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 · 2026-11-16
中国慈善家 · 2026-11-16

编者按
科学探索有自己的节奏,社会则热切期待着科学成果的持续产出,两者之间的时间尺度存在落差。本期专栏从一笔七十年前的科学资助说起,结合国内外案例与政策动向,讨论科学慈善如何在科学探索的长期性与社会需求的紧迫性之间寻找位置,并把时间作为一种可设计的资源。
11月11日,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大会将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主题为“寻路与建构: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大会邀请科学界、慈善界、企业界与国际机构代表同台,共同探讨社会力量如何支持基础研究。欢迎关注这一议题的朋友扫描文末二维码报名。
近日,清华大学杨斌教授在首届亚洲公益国际会议上提出了“慢公益”的概念。他从一笔发生在七十年前的科学资助说起:1955年,数学家约翰·麦卡锡等人向洛克菲勒基金会递交申请,希望探索机器能否使用语言、形成抽象概念,以及解决那些原本只有人类能够处理的问题。基金会提供了7500美元支持,促成了1956年的达特茅斯暑期研讨会会议。这次会议正式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概念。七十年后,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倘若当时资助方要求申请人明确承诺三五年内产生什么经济和社会效益,恐怕很多变化都不会发生。
由此,笔者想到科学慈善中的一个问题: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参照着不同的时间尺度,仿佛有两块“表”。对等待新药的患者而言,十年过于漫长;对基础科学发现而言,十年或许只是开始。科学慈善要处理的,正是这两种时间尺度之间的落差。
第一块表:
科学探索的时间规律
现代科研活动高度组织化。项目有明确的起止时间,资金有预算和执行周期,研究有阶段目标和验收要求。这些制度对于科研管理不可或缺,但科学发现具有不确定性,并不总是按照计划线性发生。
一项研究可能多年没有明显突破,却因为某个新的实验方法、一次偶然发现或者跨学科合作,打开全新的方向。也可能经过多年努力,最终证明原来的假设并不成立。即使取得重要发现,其真正的应用价值也未必能够立即显现。
从达特茅斯研讨会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浪潮,其间历经技术突破与发展低谷。今天的成就不能简单归功于那次研讨会,但早期探索参与塑造了一个研究领域,其价值难以在项目结束时得到完整评价。
因此,一些科学慈善机构和项目通过调整资助对象、期限和评价方式,让资金安排更适应科学研究的规律。
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的研究员计划,采取七年一期、经评估可以续期的支持机制,将资助与研究人员的长期发展联系起来。研究员可以根据科学问题的进展调整研究方向,而不必完全受制于最初提交的项目计划。
在中国,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以科学家为中心,强调“选人不选项目”,采用五年一期、符合条件可以继续申请支持的方式,为优秀科学家开展基础研究提供相对稳定的资源。英国惠康信托的发现奖(Discovery Awards)则允许研究者依科学问题申请不同期限的资助,最长通常可达八年。
但科学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等待结果的时间。2026年,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成立十周年。中心主任丁胜在回顾十年经历时谈到,虽然一些药物研发管线在严格评估后被终止,但其探索仍具意义。研究过程中的判断、试错与调整,逐渐沉淀为团队对疾病机制、技术路线和科研组织方式的理解。
科学家形成独立判断需要时间;团队建立协作方式、科研组织积累数据、方法和文化也需要时间。项目可以结束,这些能力却可能持续发挥作用。
科学慈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研究成果,还有产生成果的长期能力。
10月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并重,通过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解决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薄弱问题,支持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开拓创新。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加快推动科研人员考核评价激励与报项目、发论文、评奖励等适度脱钩,防止简单按人才“帽子”定薪酬、定职称、定待遇。
这不仅是科研评价制度的改革,也涉及对科学研究时间规律的重新认识: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和科研组织能力建设,往往无法用同一套短期指标衡量。科学慈善可以通过相对灵活的资助制度,为这些改革方向提供有益探索。
第二块表:
社会对科学的紧迫需
科学有自己的时间,疾病、环境风险和社会需求对解决方案的期待,也有自己的时间。
