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越光，西湖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曾任“走向未来”丛书及杂志副主编，从事过学术出版、人文教育、跨文化交流、妇女儿童、残疾人、农民农村、商业伦理、公益文化等众多社会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理事长。

　　“现在对我来说一切荣誉都是负债。债总是要还的，还债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蒙难，还有一种方式是劳作，持续地艰辛工作，我祈求上天允许我以后一种方式来还债，也恳请大家批评。”2月28日，在“坚韧的力量·2022年度慈善盛典”上，陈越光用这样的比喻，来表达获得慈善盛典年度人物的感受。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在为陈越光颁奖时，评价他是“我们慈善界充满智慧的思想者，也是身体力行的行动者，我们成功的实践者，是我们的代表性人物。”

　　作为思想者，陈越光对慈善文化的论述，在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产生巨大影响，他在多个场合发表的演讲和观点，被收录到《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陈越光NGO讲演集》和《以公益为志业》两部著作中，受到业界广泛关注。

　　作为行动者、实践者，四十多年来，陈越光参与希望工程等公益事业，先后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敦和基金会”)任职，对他而言，公益不仅是职业，更是志业。

　　去年1月17日，即将迈入古稀之年的陈越光，辞去敦和基金会理事长一职，在短短几天后，先后接任西湖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和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开启了新的航道。

　　大事难事看担当，群行群止看识见。陈越光做出这样的抉择，一方面是基于自己的工作节奏和人生安排，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两家机构的期望和重托。正如六年前，他受敦和基金会创始人、主要资助者叶庆均之邀，掌舵敦和基金会，带领这家民间基金会一步步成为业内的标杆。

　　而这一次重新远航，他带着新的使命。

和时针一致的人干事业

　　加入敦和，在陈越光看来，有一个对表的过程。2015年，成立三年的敦和基金会确立了“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的使命。2016年末，第一届理事会即将期满，叶庆均要寻找一位新的掌舵人，他找到了已卸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的陈越光。当时很多机构都向陈越光伸出橄榄枝，但陈越光却选择了这家规模不大的民间基金会。打动他的，首先是叶庆均的一个态度，确切的说，是一句话。

　　若干年后，当陈越光坐在中国文化书院的会客室，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仍感慨不已。“老叶说，‘我真不懂中国文化。’”陈越光回忆说，“听到他这句话我就在想，我懂文化吗？中国哪些人有资格说他真正懂得中国文化？恰恰是那些说‘我真不懂中国文化’的人，他至少有一份对文化的诚意和敬意。”

　　但这次见面之后，陈越光也并没有立刻同意去敦和。后来他和叶庆均又做了多番长谈，讨论了各种问题。陈越光将机构比作一条船，相应有三个角色。一个是船东，一个是船长，一个是大副。“我说你有能力当船东，也有能力当船长，但没有能力当大副，这是个技术活。我有能力当船长，也有能力当大副，却没有能力当船东，船东是要买船的。”

　　叶庆均听完就笑了，“大概我就只能当个船东。”如此一来，双方的角色定位已然明晰。叶庆均接着说，“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一般人听这句话都会理解成谈职务、薪资等待遇问题，陈越光却说：“前提是不受薪，条件是共同遵守12个字‘天下为公，坦诚相见，各思己过’。”

　　“天下为公”是出发点和基本原则，所谓“坦诚相见”，用陈越光的话说，“不仅仅是我对你有什么意见我可以直说，而且是无论你说什么，我都相信这是你的真心话”。而“各思己过”的意思，在陈越光看来，谁都不是圣人，都有做错或是做得不到位之处，互相少指责多反省，反省的最终还是回到“天下为公”的原则上去。

　　叶庆均听完一拍大腿，“我就想讲天下为公，没人跟我讲啊”，陈越光心知，这就算机缘成熟了。“我就在想，交朋友也好，共同合作也好，这个过程有点像对表。”陈越光告诉《中国慈善家》，“当人们有一个共同行动，需要对一下表，但现实中，很多人对表只对秒针，或者分针，不对时针。”

　　在陈越光看来，如果在共同的事业中对表，秒针的对表，对的是待遇；分针的对表，对的是职权；而时针的对表，对的是愿景，我们是不是同一类人，我们是不是真正有共同追求？当时针的对表达到一致，这才是陈越光所认为的机缘成熟。

