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开展了《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课题研究，由李劲担任课题负责人，形成了国内“科学慈善”方向的首份案例研究报告并于近日正式发布。鉴于这一新兴领域的重要意义，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决定延续这项研究，由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研究员汪伟楠担任负责人。

为便于大家进一步了解国内科学慈善及相关研究的发展背景，研究院组织两任课题负责人展开了一次对谈。这里整理了谈话的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课题缘起：发现大额捐赠新赛道

汪伟楠：李劲老师好，首先请您谈一谈，当初是如何开始关注“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这个议题的？

李劲：这里可能有两三个原因。最早对“慈善家捐助科研”这个现象的关注，源于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对“样本慈善家”的关注。

研究院长期关注国内近10年来捐赠规模最大、有代表性的慈善家，我们叫“样本慈善家”，每年会出一本《样本慈善家影响力观察报告》。早在2022年，我们就发现样本慈善家的大额捐赠会往支持科学研究这个方向去。2021年，徐航向世界顶科基金会捐了十个亿，十亿元及以上的捐赠在当时国内并不多见的，而且捐赠方向也有意思，和扶贫济困、教育这样常见的捐赠方向还不一样，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兴趣。样本慈善家大额捐赠的去向，可以说是第一条线索。

另外一个契机是，研究院当时做了一个专题研究叫“技术公益”，并发布了案例研究报告。借着研究技术公益的机会，我们接触到像天桥脑科学研究院这样的一批和技术公益有关的组织，初步了解到像陈天桥这样的慈善家的一些想法。陈天桥算是老牌慈善家了，你会发现他的捐赠兴趣可以分成不同的时期，后期的兴趣就在“科学”这块，与前期的捐赠行为有明显的区别。

当然技术公益和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大厂都有关联，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和这些知名的企业、企业家以及相关的慈善事业都会打交道。当你进入“捐助科研”这个“赛道”仔细一看，发现不止陈天桥，原来马云、马化腾这些慈善家也在这里，都跟这个领域、这个方向有关联。此外近些年崛起的黄峥、雷军这批企业家在这个方向上也有大量投入，越来越多的例子开始涌现。

同时你会发现，这批捐助科研的慈善家，他们的成长经历和职业背景还有一些共性，比如他们大部分受过很好的大学教育，很多是名牌大学出身，所经营的企业往往与科技有关。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你会就觉得，这里有一个趋势，存在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我们投入精力去研究。

研究方法：一横一纵的影响力实践模型

汪伟楠：“慈善家捐助科研”这个新研究方向的开辟，和研究院此前的研究传统分不开，在“样本慈善家”和“技术公益”方向上的研究，让我们注意到了一些新现象、进入到了一片新的领域。但产生兴趣和开始关注毕竟只是第一步，要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认真对待还需要有设计，有自己的研究思路。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考虑的？

李劲：研究思路方面，首先还是离不开我们的关键词“影响力”（Impact）。研究院关注的是慈善领域长期、深远的“变化”和“影响”，不是短期的、表面的。科学研究，以及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正好就需要这种长期主义，所以这个课题本身和研究院的宗旨、关注的方向是很契合的。

第二个考虑就是，我们的研究总是努力求新、求前沿，关注慈善领域里面最有引领性的事情是什么。那么我们结合内外的形势来看，国内我们一直鼓励要追求科技创新，外部又有关键科技“卡脖子”的竞争环境，这就更凸显了这项研究的意义。这些是和问题意识、项目立意有关的考虑。

接着往下说就到研究怎么做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所以我们首先还是要做好扫描：到底有多大规模，有哪些人、哪些组织在做这件事。这里也是要点面结合，像我们最后呈现的总报告、国际扫描报告都是更重“面”上的东西，尽量给到大家一个丰富全面的信息。除了面上的信息之外，我们研究的特色，还是一些更有深度的内容，有更多细节、更多机制性分析的内容，也就是我们的案例研究部分。

讲到案例，首先就涉及到案例怎么选择的问题。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影响力，体量可以理解为形成影响力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我们选择的案例都是捐赠规模在十亿元以上的案例。当然因为研究力量有限，第一年只跟踪了7个案例，肯定是有一些遗珠的，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希望今年能扩展更多案例。

选好了案例，进一步需要考虑案例如何研究、如何呈现，这里有很多细节。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方法论或者说研究框架，在研究和呈现案例的过程中，我们统一应用了研究院自己开发的慈善影响力实践模型。影响力实践模型涉及一横一纵两个维度， 一横是对慈善活动成果的考察，将成果理解为产出、成效和影响力三个层次； 一纵是关注慈善活动的过程，将过程分解为募、投、管、退这四个环节。这套框架在分析大的慈善运作时还是挺适用。

