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生，万科集团创始人、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1984年王石创立万科，1989年万科成为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1998年成为中国最大的上市房地产公司，2016年成为《财富》世界500强企业。2001年起，王石相继成为“中城联盟”“阿拉善SEE基金会”“壹基金”等社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2009年起，他连续参与联合国气候大会，并于2015年创立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中心(C-TEAM)。2003年和2010年，王石两次登顶珠峰，2005年完成“7+2”(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达南极点和北极点)。2010年至2019年，他先后赴哈佛、剑桥、希伯来等大学访学，2015年被授予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院士。

　　曾几何时，王石认为最自由的人生状态是天马行空不逾矩，他也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57岁那年，他迎来生命中最“抓马”的篇章，“拐点论”“捐款门”将他打入至暗时刻，也让他重新认识自我和社会的关系。

　　如今，年过七旬的他反倒说自己离“不逾矩”还远。2017年退休之后，他在商业与公益、事业与兴趣之间的不断切换，也颇让外界眼花缭乱。生物科技、赛艇、气候变化，深潜、深石、生物圈三号……涉足的领域、创立的品牌都很多，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主线是什么。

　　2020年中国政府的双碳路线图让他再次找到兴奋点，用他自己说法“如同听到冲锋号的老战马”。他要在双碳经济的大潮中再显身手，兴奋程度不亚于32岁到深圳下海创业。

　　王石饶有兴致地畅谈着迪拜气候大会的种种变化，畅想着碳中和社区的理想图景。那些发生在陌生国度、遥远未来的故事对公众来说很难感同身受，但他乐在其中，也很能自洽。

　　就在同一时间，网络上热议的是他三岁的女儿。他仿佛生活在两个象限，一个是关心粮食关心气候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精英王石，另一个是在直播镜头前唠唠叨叨的凡人老王。这两个角色都很真实，他都很享受，就像他说自己很珍视名誉也很爱出风头。

　　王石属虎，因为脾气火爆，人送外号“王老虎”。如今的他比年轻时更加清瘦、平和，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习惯了奔跑，便不会停下脚步。73岁的他如同一匹老马，带着与生俱来的敏锐与孤独，义无反顾地奔赴命运的征途。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党委第一书记、会长宫蒲光为王石颁奖。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后知后觉

　　王石的环保之路始于世纪之交。

　　1999年，他辞去万科CEO。为了充分放权、让自己从管理事务中脱身，他选择了登山。登山爱好者是他那些年显著的标签之一。

　　2002年，他登上乞力马扎罗山，但是没有看到海明威笔下白雪皑皑的顶峰，只看到冰川。了解之后才知道，因为气候变暖，积雪很快就融化了，乞力马扎罗已经变成季节性雪山。这样的落差促使让他开始思考：气候变化与个人、与万科、与国家有什么关系？深究一番之后，他发现关系实在太大了。

　　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原始森林的大量砍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木材进口国，其中很大一部分进入建筑工地。万科作为国内最大的住宅开发商，大量消耗着这些木材。这些因果关系让他觉得必须转变思路，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必须要走绿色环保之路。

　　王石希望通过赛艇运动，向人们传递碳中和及保护水环境的理念。

　　他称自己是环保的后知后觉者，但是觉总比不觉好。

　　2003年，王石提出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的住宅产业化之路，带领万科迈入绿色建筑时代。在房地产“躺赚”的年代，这似乎是费力不讨好的举动。王石的逻辑是，绿色建筑会多费些精力少赚点利润，但在未来会成为万科的核心竞争力。2007年，万科发布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明确将环境及社会责任列为主要议题；2009年，万科总部大楼引入国内第一个LEED白金认证，这是由美国绿色建筑协会建立并推行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最高等级。

　　不仅自己的企业身体力行，他还发动更多的企业家及房地产行业共同参与。

　　2004年，王石联合众多国内知名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为中国民间参与生态环保的重要力量。2008年至2009年，王石担任阿拉善SEE第二任会长，绿色环保也开始成为他身上越来越显性的标签。

　　上世纪80年代，王石第一次去美国是学习怎么赚钱，十多年后的2008年，他以阿拉善SEE会长身份带领20多人的考察团赴美访问，向美国的企业基金会学习怎么花钱。十多天里，他们走访了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15个顶尖机构，系统学习战略规划、治理结构、资产保值增值等专业知识。