　　2017年1月2日，敦和基金会召开理事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战略规划委员会成员，陈越光被推举为执行理事长，同时兼任秘书长、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主持敦和基金会的日常工作。“我当时全权负责敦和基金会的日常事宜，即使现在我的任职有了变动，大家还能很好地共事相处，我相信正是因为我们在时针上对得不错。”

　　这样的对表，在2017年敦和决定资助西湖大学筹建时，也经历了一次。在这总额3亿元的资助项目中，敦和基金会从做出决定到全款拨出，前后才不到两周时间，这其中，除了校长施一公个人的影响力之外，更多源于对这所定位为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民办大学的共同愿景。

　　陈越光坦言，当时敦和对于西湖大学这一项目的最大一个担忧，是创始人能否专注办这所大学，毕竟当时施一公还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如果两头兼顾，肯定无法办好一所大学。于是，他和施一公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如果有一个新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给你更高的职位，你怎么办？”施一公很坚决地表示将会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全职专注于西湖大学。这份义无反顾，感动了陈越光。

　　在追求世界最前沿的科研教育这一愿景上，陈越光和施一公殊途同归，这也源于对成功的共识。在陈越光看来，成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过程中的平庸的成功，在成功的同时就被平庸消化了。还有一种成功是历史性的成功，它有宏伟的目标，历史性的成功可以让后人享受它的遗产；即使没有成功，那么这一目标和为这个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就会像远方的灯塔那样，感召后来人。“我们认为西湖大学所追求的，应是这种历史性的成功。”

　　在西湖大学成立大会上，陈越光代表所有捐赠人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西湖大学的成立，犹如迎接心中的日出！”他甚至畅想了一百年以后的场景，在2118年秋天西湖大学的百年庆典上，他要预先委托那位将在西湖大学百年庆典上致辞的代表，“请代我们向百年后的西湖大学师生员工说一句谢谢，因为你们的努力，使我们当年所做的一切，具有了超越我们个人生命的历史意义。”

 

 

雄心和使命

　　陈越光温和儒雅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火热的万丈雄心。执掌敦和的第一天，他便提出了打造百年基金会的目标，因为敦和基金会的使命是“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在陈越光看来，承担这样的使命，一定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以百年为单位来做，这是和使命匹配的必然。”

　　按照陈越光的构想，任期内，他要为敦和这样一家资助型基金会理出一套文化、机制和基本原则。他在起草《敦和基金会战略规划委员会议事和行为规则》时写道：“尊重不同意见，尊重少数观点，在决策异见中善于沟通，敢于放弃，肯于等待，是一个人胸怀和修养的体现，是一个机构成熟的表现。敦和基金会是一个资助型慈善基金会，既无营利组织商场如战场的急迫性，又无筹资机构客户要求的无奈性，从容、放远是我们的优势，拿得起、放得下、等得住是我们的智慧。”

　　在一些基金会，理事会是以资助人团队为中心，秘书处是以公益的职业团队为主体，理事会和秘书处之间，容易造成一定张力。有时候一个强势的秘书长，会将理事会变成一个橡皮图章；有时候一个强势的理事会，又让秘书处成为小跟班。

　　在陈越光看来，其中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理事会如何按照章程来行使权力；二是秘书处怎么保证对理事会的信息透明，避免造成信息不对称。

　　理事们多是兼职，不可能事无巨细都通过开会或汇报来沟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陈越光主导下，敦和建立了一套信息数据库，让战规委的理事们能随时调阅相关文件和信息，随时了解基金会事务和最新的项目进展。

　　敦和也给予秘书处较大授权，以项目资助为例，单项500万元以下的项目决策权在秘书长，500万元到5000万元的项目由战略规划委员会决策，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决策权在理事会。

　　陈越光主张“集体用权，个人负责”，敦和基金会在项目审批中贯彻责任伦理，审批项目者不得指定项目，项目官员必须个人作业，完成项目审核；非会议不决策，项目审批必须在集体会议上讨论并当众决定；项目决策也不搞票决制，审批者个人承担责任……并将这一系列原则写入了规章制度。