研究挑战：让科学慈善被更多人看见

汪伟楠：在研究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运用了哪些方法？研究过程中最有特色或者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李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好奇心。我们从很多案例、很多科学家身上了解到，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好奇心。那做科学慈善研究，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最重要的也是好奇心。

首先科学慈善这个话题是一个比较跨界的话题，研究者需要有一个跨界的视角，或者说跨界的能力，需要对科学、对慈善、对科技政策，不同领域的话题有基本的了解。当然这一方面是知识储备的问题，但很难说谁的知识储备就足够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开放、学习的心态，愿意去了解不同领域的知识。

其次这项研究确实是有一些挑战，因为是一个相对新的领域，数据上、材料上往往需要我们自己去挖掘。不论是跨界的能力还是挖掘材料的能力，没有好奇心在后面做支撑，都是很难做到的。

我把案例研究会用到的信息分成A、B、C三类。A类信息是公开信息，像我们研究经常会用到的基金会年报这样的信息，这些都是公开的，就看你能不能仔细地收集，能不能用好。

B类信息是不公开的信息，可能原来就有，但是不对公众公开的，属于内部信息。比如我在研究一个案例时了解到一个线索，某一年某个组织收到了民政局的整改通知，具体什么原因，这是可以不公开的，但对案例研究关心的内部治理问题有参考价值，那么我就需要去挖掘这条信息。

C类信息是我们通过调研、访谈了解到的一手信息。比如我们在做新基石案例时，通过访谈了解到，原来饶毅等科学家与马化腾的见面、交流，对于新基石的创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一手信息只有通过深度访谈才能获得。 有些可能在公开材料里面也有，访谈信息可以和其他信息相互印证，通过印证可以加强你对信息的鉴别和理解。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尽量去充分掌握A、B、C这三类信息，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吧。

研究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这个话题在国内还比较新，慈善家出于比较谨慎的考虑，不一定希望你去专门研究他做的这摊事。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大家可以敞开来讨论科学慈善，充分进行信息交换和知识交换的平台和环境。

这也是我们做这项研究的一个目标：想让这件事被更多人看见，尽可能创造一个好的氛围、好的环境，促进中国科学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于这个挑战，我想研究准备期、研究过程中、研究结果发布之后的沟通都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尽可能和案主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联系。

科学慈善从“兴起”到“潮流”的四个决定因素

汪伟楠：这几点，尤其是丰富我们对慈善的认识这一点，对我来说也很有启发。做完了去年的研究之后，您觉得国内科学慈善的发展处在什么阶段？能不能说，支持科研这个方向的捐赠，在国内已经形成一股潮流了？

李劲：我觉得现在这么说还为时尚早。科学慈善想要形成一定的规模，取决于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要有足够的慈善财富积累。我们之前做过《慈善家办大学》的课题研究，像福耀科技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这些大学出资人的财富积累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并且可以通过股权捐赠等模式实现可持续。

第二个因素是财富来源、财富积累的代际更替。在科学慈善方面有重大投入的慈善家，往往其财富的来源就是与科技、科学有关的，这样的慈善家对科技有天然的亲近感。

第三个因素是政策。像上海的顶科基金会、深圳的新基石基金会，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有些科学慈善方面的论坛、交流，往往政府也参与搭台子。

这三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国际科技竞争合作形势的变化。中美科技博弈的形势会不会持续下去？我觉得这几个因素形成合力的话，科学慈善在中国会从“兴起”发展为“潮流”。

汪伟楠：最后一个问题，能不能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一下对中国科学慈善以及科学慈善相关研究的一些期待？

李劲：在研究过程中，有两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

一句就是陈天桥雒芊芊夫妇提的，“纵身一跃的勇气”。他们说，科研从来没有一帆风顺，但总是要有人去做，要有纵身一跃的勇气。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探索一个新的领域总是有挑战的。

另一句话来自顶科协理事长吴向东。他在2024年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说，我们要做正确而艰难的事。我当时在论坛现场，听到他讲出这句话，感到既很震撼又有共鸣。支持科研，是正确同时又很艰难的事。虽然艰难，但值得投入。

《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报告现已正式发布，并同步登陆微信读书APP，您可通过微信读书APP或微信读书小程序阅读完整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