　　2009年，王石首次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那一年，中国企业只有三位代表出席会议，除了王石，还有企业家冯仑和一位秘书长。站在陌生的国际舞台上，他们有点手足无措：想发布中国企业的气候宣言都不知道怎么组织，想做一场活动也没有场地，只能在廊道装了两个气球装置。“我们就站在那儿，也没人理我们。”王石回忆说。

　　但这没有浇灭王石的热情，过去的15年里，他连续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

　　对于外界而言，每年气候大会的议题似乎大同小异，还经常伴随着无疾而终的漫长谈判。“2009年到现在，15年过去了，头发都谈白了。”王石笑谈。尽管有先行者的孤独，但他知道这是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2022年，英国格拉斯哥的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他说：“我希望多年之后，如果有人路过我的墓地，不要对我指指点点，我就很开心了。如果他们勤奋一点，上网查一查，发现我们这代企业家，为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还是尽了点责任的，那我就瞑目九泉了。”

　　2023年，王石在COP28。

　　经常有人问王石，连续这么多年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除了责任感使然，环保对于他而言已更多是一种习惯，从最初的后知后觉到后来的半知半觉，再到现在的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中，他已站在气候倡导的前沿，也通过十多年的奔波完成了领跑者的任务。

　　从2009年第一次参加气候大会来自中国民间的3个人代表100家中国企业参会，到2013年华沙大会，开始有了“中国馆”和“中国企业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组团参会，人员数字也从100变成1000；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1000又变成10000；2018年、2019年，这个数字又变成100万。

　　2023年的迪拜气候大会，参与人数创历年之最，参会的中国政府、企业代表团越来越多，与2009年的形单影只形成鲜明对比。让王石感到欣慰的是，来自中国的队伍里不只有他一个牵头人，已经有七八个牵头的了。

　　“气候大会，多好的一个宣传舞台，多好的一个招商舞台，多好一个寻找合作伙伴的舞台。”他不禁感慨。在这片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他曾经茕茕孑立一马当先，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身后已是万马奔腾。

三心二意

　　2017年退休的时候，王石让团队给他整理一下自己在多少社会组织挂职，最终结果是45家。他说一定要减到30家。2023年底，他让秘书查一下现在减到多少家了，最新结果是52家。

　　壹基金、阿拉善SEE、深圳红树林基金会、西安乡村发展基金会……除了担任万科基金会理事长，王石同时也是许多基金会的发起人、理事，而且都是实打实地要参加会议、提出建议，挂名的事绝对不干。

　　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是王石进入公益圈的启蒙者，作为国民公益品牌的希望工程让他对公益有了最初的认知。

　　2003年登珠峰途中的一次探访让他下定决心投身公益。在西藏的一所盲人学校，一位盲童请王石蹲下来，并用双手抚摸、感知他。孩子出人意料的举动和一句“叔叔，您是一个好人”将王石原本的居高临下冲刷得无影无踪，也让他的内心受到极大震撼。

　　两个月后，他从珠峰返程，见到了盲童学校的创始人萨布瑞亚·田贝肯，一位只身来到西藏的德国盲女。王石向她承诺，今后学校每年的行政开支他来承担，也由此开启了他个人的公益之路。

　　2024年1月8日，“破界·影响力慈善论坛2023”活动中，王石介绍对他影响至深的西藏盲童学校创始人萨布瑞亚。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广告代言收入再加上我曾经承诺的三分之一的工资做公益，我每年差不多拿出个人的2500万元做公益，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中国慈善家》2023年影响力慈善论坛上，王石这样说。

　　尽管如此，他给自己的定位依然是企业家。

　　正如他在《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一书中所说，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企业家，即便是在商业上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也很难从内心里认同自己的商人身份。

　　他喜欢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知不觉中也带着历史的视角看问题。放眼中外，在商业和公益的双重维度上他看到了洛克菲勒、福特、胡雪岩。“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退休后致力于慈善事业，他在教育、医疗领域的捐赠如今仍旧造福全球；1936年，亨利·福特父子创办的福特基金世界闻名，却已与福特汽车没有太多关系；红顶商人胡雪岩一时风光无限，最后吞金自杀，但是他创办的胡庆余堂依然泽被至今。商业的辉煌可能是短暂的，而公益慈善的影响力却可能跨越几代人。

　　2008年被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也是王石个人的至暗时刻。汶川地震后激发出空前的全民捐赠热情，但万科200万的捐款和王石在博客上的回应让他瞬间成为舆论焦点。网络上有人评论，虽然你登上了珠峰，但是你的道德高度还不如坟头高。之后的股东大会上，他无条件道歉，有股东代表当面指责：能说出你的真实想法说明你坦荡，但是作为公众人物你畅所欲言只能代表你无知。