　　在陈越光执掌敦和的五年内，敦和基金会迈上了三个台阶，2019年被浙江省民政厅评为“5A级社会组织”，2020年获浙江省社会组织总会“十佳社会组织”，2021年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而对西湖大学、浙江大学马一浮学院等项目的大额资助更是令敦和声名鹊起，引起巨大关注。

　　陈越光“完成了可以为敦和所做的主体任务”后，他在敦和的理事长任期还有一年，此时他任执行副理事长的西湖教育基金会需要他出任理事长(法定代表人)，施一公校长亲自去敦和协商，于是陈越光离开敦和掌舵之位的时间比计划中提前了一年。

　　但在陈越光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改变了和敦和的联系。他在敦和一直倡导一个理念，就是“在敦和如何定义‘我们’？”不应该只是敦和在任的理事会和在职的工作人员这几十个人，还应包括曾经任职过的，合作过的，甚至参与过的所有人，“无论正在的、曾在的和将在的，在敦和的文化里都是‘敦和的人’。不管我在敦和任不任职务，敦和门口总有一盏为我点着的灯，只要敦和有需要，我也还是会义不容辞。”

　　如今，陈越光又向另一个百年目标进发——西湖大学要成为一所百年大学。作为西湖大学的举办方及西湖大学捐赠基金的筹资主体，西湖教育基金会应如何厘清使命和边界？

　　西湖大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学校治理中，如何既体现校董会的决策权，又体现校长负责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力划分问题。”

　　从学校章程来看，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事关学校大局方向的内容，包括重要制度和机构设立、财务预决算、重要人事安排如校长副校长的聘任等事项，都由董事会决策。而学校的日常事务，如教学管理、科研、行政等，则由校长负责。在这一规则之下，校长是在第一线的，和董事会之间也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张力。

　　因此，在西湖大学的章程中，董事在董事会中行使职权，有意见有问题都在董事会上提，不允许校董以个人身份对学校事务加以干涉。同时，西湖大学董事会讲究充分表达，审慎表决，因此在董事会审议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董事提了很多不同意见、看法、分析、建议、补充，但最终投的是赞成票。

　　“除非是重大分歧，否则很多事情都是补充完善的问题。”陈越光说。为了便于董事充分表达意见，每一次董事会还有一个回避程序，校长等在校内任职的董事回避，便于所有未在校内任职的董事，可以畅所欲言地发表对学校、对校长的意见和建议，由董事会主席转达给校长。“所以我们强调的是集中大家的智慧，而不仅仅是票决，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西湖大学校董会一年只召开两次，主要审议方向性的内容，要实行有效决策，还需要通过八个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包括治理委员会、教育与学术事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发展委员会、产业关系委员会、规划与基础设施委员会等。其中，治理委员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委员会，董事会涉及大学治理的议题先由治理委员会预审，校长和董事会主席也是治理委员会委员，治理委员会主席正是陈越光。

　　而从举办方角度看，陈越光认为，西湖教育基金会的使命，就是举办一所向世界教育和科学高地顽强跋涉，能够创造世界一流的，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因此，西湖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个面向：面向大学治理；两个重点：为西湖大学的发展筹集资金，以及让筹集的资金保值增值。

　　西湖大学如今已经成立五年了，陈越光认为，检验一所大学是否足够成熟，还需要经历风波和传承的考验。“只有在危机和风波中经过淬炼，在传承中经过考验，才能有很好的延续，才可以说西湖大学真正走向了成熟。”陈越光说。

“内田”和“外田”

　　陈越光如今扛起了两大机构的重任，往返于京杭两地，却乐此不疲。同时面对多个职务多重角色，对他而言并不是问题——一个人怎么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如何同时面对多重工作，始终掌握主动性？对于这些困扰当代职场人的问题，早在近四十年前，他就已经找到了答案。

　　如今回想起来，陈越光认为是一个有趣的启示。1984年，他在参与编写《走向未来》系列丛书时，第一次代表编委会去四川人民出版社谈后续的工作安排。在离开北京的前一晚，他在丛书主编金观涛先生的家里吃饭，席间还有另一位客人，是当时某位中央领导的秘书，聊到这位领导有个习惯，每周六晚上都会看场电影。陈越光很是诧异了一番。

　　出差期间赶上周末，陈越光就去了都江堰，那天下午，他坐在旁边的山上看都江堰的水流，看着都江堰的水流，是利用离心力优势，将田分成内田和外田，水流先经过内田，再转到外田，因此，平时能保障内田始终有水，当水大了，就流到外田，这样就避免了旱时无水，涝时成灾的局面。

