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好东西》中的女性主义,坚定而温和
以一种温和的女性主义,呼唤新的游戏规则。

中国慈善家 · 2024-11-24

  邵艺辉编剧、导演的电影《好东西》,和她的前作《爱情神话》一样,上映后口碑很好,目前豆瓣评分9.1。有人说《爱情神话》是伍迪·艾伦风格的电影,而《好东西》则是《弗朗西斯·哈》风格的。

  目前,国内院线电影相对单一,在商业化、市场化的创作中,《好东西》算得上独特。我将它看作是一部调和型的“作者电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具有一些欧洲电影新浪潮以来的作者电影的风格特征和制作形式,同时又有国内商业化故事片的一些属性。

  关于作者电影,法国导演阿斯特吕克曾经说,“电影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独特语言,可以自由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正如作家用笔写作一样,电影导演可以用摄影机来进行银幕‘写作’。”在《好东西》中,观众能充分感受到作者充分表达的观念和自我。

  但我们也能同时看到《好东西》的商业属性,比如启用了著名演员,情节设置也很有“噱头”和“看点”,台词也有当下人很喜欢的“爽感”……那么,这部电影是如何在“调和性”当中,充分实现导演意志和个人风格的呢?导演要表达的个人女性主义的观念是如何进入到影片的人物设定和情节当中的?

  诚然,《好东西》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女性电影,而且是一部以大都市(上海)知识女性为主体的女性电影。知识女性这一角色类型,一直是中国电影市场较为稀缺的人物设定。

  知识女性作为当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群体,一般指的是拥有良好受教育背景,即高知、高学历,有独立的见识和判断力,又往往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女性。虽然这类女性在近些年的影视剧中被屡次展现过,但是侧重点一般在于经济地位的提升方面,而不在于思想方面。

  《好东西》中,由宋佳扮演的铁梅是一个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单亲妈妈,同时也是一个长期关注性别议题的前深度调查记者,她对于性别议题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思想储备。通过铁梅的丈夫对于女性主义话题的颇具反常的关注程度,也可以推断,铁梅的女性主义知识储备量是巨大的。她所做出的人生选择——离婚,则是基于一个相对理性的选择,对于两性关系,铁梅是一个有准备的“过来人”。

  这部电影中的女性主义知识作为一种“战斗力”集中体现在铁梅身上。同时,导演邵艺辉也将自己对一些当代女性处境的心理话,不吐不快地进行了充分的表达。电影中刻意性地将诸多女性禁忌话题拿到台面上来,诸如“女性性别规约”“月经羞耻”“女性的生理欲望的主体性”“女性友谊问题”“上野千鹤子”“容貌焦虑”“恋爱脑”“原生家庭”“断亲”“拒绝父权”等近年来国内女性主义比较热门的话题,都巧妙地放入到电影的叙事框架内讨论了一把。从中可以看出,导演在这些问题上有着相对丰富的涉猎和深入的思考。

  导演在两位主要的女性角色身上分别放入了自我观念的“投射”和“分身”。铁梅和小叶两人,分别代表着两种本来相互抗衡的婚恋观念。

  与天真的小叶相比,铁梅是婚姻的过来人,是一位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从属性地位有过反思并试图扭转的女性。铁梅在生活中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长期的单亲妈妈的生活状态,让她能够应付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但在另一方面,她对女儿的掌控也相对较多,这一点令女儿逆反。

  与小叶的被动性人格形成对比,铁梅有事绝对“不窝着”,不妥协,往往会选择“直给”和“硬刚”。比如,在处理女儿学校的问题时,铁梅总是选择正面解决问题。在性关系上,铁梅在与小马的关系上一直处于把控者的角色,这一叙事逆反了以往男性作为性本能和欲望实施者的叙事规则,凸显了女性作为性需求的主体性。

  而小叶这一角色,则是导演另一个观点的分身。小叶是一个有些脆弱的女孩,她充分地拥抱女性特质中柔弱、多情的一面。在爱情中,小叶对情感是高度依恋的,在现存的女性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这类女性往往被污名化为“恋爱脑”。

  影片中,导演借“小孩”之口直接戳开这一层面纱,对“恋爱脑”这一污名化表达进行反驳。同时,导演将小马这一男性角色设定成小叶的男性版本,他对恋爱也“很上头”,并且一上来就十分投入。这样的设置,反驳了只有女性才会对于情感高度投入的刻板印象。

  小叶代表了大都市中情感生活动荡不安的女性形象。这个角色设置也弥补了铁梅这个单亲妈妈角色设定上的单一性,展现了女性多元、复杂、真实的情感状态,以及一种温和正面的两性关系图示。

  小叶从沉溺于“有毒的恋爱”不可自拔,到通过撒谎,试图在一段原本失去主体性的情感关系中收回失去的主动权,再到她因为吃安眠药被误会成自杀,医生男友匆匆赶来“缴械投降”般出现在她面前,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她寻回主体性的完整过程。

  另一方面,在故事线的设置中,导演有意避开了铁梅离婚的心路历程,从她已经“脱离苦海”开始说起,体现了导演想要输出的女性生活相对乐观与松弛的观念和态度。

  我们不知道铁梅如何从繁琐的婚姻内部突破重围走出来,也无法获知她的痛苦抉择过程和现实牵绊。电影中提到,东亚女性问题研究学者上野千鹤子用“难民”来形容婚内女性,“我认为‘难民’一词能够准确表达往前一步是‘地狱’,驻足不前也是‘地狱’的感觉。”在电影中,脱离“难民困境”的铁梅生活快乐重启,顺利脱单,又将有机会面临新的恋爱和追求的可能。

  另外,影片中对于女性互助友谊的刻画也是时代的热点。近几年,女性抱团取暖的话题备受关注,比如单亲妈妈组合在一起看护孩子,或者不婚女性抱团养老等等,《好东西》中对于女性友谊的重塑,也改变了“女性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这一社会刻板印象。

  由于被定义为“善妒”,长久以来的女性友谊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社交媒体上总是充斥着“敌闺蜜”“塑料姐妹情”等矮化女性友谊和心智的刻板印象,这实际上是“厌女症”的一种延伸。这一方面来源于传统男性社会对女性家庭的分工的社会规训,特别是婚姻中的女性基本上将家庭丈夫和孩子放在了第一位,而忽略了女性友谊的重要性。影片中,置身传统婚姻关系之外的女性铁梅和小叶,对于女性友谊有着更高的依赖和渴望,也更可能长久维系。

  毋庸置疑,《好东西》是一部女性话语为主体叙事的电影,但影片并没有苦大仇深地进行“控诉”和“抗争”,而是以一种全新视角对时代新女性婚恋观进行展现和梳理。

  影片结尾,导演借小孩之口说了一句话:因为我们乐观强大,所以我们才有足够面对黑暗的勇气。可以说,这是导演对于女性处境的个人观念的集中表达。她期待一种新的游戏规则的诞生,而这个规则是由诸多认识到自身处境并着手去改变的普通女性来实现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温和的女性主义观念。

  至于大家喜欢讨论的“苦难叙事”还是“欢乐叙事”的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哪种叙事,都不应该只是为了展演而展演,而是应当有一种更加犀利、深入的观念和反思作为支撑,这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制度配合。毕竟,即便你用欢快的口吻叙述来获得一时的爽感,但是影片结束,灯亮之后,面对一片狼藉的屋子,还是需要有真正动手来清理和打扫的人。

  作者:袁永苹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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