　　对于看淡财富却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的王石而言，这是巨大的屈辱和折磨。他曾说，放弃了万科的股权让他收获了二十多年内心的平静。但是在2008年的当下，他百口莫辩。纪录片《遵道》真实地记录了当年那些让他备受煎熬的瞬间，他在镜头前感慨：“我现在才知道要坚持自己信奉多年的价值观是这么难。”

　　同时，他也说时间会证明一切。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有网友跑出来向王石道歉。但在王石看来，类似的表达多少带有情绪色彩，与事实真相和理性思考相去甚远。多年后，他依然自我反思，在大灾大难面前那些看似清醒、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言论实际上是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也是不成熟的表现。

　　2017年退休之后，他也曾经历过一段兜兜转转：一度对分子生物学产生浓厚兴趣，在华大基因做过几年联席主席，也发起成立了乡村发展基金会，想到戈壁滩上去种庄稼。

　　王石不是没有想过全心全意做一个公益人，但是，他发现自己的个性并不一定合适。他承认自己非常喜欢出风头，但做公益慈善一定要受得了委屈、寂寞。另外时间上也不允许，“要成功必须全心全意，全心全意都不一定能做好，三心二意更不可能做得好”，他这样告诫自己。

　　碳中和时代的到来，让他发现自己的长项还是在商业领域。“仿佛我之前20年的许多工作，创业、环保、运动都在为碳中和事业做准备。也就是说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70岁我才找到了一辈子值得的事业。”他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

　　王石参加COP25。

　　尽管无法从内心认可自己的企业家身份，但他相信企业家的社会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很多社会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问题依然要通过商业手段来解决。

　　“大众一般都会认为绿色发展更多的是公益属性，但当绿色技术和商业结合在一起时，它们创造出一种低碳经济，通过商业手段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2023年联合国气候大会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团结，第二个行动。行动起来必须是商业行为，光是公益慈善那点钱根本不够。”他决定再度出马。

当走的路

　　疫情三年转眼翻篇，但往事并不如烟。王石说，马勒的交响乐一度让他泪流满面。

　　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他出版了《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一书，坦诚剖析自我。书中个人际遇与时代风云交叉叙事，真实而富有感染力。

　　疫情让很多事情戛然而止，对于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困扰可想而知。但他依然没闲着，先是为国内疫情寻求物资，然后又向国际社会输送物资；从格拉斯哥到沙姆沙伊赫，联合国气候大会他每年必到；投身碳中和社区需要到世界各地考察，2020年他启动了世界运河城市穿越计划，目标是100座城市，最后穿越了123座城市。

　　“任性”的代价也很大。为了参会、考察，有时必须经受辗转多国、长时间隔离的煎熬——2020年、2021年他分别被隔离了共计9周，2022年被隔离了13周。但他以苦为乐，甚至视频分享隔离期间的生活，还忙里偷闲出版了一本新书《回归未来——王石的十四国运河穿越》。

　　2020年4月2日，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成立是企业捐助科教的大手笔。当年，万科员工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2亿股万科股票，共建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学院成立当天，王石在微博发布了一条早年的视频并配文：“36年，感君托高义，终不负初心！”

　　1988年，万科成立的第四年，以王石为首的创始团队放弃了本可以分配到个人的股份，设立万科企业股资产。其后，万科员工代表大会一致决定，将这笔资产贡献给社会、最终用于公益，资产总值也从1988年的520万增加到2020年的53亿。王石说：“对于万科企业股资产来说，这是它最好的归宿。”

　　正是因为疫情期间的种种奔忙，让他疫情过后更有收获感。“三年疫情过去，我说我怎么又走到前面来，因为很多人都在躺平的时候，我没躺平。”

　　2011年，他只身到哈佛到求学，其后又游学剑桥、希伯来，疫情终止了他的学习计划，不过也给了他重新出发的契机。他知道，自己终究不是学者，学以致用才是目的。

　　2020年4月19日，深圳市盐田区万科大梅沙碳中和实验园区，69岁的王石攀登攀岩墙。图/CNSPHOTO

　　虽然他并不刻意规划未来，但是在碳中和经济领域，他“一不小心”准备了十年。从最早的环保、企业社会责任，到现在的ESG、碳中和，他在看似不经意之间踩对了时代的节拍。妻子田朴珺评价说，“他不是一个今天的中国人，他也许是一个未来的中国人。他可能活得更超前，更加像之后的人”。