　　陈越光想到几天前席间的聊天，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职务越高，越有做不完的工作，就越不可能靠延长工作时间来完成，因此要做的就是如何选择工作中的轻重缓急。哪些工作如“内田”，要旱涝保收，必须保证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哪些工作如“外田”，适当照应，时间精力上点到为止即可。工作的内外田还要不断调整，及时将一些重要的工作放在内田的位置上，才能有节奏地面对繁重的工作，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从容的工作状态。“这个过程中要拿得起、放得下、熬得住，在过程中成长，而不是在过程中消耗。这也就是中国智慧的所谓‘举重若轻’啊。”

　　陈越光将自己的工作性质分为两种：偶尔决策，常常协调；工作形态则分为三种：读书写作，交谈沟通，会议讲课。

　　不久前，中国文化书院文化经济分院成立，这是中国文化书院执行民政部、文旅部有关规定重启分支机构建设以后，成立的第二个分院——2022年12月18日，跨文化研究分院已率先成立。

　　两个分院相继成立，这是陈越光在31年后再次回到中国文化书院，对其目标重新界定后所做出的决策。在他看来，中国文化面对的命题，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激活传统，回应时代”。激活传统就是以创造性转化推进创新性发展，回应时代则需要理清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之间，现代科学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书院在成立的口号也指明了方向性，即“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因此在激活传统，回应时代之外，还要走向世界。陈越光担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后，按照国家的管理规则建立了分支机构，第一个成立的就是跨文化研究分院。

　　陈越光回忆起1991年，即将赴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之前，他第一次见到书院创始人之一季羡林先生的情景。当时，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四个字——“拜托”“骨气”。

　　那天，季羡林说了很多拜托的话，然后突然问陈越光一个问题：“从梁漱溟到后来的，你看出书院有什么传统吗？”陈越光一时没能答上来，季先生说了两个字，“骨气”。一旁的书院院长汤一介补充道：“就是之前季先生八十寿辰上，庞朴先生说的康德那句话，有价值和尊严，价值是可以转让的，尊严是不可以转让的。”

　　那时候，陈越光并未完全理解这几个字的内涵，直到2014年，陈越光开始撰写《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书，整理了中国文化书院的所有历史资料，足足准备了24个月，这才真正理解了季先生说的“骨气”和汤先生说的“尊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文化的主体性，或者叫文化自信。二是坚持书院的民间性。

　　而真正理解“拜托”两个字的意义，则是在去年2月，陈越光出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之时，才深深体会到一直被忽略，被误认为是客套的这两个字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

 

　　这些年来，从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再到西湖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研院等，陈越光关注的多是思想、精神、文化和知识人才方面，那么，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公益人的精神追求和感情底线是什么？

　　陈越光在敦和持续资助的扶贫项目“山村入户早教计划”的媒体发布会上，提出“公益人的感情世界”问题：被贫困、不公平打动是公益人的感情基础，离开此感情基础，公益人的理想将是空洞无物、苍白无力的。他以罗丹的著名雕塑作品《思想者》为例，思想者究竟在思考什么？他面对的是什么？其实，这是群雕《地狱之门》的其中一个作品，思想者面对的是地狱里浓烈的地狱之火，以及在地狱里煎熬的众生，所以思想者面对的是苦难。“人类的思想之盐都是在苦难的海滩上晒出来的。因此，越是看似比较高端、比较精英的项目，越需要在感情世界中真正理解苦难。”

　　四十多年来，陈越光一直在传道，传中国文化之道，传天下为公之道。2019年，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陈越光作了题为“以公益为志业”的演讲，他表示，公益对一个社会，某种意义上就像水对于生命一样，“当公益人投身公益之时，除了情怀、伦理和责任的感召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召唤。”陈越光认为，投身公益探索的人们，实际上是处在这个世界矛盾和撕裂的最前沿，除了在二元分立的世界中生活，内心有善良、有认定的价值，用工具理性的方式完成社会中要做的事之外，还可以通过几代人，或十几代人的创造力，共同创造出一种新的精神境界、新的观念思想，就像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那样，完成人类文明新的建构，“这不是最大的公益吗？”

