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被主流归化的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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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被主流归化的游民

时间用来流浪，灵魂用来歌唱

中国慈善家 · 2023-06-21

　　2022年，爱尔兰卡洛，游民孩子骑着小马，穿过行驶的车流，奔跑在公路上。

　　飞机降落在爱尔兰利默里克市香农机场。贝维拉德走出航站楼，打了一辆出租车。车子行驶了5分钟后，在一处环形交叉路口旁，贝维拉德第一次见到了爱尔兰游民。

　　那里停着长长一排由白色旅行房车和面包车组成的车队。一群孩子穿着有些破烂的衣服，围着黑色、白色的马驹们奔跑撒欢。草地上拉了几条临时的晾衣杆，上面的衣服随风飘扬，看起来是手洗过的。妈妈带着女孩子们在做些家务，男青年们则搭起一处火堆，焚烧处理前一天的垃圾。

　　2000年5月所见到的那个景象，深深地留在了约瑟夫-菲利普·贝维拉德(Joseph-Philippe Bevillard)的脑海里。也是从那时起，这位美国摄影师决定开始拍摄爱尔兰游民(Irish Travellers)的系列肖像，记录他们的生活和聚落状态。

　　2019年，爱尔兰蒂博雷里，游民小女孩夏洛特站在“家”门口。她的脸上化着夸张鲜艳的妆容，背后的房车前，摆着捡来的破烂家具。

一

　　爱尔兰游民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爱尔兰、英国境内。不过，这个历史悠久的族群，至今仍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根据2022年爱尔兰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境内爱尔兰游民共有32949人，仅占全国人口的0.65%。

　　贝维拉德告诉《中国慈善家》，在美国波士顿艺术学院读摄影系期间，自己的教授就曾经讲到过爱尔兰游民这个族群。当时老师是这样介绍的——“爱尔兰吉普赛人”。

　　吉普赛人是全球范围内最知名的跨境游民族群。爱尔兰游民从外貌、聚落形态看来都与吉普赛人类似，因此很多人会将他们混为一谈。实际上，他们并非同一种族。不过，不管是吉普赛人还是爱尔兰游民，流浪族群们历史上均遭受过排挤与迫害。欧洲多国在古代出台过反游民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吉普赛人和其他游民种族也成为了纳粹屠杀的对象之一。

　　2019年，都柏林，参加宴会的游民女孩们穿着粉色礼服裙。

　　贝维拉德认识的第一位爱尔兰游民是比尔·凯西(Bill Casey)。2010年，他去往当地的一个跳蚤市场寻找拍摄线索，而60多岁的比尔和妻子刚好正在那里摆摊，售卖一些古玩摆件。

　　后来，贝维拉德和比尔一同去参观了他的家。政府为他们划定了一块专门的临时旅客营地，一批房车就停泊在那里。孩子成家后会搬出原本的“家”，购买一辆自己单独的房车，也停泊在比尔和亲戚们的营地附近。整个大家族的车与生活设施跨越马路的两侧，形成一片“村落”。

　　比尔很热情，先是向贝维拉德介绍了他的亲戚朋友们，之后又带着他去到了营地里的社区活动中心。比尔年轻时就在活动中心工作，那里开设了一些兴趣班和技能培训培训班，游民们可以在那里申请各类援助。

　　2019年，利默里克，骑摩托车的游民“孩子帮”。

　　“他跟我聊到，很早以前，游民们是可以在爱尔兰全国自由流浪、迁徙的。”贝维拉德告诉《中国慈善家》，上世纪70年代之前，游民们大多在农场工作，换取一些报酬，还可以在那里回收一些金属的锅碗瓢盆，重新锻造来卖钱。但是70年代后，塑料制品工业兴起，游民的锻造小作坊的生意就断了。

　　这对游民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他们自古以来拥抱游牧文化，住的是马车或者房车，饲养马匹，做一些流动性极强的小型贸易。而当整个社会结构更加规整、工业化程度大幅提高且大企业垄断出现后，游民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得极其狭窄。

二

　　那么游民是否可以转而离开不稳定的“流浪”的生活，尝试融入主流社会呢？这可能也是爱尔兰政策制定者的一种思路。根据最新的爱尔兰法律，暂居在公路两侧或田野等公共土地将直接被判为“非法侵入”罪，并遭到强制驱逐。

