尼拉桑瓦(Liberatha Nyirasangwa，右)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她有3个孩子在种族灭绝期间被杀害。后来，她被说服加入社会治疗小组。78岁的阿尔方斯·兰耶梅拉 (Alphonse Ranyemera，左)是与她同一个治疗小组的成员，也是参与杀害她孩子们的凶手。在治疗中，兰耶梅拉向尼拉桑瓦道歉并请求原谅。

　　埃热吉尔·尼伊比齐(Ezechiel Niyibizi)在监狱服刑10年，2014年他参加社区治疗，在小组治疗中他向被他伤害过的邻居罗斯·穆卡鲁萨加拉(Rose Mukarusagara)道歉并得到了原谅。同样参加过治疗的埃利则谈到了“解放”，他说自己不再执着于复仇，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干。对大屠杀中失去了全部孩子的莱蒂西亚来说，治疗是她“需要的东西，让她重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不再孤立无援”。

　　这个方法最初的规模并不大，但是治疗效果显著。2014年开始，扩展到了全国范围，如今已有6.4万名卢旺达人完成了这项治疗。

　　罗斯·穆卡鲁萨加拉(Rose Mukarusagara，右)和埃泽希尔·尼伊比兹( Ezechiel Niyibizi，左)。1994年4月10日，罗斯带着5个月大的婴儿和丈夫的妹妹坐在一块岩石上，一群男人走近，开枪打死了婴儿，丈夫的妹妹也被砍刀杀死，罗斯的左腿中枪，右臂也被砍刀重伤。加害者中有她的两个邻居，其中包括尼伊比兹。2014 年，她决定参加社区社会治疗，希望至少能减轻身心的痛苦，同在治疗中的尼伊比兹向她道歉。

宽恕与铭记

　　摄影师简·班宁在大屠杀过去30年后走入卢旺达，深入到那些公路无法达到的长青山脉中，他想找到那些互相敌对的图西人和胡图人，在漫长的时间里经历审判、疗愈、妥协、接纳的人们，用镜头为他们记录彼此并肩的时刻。

　　那些被邀请拍摄的人，有的欣然应允，有的未明其意。虽然伤痕仍在，但社会的整体氛围已经发生了改变，人们选择了适度的遗忘，胡图人交流起来比较和气，图西人也表现得通融，命运开始了新的旅程。

　　卢旺达的故事，是人类在深渊中迷失与觉醒的见证，也是关于记忆与宽恕、复仇与和解的深刻反思。灾难的余烬中，卢旺达人以理性和感性之力重建家园，将撕裂的国家重新编织成一个共同体。它告诉人们，在最深重创伤与仇恨中，宽恕和重建依然可能。

　　59岁莱蒂蒂亚·乌瓦马里亚 (Letitia Uwamariya，左)是图西族，64岁的简·博斯科·恩基津基科 (Jean Bosco Nkizinkiko，右)是胡图族， 他们都来自卢旺达西部省鲁巴武地区。大屠杀期间，恩基津基科进入乌瓦马里亚家中时发现了她。乌瓦马里亚当时以为自己会被杀死，但恩基津基科放过了她。大屠杀结束后，恩基津基科因为参与了屠杀在监狱服刑9年，并接受两年的强制性社区服务。

　　卢旺达政府自1999年起推行“只有卢旺达人，没有胡图与图西”的国家身份政策，尽管这一政策并未完全消除社会中的隔阂，但它为受害者和加害者提供了共同的身份认同，鼓励民众将关注点放在共同的未来，而非过去的仇恨。正如一位接受心理治疗的幸存者所说，“我从未想过我还能把刽子手视为同胞，但当我们不再被‘胡图’或‘图西’的身份标签束缚时，未来似乎有了希望”。年轻一些的人则在新的身份中更能自洽。一名出生于2000年的学生说：“我不关心我的祖父是图西族还是胡图族，我是卢旺达人，这就足够了。”

　　现在的卢旺达已成为非洲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有着壮丽的丘陵与山谷、清洁繁荣的城市，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社会结构逐步改善，这一切与30年前的人间炼狱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过去的伤痛依然被铭记。基加利的种族屠杀纪念馆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和本地学生，展示屠杀的历史和幸存者的经历，这段历史也是全人类的镜鉴——如何避免仇恨、如何在创伤中重生，以及如何在人性最脆弱的时刻重新寻找共存的意义。学校则教育和帮助年轻一代理解历史，避免仇恨代际传递，使未来的社会更具包容性。

　　本文参考：

　　《卢旺达危机：种族大屠杀史》[法] 热拉尔·普吕尼耶 著

　　《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法] 让·哈茨菲尔德 著

　　《卢旺达的盖卡卡传统法庭》刘海方 著

　　作者：田昊

　　图片来源：Jan Banning/panos picture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