　　也正是有这样的思考，在“坚韧的力量·2022年度慈善盛典”的颁奖现场，陈越光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坚韧的力量，“因为现代慈善本质上是慈悲利他的道德愿景的社会展开，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不因朝东暮西的潮流而迷茫，不受昙花一现的人物所蛊惑，不被喧嚣一时的事件所吓倒，而始终不渝地以对自己、对他人、对祖国、对人类深沉的爱去创造。

对话陈越光：公益是社会的盐

　　采访陈越光当天是中国北方小年，风大，气温低，陈越光配合着摄影师、摄像师，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场景拍了一个多小时，虽然不太习惯，却始终态度温和。等到真正坐下来采访时，他开玩笑说，“今天的安排有些多，使得思想的活跃度减低，形式的活跃度增加。”

　　说者委婉表达了态度，听者也并未感觉受到了批评，气氛依然融洽。或许正是这种谦逊却不失锋芒的沟通艺术，使他能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几大机构中，不会陷入文人相轻的烦恼，能在几个组织结构复杂的机构中大刀阔斧开展改革，却能在离任时仍保持着“留一盏灯”的良好关系。

　　作为思想者、行动者，陈越光一直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保持着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在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他谈到了中国文化书院、谈到了敦和基金会，谈到了西湖大学，也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情怀和公益人的情感映射。

　　《中国慈善家》：现在社会力量办大学，特别是基金会办大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热潮，你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会考虑哪些因素？

　　陈越光：现在找我咨询的人很多，我问他们准备得怎样，往往会说准备筹多少钱。钱是要素之一，基金会办学当然要为办学提供资金，这也是举办方的法定义务。但我认为，要注重几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定位。这所学校是怎样的定位？面向哪一个层面？既想是实用型，又想是研究型，既想普及面广又想高精尖，这是没法办好学校的。第二个要素是创业团队。办学团队是怎样的，大学校长是什么人？第三个要素是和政府、政策的沟通。第四个要素是学校的治理结构。第五个要素是资金储备。而在这五项中，最关键的是定位和人。

　　《中国慈善家》：在大额资助选择项目时，你会考虑哪些风险？

　　陈越光：敦和基金会对西湖大学的捐赠，是以个人捐款定向资助的形式进行的，敦和理事会只是审核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方向，但我作为秘书长，审核这个项目，事实上是要考虑一个风险控制。

　　西湖大学和马一浮书院都是资助额度较大的项目，但项目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在马一浮书院，对于浙江大学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名校和团队实力来说，要避免的是主题不明确、分散的风险。当时浙江大学跟敦和提议的时候，是有7个项目同时做，马一浮书院最开始的名字叫复兴书院，他们准备做一个额度为1亿元的专项基金，希望敦和资助5000万元，其他的再募集。但是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重大的修正，第一不要做7个，只做1个，第二，敦和直接资助1亿，希望浙江大学集中力量把这个项目做好。

　　而在西湖大学，最直接的风险是创始人能否专注于此。毕竟施一公当时还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长期那边当着这边兼着，是做不好西湖大学的。所以我和施老师谈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有新的机会来了，不论是当清华校长，还是再进一步，去当部长副部长，当这些机会摆在面前，你怎么选？施老师当时很坚决，西湖大学一旦获批，他就全职赴任。很快他就辞了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职务。

　　《中国慈善家》：你执掌敦和的时候，敦和资助的既有高等教育和文化研究的比较精英类的项目，也有贫困地区扶贫、山区幼儿的民生类项目，这两者如何关联？

　　陈越光：敦和作为文化类的资助型基金会，选择教育文化这类项目是符合它的定位的。但是，敦和为什么还会持续关注困难群体的民生类项目，这其中有一个公益人的感情世界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精神追求中间，感情的底线是什么？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罗丹的雕像作品《思想者》风靡了整个中国知识界，但是，思想者在面对什么思考？他正视的是什么？实际上，思想者是一组群雕中的一个雕像，整个作品有一百多个雕像，叫做《地狱之门》，思想者就在门框上，他面对的是地狱里浓烈的火焰，是地狱里煎熬的众生，在苦难和刑罚中被折磨的人，所以思想者面对的是苦难。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思考，越是讲究精英思维的人，越是讲究思想和知识生产的人，越要想到他的感情世界面对什么，因为人类的思想之盐，都是在苦难的海滩上晒出来的。

