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夏天，我从日本的东京搬到了瑞典的乌普萨拉。一年后的6月，我的小儿子出生。

　　由于妻子有份稳定收入的工作，我之前也有育儿经验，因此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三个月，她就开始恢复工作。而我就边在语言学校学习瑞典语，边做起了“全职奶爸”。

　　男性参与育儿在瑞典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每天在大街上，都能碰到无数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外出遛弯儿的爸爸。周遭环境都烘托到这个份上了，所以在瑞典做“奶爸”，其实没什么心理建设之类的过程。

全职奶爸

　　“奶爸”的工作，更多的是个体力活，尤其是在孩子半岁之前，因为孩子一天中一半多以上时间都在睡觉。睡觉的时候，我可以把他背在身上或怀中，睡熟了再把他放到床上。醒来的时候，喂奶喂食哄睡觉，把屎把尿换尿布，不定时外出散步，时间规划好了，其实也没那么的累人。

　　之后也有朋友过来取经。问得最多的就是，爸爸在家带孩子，如果想坚持母乳喂养该怎么办。

　　我们当时也是希望用母乳喂养的。因此当妻子开始恢复工作后，她会提前用挤奶器把奶水挤出来，放入冰箱，孩子该喂奶的时候我再拿出来喂他。

　　哄孩子睡觉也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因为我每天都会将他背在身上很长时间，他已经习惯了我的体味和声音。因此，晚上我陪他睡觉，他也很安心。回想起来，当时唯一的烦恼，是哄他睡觉时可以哼唱的中文儿歌，少之又少。除了“小燕子”和“茉莉花”之外，我实在找不出更适合的歌曲。

　　小儿子很好带：很少夜哭，基本上没生什么大病，吃饭排便都很有规律，给我们省了很多心。

　　话说回来，“奶爸”这个工作主要是很熬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出八小时，也没有什么双休日。因此，即便是照顾自己的孩子，加上刚到瑞典“独在异乡为异客”，时间长了，难免产生一些负面情绪。

　　好在妻子在孩子一岁之前，一天只需工作50%到70%(在瑞典，可以按百分比选择工作时间)，我可以利用妻子带孩子的时间，去语言学校学习，或者去健身房呆个两三个小时。总之，换个环境，拥有一些个人时间，是很有必要的。

　　在瑞典育儿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得到国家在经济上的支持，一笔还算优厚的育儿补贴。这个补贴是按孩子数量来计算的，每个孩子可以使两位家长领取最多480天的补贴，而且其中的390天还可以按其收入的80%来计算。

　　但由于我之前在瑞典没有固定的收入，因此在家带娃期间，只能领到最低的标准，即每个月八千多瑞典克朗(在当时大约折合七千多人民币)的补贴，和低保差不多，还是税前的。但妻子能领到的补贴还算不错，因此，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压力。

女儿们的半个爸爸

　　小儿子出生后，我就成了四个孩子的爸爸。

　　我和妻子之前都各自有过一段婚姻。四个孩子中，大儿子来自我的第一段婚姻，他和他的妈妈居住在德国柏林。两个女儿来自妻子的第一段婚姻，当我们开始一起生活的时候，她们一个7岁，一个4岁。所以，我是这两个孩子的继父，我更愿意称这个身份为“社会学上的父亲”。

　　我一直认为，“继父”这个词包含着替代“生父”的含义，而我是从一开始就拒绝成为两个女儿生父的替代者——他很爱这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在情感上也很需要他的存在。

　　在和两个女儿共同生活的头一年里，她们都是直接叫我的名字，这在瑞典是很常见的事情。不过，她们在一年后都改口，先是当时4岁多的小女儿开始叫我“爸爸”，她姐姐听到后特意去告诉她，“可他不是我们的爸爸啊”。她是用瑞典语说的，但她可能没有意识到，我当时已经能听懂一点点了。

　　但我很鼓励孩子们去用自己的方式和角度，去感知这种略微复杂的家庭关系。再者，无论她们怎么称呼我，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我这样告诉她们：“你们叫我什么都行，因为我一直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女儿”。

　　作为一个“社会学上的父亲”，我和她们之间关系的连接，显然不是通过天然的血缘建立起来的。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我需要主动作为一个参与者出现，给予她们必要的陪护和关注。

　　我至今仍然感到自豪的是，在开始和她们生活的两年后，我学会了在三分钟以内给孩子梳出一根长辫子，或是五分钟内梳出两根牛角。学习编辫子的过程不是那么顺利，每次无意地拉扯孩子的头发，都会带来她们疼痛的叫声和抱怨。虽然我至今仍然会且只会两种最基本的编法，但能用，够用就行。

　　女儿们还小的时候，我会和妻子轮换着帮她们俩刷牙洗澡。在瑞典，牙医会推荐家长帮孩子刷牙到10岁左右，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很难自己把牙刷干净。