　　40年前，他敏锐地走出体制下海经商，经过摸爬滚打将万科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并创造了以现代企业闻名和“让建筑赞美生命”的居住美学。碳中和经济时代的到来让他决心全心投入，“让碳中和社区赞美生命”。

　　他有一个中心、四个维度的美妙构想：以“让生活更美好”为中心，从运动健康、生物多样性、美好社区、碳中和四个维度构建未来居住图景。他也有清晰的时间表，5年跑通商业模式、8年资金回笼、12年推向国际。

　　“社区是个小城市，城市是个大社区，这个模式走通了，我们就能够为中国的碳中和社区、碳中和城市提供一个可行的模式和方法。”从实践经验和行业反响来看，王石认为自己现在做的项目已经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方阵了。

　　“创业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不做这个事，不在这个商业大潮当中扮演这个角色，我都对不起我自己。”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龄对他来说似乎不成问题，73岁的王石称自己还在迅速改变。他曾表示，企业家只要身体健康、头脑清醒就可以一直创业。“至少我有非常强烈的欲望，我还要做事。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没有欲望了，那就意味着生命终结了。”

对话王石

做慈善家比做企业家难得多

　　《中国慈善家》：疫情之前的2019年您出版了《我的改变》一书，疫情三年您有什么新的改变吗？

　　王石：我对未来的认知和这本书是非常一致的。我2019 年认识的一些问题，现在不过就是被疫情加速了，没有什么更新的东西。比如说中美关系、俄乌战争、人工智能，这些问题是疫情导致的吗？这三年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

　　《中国慈善家》：疫情期间，万科捐出企业股资产帮助清华大学建立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您怎样看当时这个决定？

　　王石：恰好是疫情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有机会去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这笔钱用在这里我感到非常欣慰。

　　《中国慈善家》：您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慈善家还是公益人？

　　王石：我就是个企业家，既不是公益家，也不是公益人。要做公益人就一定要全心全意，我现在还是三心二意，我得做其他的事，主要的精力还是在企业方面。做慈善家要比做企业家难得多，而且我的性格不一定很适合。我非常喜欢出风头，我知道我的缺点。

　　王石接受本刊采访时坦言，做公益比做企业要难得多。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中国慈善家》：做企业和做公益有什么不同？

　　王石：做公益比起做企业难得多。企业家讲效率，我投了多少钱、投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能有回报？实实在在，很清楚。做公益怎么评价？很难说，对不对？有时候需要隔好几代人才能去评价。就像洛克菲勒、福特、胡雪岩，现在都是他们的第四代、第五代人来夸奖自己的先人。我们还是第一代啊，怎么衡量我们呢？

　　《中国慈善家》：如何看待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现状？

　　王石：一般而言，社会上有三种力量：政府管理国家，企业创造财富，公益慈善组织参与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稳定、平衡发展。在中国社会里，政府扮演最主要的角色，至少占到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企业和公益组织怎么来平衡？显然中国现在的公益慈善组织发展远远不够，但是40年后的今天已经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中国慈善家》：2008年的捐赠门风波过去 15 年了，您觉得公益慈善的土壤有变化吗？

　　王石：我是这样看，年轻一代起来了。对于80后、95后、00后来讲，做公益、做环保生态，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代人更国际化，这些东西已经是他们从小认知培养的一部分。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也让我很欣慰。

获奖理由

　　40年前，他创立深圳万科，秉持“让建筑赞美生命”的人文精神，在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也让现代企业文明开花结果；世纪之交，他将目光投向环保、公益领域，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治理的领军者；15年来，他连续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从形单影只到一呼百应，追随者的队伍不断壮大，为应对气候挑战贡献中国力量；2020年，中国政府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70岁的他如同听到冲锋号的老战马，满腔热忱披挂上阵，为双碳愿景下的美好未来尽己所能。

获奖感言

　　我是今年73岁，65岁之后一被颁奖都是给一个终身荣誉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很担心今天给我的是否也是这个奖。看了一下，不是，说是因为应对气候变化，我就特别高兴。至少咱们《中国慈善家》、微博在慈善方面年龄无上限。我一不小心从2009年第15届气候大会一直参加到现在，如果我再继续参加5年，我就是中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次数最多的人了。所以我还要坚持，谢谢你们！

 

作者：程昕明

人像摄影：张雁文（AXstudio）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杨永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