对罕见病患者而言,治疗技术晚五年出现,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对突发传染病而言,疫苗和诊断工具早几个月投入使用,可能改变疫情轨迹;对已取得突破的技术而言,错失应用窗口,也可能让此前投入难以发挥价值。
10月15日,在首届亚洲公益国际会议分论坛“创新助力健康发展”上,与会嘉宾提到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的实践。CEPI由政府、慈善组织及其他伙伴共同支持,致力于加快新发传染病疫苗研发。其提出的“100天使命”(100 Days Mission)战略目标,希望在发现具有大流行潜力的新病原体后100天内,能够在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候选产品,为后续临床验证和监管程序争取时间。
“100天”并非意味着完成所有试验并广泛上市,而是缩短疫情发生后的早期研发响应。
CEPI并非疫情暴发后才投入,而是提前支持疫苗技术平台、原型疫苗库、临床研究能力及合作网络,以便新病原体出现时迅速调用。为了危机来临时足够快,必须在危机发生前投入足够长的时间。长期准备与紧急响应并不矛盾,前者恰恰是后者的重要基础。
这种时间逻辑同样存在于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意见》提出,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探索建立科技项目全过程评价机制,立项时一体部署研发和转化任务,验收时考核应用实绩,解决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脱节问题。
这些部署面向的是整个科技创新体系,并非专门针对慈善,但也提示了科学慈善可以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方向。从创新链的角度看,慈善未必只能出现在科研活动的起点,在概念验证、技术开发、临床研究以及公共技术应用等环节,同样存在需要非营利资源介入的空间;尤其当一项科学发现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却难以形成足够商业回报时,慈善的作用可能不只是提供更多资金,而是帮助缩短从科学发现到公众受益之间的距离,使转化发生、提速。
两块表之间:科学慈善的
时间校准与资源衔接功能
科学探索需要时间,社会需求又具有紧迫性,如何协调?答案涉及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
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都可以长期投入或迅速行动,但其组织目标与责任机制不同,时间约束也不同。
政府是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重要支持者。通过公共财政、科技计划和重大科研设施建设,政府能够组织长期、系统性的科学研究,也能在重大任务面前集中资源开展攻关。但财政资金需要遵循预算管理、项目程序和公共问责要求,在支持高度不确定、非共识或跨学科的早期探索时,会面临制度性约束。
市场则善于发现和放大具有商业前景的创新机会。风险投资、科技企业和产业资本能够承担研发风险,推动技术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但市场投资通常需要考虑收益、风险与退出。当研究成果缺乏清晰的商业化路径,或者潜在受益人缺乏支付能力时,即使技术具有重要公共价值,也可能难以获得充分投入。
科学慈善则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不向出资人分配经济收益,因此有可能不依赖单一经济回报决定支持什么、何时支持以及支持多久。
《意见》中提出,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壮大耐心资本。这正是回应科技创新周期与金融资本回报、退出周期之间的矛盾。但耐心资本并不等同于科学慈善。前者通常仍期待投资回报,只是愿意等待更久;后者能够支持即使长期投入,也未必产生可供投资者获取的收益,却有重要公共价值的研究。
科学慈善为政府和市场难以充分覆盖的领域,增加了资金来源选择。对非共识研究,慈善可以借助专业判断和风险分散,支持尚未形成学术共识、应用前景不明的早期方向;对被忽视领域,慈善可以关注因市场激励不足而长期缺乏研究资源的疾病、环境问题和公共需求;对科研能力建设,慈善可以支持人才、开放数据库、研究平台和科研共同体等难以由单个项目建设、又难以在短期收回成本的基础条件。
科学慈善还能帮助不同资源机制实现衔接。一项早期研究可能适合由慈善资金承担最初的不确定性,当其科学价值逐渐得到证实时,可以进一步争取政府科技计划支持;当技术路线走向成熟、市场前景逐渐清晰时,则可以与企业或产业资本合作,推动开发和应用。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始终不具备充分的商业化条件,例如特定领域的开放数据库、公共科研工具,以及针对支付能力有限群体的研发活动。
在这方面,科学慈善的重要价值不是独自承担整个创新链的所有任务,而是帮助不同资源在适当阶段进入和退出,避免有价值的研究因为资金机制转换而中断。
如果说科学探索与社会需求是两块时间尺度不同的表,那么政府、市场和慈善之间的资源衔接,就像是帮助两块表保持协调的一套机制。科学慈善不仅可以延长某些探索的时间,还可以缩短科研活动在不同制度、不同资金来源之间无谓等待的时间。
把时间纳入科学慈善的资助制度
如果时间也能成为慈善主动配置的资源,资助制度应如何设计?