　　当然，更麻烦的事情是帮她们洗澡。其实也不是麻烦，是出于我的无知和莫名的尴尬。我一开始很抗拒，一是觉得我这一个外来的爸爸，给她们洗澡，万一孩子反感了，那关系修复起来就不容易了。又问过几个有女儿的中国朋友，都说给女儿洗澡从来都是妈妈或奶奶外婆的事，哪有男的给女儿洗澡的。

　　但妻子说，“在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之前，我们是孩子的家长。孩子有性别认知的时候，当然不应该，也不可以这样做。但在这之前，帮助照顾她们的身体健康，是我们家长的责任”。

　　所以在孩子七八岁之前，我都会主动地帮助孩子刷牙洗澡。

　　2019年的秋天，在一次周日礼拜结束后，女儿们的父亲也来了，我们坐在一起喝咖啡。有位新来的牧师凑了过来，问小女儿这两个男人和你什么关系。她指着她的生父说，“这个是我的爸爸”，然后指着我说，“这个是我的半个爸爸”。

　　我没有想去刻意讨好她们或拉近与孩子间的距离，我和孩子的关系是水到渠成的。并且，我享受到了家庭生活带给我的乐趣，我也拓展了自己作为一个“家长”的生活技能的边界，这种边界，和父职无关。

　　在放寒暑假的时候，住在柏林的大儿子也会过来看我。在北欧的夏天，我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骑着自行车，在乌普萨拉的大街小巷里穿行，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片段之一。不过实话实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出去玩，是真心地累。

不做爸爸，做家长

　　妻子曾多次表示过，“她想做孩子们的家长，但拒绝做一个妈妈。”我最初听到时也有些云里雾里的，家长和妈妈有啥区别呢。

　　当然，妻子的理念是说得通的。不需要否定自己作为生物学上的母职，生孩子这事只有女性能做到。但可以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实践和实现性别的平等。

　　就像我也同样给儿子喂奶喂饭，给女儿们洗澡刷牙、梳辫子一样，这些不是妈妈应该做的事情，而是家长应该做的事情。养育孩子是可以不需要性别分工的。

　　同样，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负责在家买菜做饭照顾孩子，而她可以外出工作发展她的事业，当然，反之也是成立的。伴侣之间商量好，相互接受就行。

　　我也曾顺着妻子的思路考虑过同样的问题，“我是否可以不去做孩子的爸爸，而去做孩子的家长呢？”

　　我的岳父曾告诉我，小时候他的父亲也会体罚他。当他犯错的时候，做牧师的爸爸会让他跪在地板上，然后抽出裤子上的皮带打他。当然，他的爸爸并没有严重暴力倾向，他只会在他犯错误的时候打他，而且会在打之前告诉他为什么要惩罚他，会抽打他几下。

　　我告诉我的岳父，我的爸爸也干过这样的事。他曾经是一个“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的信徒。当然，那时的我也觉得犯错挨打是应该的，我周围的同学朋友也基本有着相似的遭遇。

　　同样，六、七十年前的瑞典，体罚孩子是属于家庭教育的一环，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现在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你打自己的孩子是会面临刑事指控的。

　　惩罚和教育孩子，在家庭中作为“威严”和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出现，这是“父职”的重要职责之一。但这样的父职，不是我想要的。

参与孩子的成长

　　就在几天前的周日，小儿子度过了他九岁的生日。我为他准备了一顿他期望的生日餐：三文鱼、鲜虾和寿司米饭。午饭后，我们一起玩了一会儿棒球，然后去看了一场瑞典超级联赛的足球赛，乌普萨拉天狼星在主场迎战到访的哥德堡体育，主队以2:0赢下了比赛。

　　在送他回他妈妈家的路上，我告诉他，我们俩是主队的幸运星，因为我们去年一起去看比赛的时候，主队也赢了。

　　是的，上文中的妻子，在去年夏天过后，成为了我的另一位前妻。

　　我们开始了另一种典型的瑞典式育儿生活，孩子会每周轮流住在两个家长的住所，直到成年。

　　我的情况又有些特殊，她带着三个孩子搬到了一百多公里外，那是她从小生活的城市，因此我们不住在同一个城市。这让小儿子的周末变得很辛苦，他需要在周五下午搭火车到我这里，住上两个晚上，然后在周日下午离开。

　　对我而言，从五个人加一条狗的家庭生活，变成了平日单身，周末带娃的生活状态，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虽然我和四个孩子的日常生活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物理距离，但我还是想通过各种方式去参与他们的成长。比如，时不时地邀请女儿们到我这里小住几日，或是一起去外地旅行一趟。再不济，通个电话聊上几句，也挺好。

　　三个大孩子都已经进入了青春期，在生活和学习上都已相对独立。即便是小儿子，也已不需要家长的时刻陪伴和关注了。我尴尬地发现，除了时不时能帮小儿子复习一下九九乘法口诀之外，我在他学习上所能提供的帮助，实在是乏善可陈。

　　作为一个家长，除了日常生活的照料和陪伴者之外，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或者换个说法，我还可以怎样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去呢？

　　我还在寻找这些答案，我也还有时间去和孩子们一起寻找这些答案。

　　(作者系旅居瑞典的资深媒体人)

　　作者：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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