　　2019年，蒂博雷里，参加圣餐礼的游民孩子穿着正装，坐在房车的沙发上，举着一只气球。家里孩子众多，为了保持整洁在家具上用塑料遮盖是很多游牧家庭的习惯。

　　至于游民们的去向，政府会划定一些固定区域作为游民营地，如比尔家所在的区域。但这些营地已经变得人满为患，游民的生活质量也因此受到影响。政府还提供了一定的鼓励措施，希望能够将游民“归化”为定居者。

　　显然，社会政策制定者似乎认为，能够让游民融入社会的简单方式就是让他们接受定居。但是游民们则认为这种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抹杀他们原本的文化。一方面，由于历史上教育机会的缺乏，很多30岁以上的游民都不识字，这对于他们进入社会来说是很难克服的现实障碍；另一方面，尽管不少年轻的游民已经说一口熟练的英语，但其社区内部仍然会保留说谢尔特语(Shelta)的传统。

　　在不少英语使用者听来，这种语言带有“无礼”“粗鲁”之感，是一种排他性极强的语言——多年以来迥异的生活习惯与文化特征，已经让定居者和流浪者的社区之间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

　　比尔·凯西坐在自己的房车里。他是贝维拉德认识的第一个爱尔兰游民，也因他的介绍，让摄影师得以拍摄了100多户游民家庭。

　　即使游民为保障自己的教育与工作权益而努力融入主流游戏规则，也会面临一系列的难题。BBC在2022年采访了来自爱尔兰多尼格尔郡的大卫·弗里尔(David Friel)，这位24岁的男生，是爱尔兰西北部第一位获得硕士学位的游民。他表示，年轻一代的爱尔兰游民，都正在自己对族群的认同感和对爱尔兰社会的归属感之间努力寻找平衡。但他们还是时常感受到，针对游民的种族歧视深深地扎根于爱尔兰社会，且游民到现在为止声量和力量也非常小，因此歧视很难被消除。

　　在贝维拉德的镜头下，游民里的女孩子们都打扮得非常张扬，在很小的年纪就化上夸张、鲜艳的妆容，穿着也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

　　对于游民社区里的女性来说，她们的生活轨迹并没有太多选择。贝维拉德见过最夸张的家庭里，女性生育了26个孩子，而这些孩子们又带来了300多个孙子孙女。“我听说那位女士13岁时就结婚了，”贝维拉德说，“现在游民的家庭纽带也仍然非常紧密，大多数的游民女性会在16到18岁之间结婚。爱尔兰的法律则是18岁以上才能结婚。”

　　2020年，爱尔兰奥法利，游民女孩海伦。她穿着蓝色的蓬蓬裙，棕黄色的卷发披至腰间。对爱尔兰游民女孩来说，鲜艳夸张的打扮是最潮的。

三

　　人数少、声量小，游走在社会边缘的爱尔兰游民，持续面对着文化被误读、社会结构性歧视、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大多数游民在13至15岁时就因文化差异、歧视等原因辍学，仅有1%的爱尔兰游民能够最终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大学。目前，约有80%的游民们都处于失业状态。

　　游民的健康危机也更加显著。据研究数据，他们的寿命预期比定居者要短很多，50%的人活不过39岁。另外，2021年爱尔兰议会委员会公布的文件显示，11%的爱尔兰游民死于自杀。这一数字足足是定居族群的7倍。

　　几个在打闹的游民孩子。其中一个男生拿枪指着车内小伙伴的头，并没意识到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目前，游民们也在努力发声，捍卫自己的权益。1990年，社会组织爱尔兰游民协会(Irish Travellers Movement)成立，至今持续在平等政策推动、社会面消除歧视方面展开活动。每年，他们都在游民聚居的城市之一——爱尔兰西部的港口城市戈尔韦举办一场展示集会，意在帮助更多人了解游民文化。

　　集会在一个开阔空间上进行，比如在草地上展览游民曾经居住、驾驶过的传统马车，并有不少手工艺和文化传统展示的项目。游民协会也获得了爱尔兰艺术协会、英国健康安全局、爱尔兰卫生健康部、爱尔兰创新协会等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资助。今年，他们发起了“游民福祉创新力”项目，提供总额20万欧元的奖金，为维护旅行者权益的项目和组织提供3万至5万欧元不等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