首先,区分使命、项目与评价的时间。一个科学慈善机构可以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追求特定的公共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支持的每个项目都必须持续十年。具体项目可以根据研究规律设置不同期限,并在过程中开展必要的评估与调整。研究早期,更重要的可能是科学问题是否清晰、方法是否可信、团队是否具备研究能力;进入中期之后,可以关注研究是否积累了新的数据、技术工具和知识,是否对原有假设作出有效检验;在更长时间尺度上,才可能进一步观察研究对学科发展、技术应用和影响。因此,长期资助不是不要评价,而是在恰当的时间,评价恰当的事情。
其次,理性看待失败与退出。不确定性意味着部分探索无法实现原有设想。若要求每项研究都按计划成功,科研人员可能回避风险。及时终止缺乏证据支持的路线,不是否定此前的探索,而是负责任地使用资源。慈善应鼓励记录和分享负面结果、依据证据调整方向。值得长期坚持的是公共使命与科学质量,而非每一条研究路线。
再次,让长期承诺有制度保障。一位捐赠者愿意长期支持科学研究,是值得肯定的。但对于科研人员和机构而言,更重要的是这种承诺能否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制度安排。科研团队建设、设备采购、人才引进和长期合作,都需要可靠的资金预期。如果一项资助完全依赖捐赠者一时的热情,或者随着机构负责人的变化而轻易调整,那么即使名义上的资助期限很长,也难以真正为科学创造稳定的时间。因此,长期科学慈善需要适当的资金安排、专业治理和清晰的续期规则。
最后,兼顾尊重规律的“平常心态”与尊重需求的“只争朝夕”。在现实中,两种时间尺度往往同时运行:一项基础研究可能需要十余年积累,但某次关键实验的机会窗口可能只有几个月;一款新药从发现到上市可能经历漫长过程,但在完成关键临床验证后,药品注册、技术转移和可及性安排却需要迅速推进;一个科研组织需要多年建立能力,但面对明显无效的研究路线,又必须及时停止投入。
在人工智能不断改变科研方式的今天,这种时间上的复杂性更加突出。AI能够提高文献分析、数据处理和分子设计等环节的效率,却未必能够同步缩短所有实验验证、临床研究和技术应用所需的时间。并且,技术工具可以加快研究执行,却不能自动决定什么问题值得研究。
成熟的科学慈善时间观,既要尊重探索的规律,也要回应社会的紧迫需求;既能为科学留出时间,也能在机会到来时果断行动。
11月11日,“寻路与建构: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大会”将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这是国内首次以“社会力量如何支持基础研究”为核心命题,聚合科学界、慈善界与产业界共同探讨的高水平对话。(会议预告:报名开启|11月11日上海举办首届“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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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汪伟楠,《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高级研究专员,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肯特大学慈善研究中心博士后,英文期刊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执行主编、格拉斯哥大学苏格兰中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在公益慈善领域有多年工作与研究的经验,并作为专业志愿者,长期为北京协作者、公益行业评估支持平台等多家社会组织提供评估咨询等服务。

202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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