　　要理解两者的关系，可以读一读佛学的经典《普贤行愿品》，“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离开大众，菩萨就不能修成正果，同样，只有在思考的过程中去提炼，才可以真正产生出思想和知识的精华，这就是一个精英在内心世界上要懂得的东西。

　　所以我们越是做比较高端比较精英的项目，就越需要在感情世界上真正理解苦难。

　　《中国慈善家》：你强调知识分子、知识精英的精神追求，在你看来，当前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

　　陈越光：我们首先要确认什么叫知识分子。一种说法是将知识分子等同于知识拥有者，有知识就是知识分子，这说法是有失偏颇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反过来，认为知识分子与知识无关，只和道义有关，即使一个人根本就没有知识，但是为社会仗义执言，那就是知识分子，而这也是偏颇的，比如大刀王五，为了社会公义，可以连生命都舍弃，这样的人，可以叫义士称英雄，但也不是知识分子。

　　爱因斯坦曾经认为，如果一个核物理学家，没有在反核武器宣言上签字，他就仅仅只是一个物理学家，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有两个必备条件，既是以知识为生存手段的人，同时也具有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切，我想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定义的最基本的内容。

　　今天的知识分子，他应该具有两大功能，第一个功能叫做传授知识传承文化；第二个功能是以批判性思维的建设理性，凝聚社会共识。批判性思维并不等同于批判，它本身就是以一种审视批评、逻辑印证、检验的方法，在它背后的是一种建设性的给予。希望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来凝聚社会的一些共识。

　　《中国慈善家》：近几年中国公益行业发生很大变化，许多人都显得很焦虑，如果要对后辈提出一些建言，你的建议是什么？

　　陈越光：建议有两点，第一点叫做守常达变。人们焦虑不是因为困难，而是因为无法建立预期，建立不了预期是因为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以处变不能靠以变对变，还要懂得守常。举个例子，1938年竺可桢校长请马一浮先生写浙大校歌的歌词，马先生写好后，许多人看了却面面相觑，觉得难以传唱。因为当时的时代氛围是浴血抗战，一寸江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而马先生的歌词是“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

　　在马先生看来，抗战乃一时之事变，恢复为理所固然，学校不摄兵戎，乐章乃当垂久远。学校典礼上唱的校歌是乐章，应垂之于长远，而不是应对一时之变。2014年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公布的一则最受欢迎的高校校歌评选结果，浙大校歌名列榜首。

　　公益也一样，你的项目可能变，捐赠人可能变，受助单位可能变，我们要去面对，但越是在不确定性的时候，要回到你的出发点，回到愿景去想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处变”是要敢于去“处”，但要守得住你的“常”，守得住常的人才可以应对变化。

　　第二个建议是不要被公益界或者公益圈自限。公益是什么？公益是社会的盐，它只有融于社会，才能体现它的社会价值。所以，以公益圈划界是一种自我束缚，要敢于冲出这个圈子去。

获奖理由

　　作为中国公益的先锋人物，他说公益是社会的盐，要真正融入社会当中，方能体现价值。他践行这一理念，将一家民间基金会打造成为价值理念、治理思想清晰的中国公益的先进社会组织。他也是中国文化的传道人，从上世纪80年代掀起思想文化启蒙的浪潮，到今天推动中西文化的交融，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奔走。步入古稀之年，他放下敦和的舵，升起书院的帆。深藏功与名，传承文与道。无论是以何种身份示人，士人的风骨是他不变的底色。

获奖感言

　　我们为什么需要坚韧的力量？因为现代慈善本质上是慈悲利他的道德愿景的社会展开。在这个展开的过程中，需要我们不因朝东暮西的潮流而迷茫，不受昙花一现的人物所蛊惑，不被喧嚣一时的事件所吓倒，而始终不渝地以对自己、对他人、对祖国、对人类深沉的爱去创造，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坚韧的力量。至于给我的荣誉，我当然很感谢主办方和评委会，但是现在对我来说一切荣誉都是负债。债总是要还的，还债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蒙难，还有一种方式是劳作，持续地艰辛工作，我祈求上天允许我以后一种方式来还债，也恳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作者：贺斌

　　人像摄影：MORE x JOLI studio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