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1年9月举行的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正式宣布将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同年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中美双方再发表联合宣言，承诺将在甲烷减排等多个减碳方向展开合作。自2020年正式提出“双碳”战略以来，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0年前下降34.4%，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68.5%下降到56%。

　　减碳已是大势所趋。对于企业来说，绿色不仅成为风尚，也成为强制性的压力。在欧美企业已经围绕ESG(环境、社会、企业责任评估系统)开展数十年工作的情况下，突然被推上新赛道的中国企业，在转型面前面临着更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渐受重视的绿色数据

　　做减碳账本的绿普惠App，最近开始陆续接到了来自企业的定单。企业的需求主要是定制一套ESG账本系统——尤其是针对“E”部分，也即环境方面。

　　绿普惠目前与多地政府合作，搭建一个可以量化记录个人减排行为的数字平台，用户产生的减碳额可以转化为积分，用以兑换产品或优惠劵。而前来询问的企业方，多是希望通过绿普惠的技术，让他们实现对接员工的绿色出行、消费行为，将它们直接和企业管理APP相关联。这样，员工的个人减碳份额就可以被企业统计和评估，再通过激励手段，让更多员工巩固绿色生活方式。

　　绿普惠创始人陶岚告诉《中国慈善家》，企业的咨询从今年开始明显增多。

　　ESG一词在200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国际金融机构的联合倡议中被首次提出，在近20年时间里，ESG已经从一种向企业提出的社会责任倡议，逐步转变为带有强制性的管理标准。

　　2015年，港交所修订了《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规定上市企业“须每年披露环境、社会及管治资料”；内地则于2018年由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正式要求上市公司进行ESG信息披露。近两年，在碳中和、碳达峰的“双碳”战略被提出后，更多ESG披露相关的法条细则也在逐步完善。

　　今年，宁德时代公司第一次发布了ESG报告。自2018年上市以来，这家公司就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管理委员会，对绿色相关议题进行管理决策。往年的报告均称“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今年则是首度用“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来定性这份公示文件。

　　“这表明公司对ESG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宁德时代有关负责人向《中国慈善家》表示。这家公司主营业务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也提供发电、用电、电网侧及各类运输场景中的储能方案。

　　从2006年开始，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持续收集、整理、分析企业公开环境数据。中心主任马军告诉《中国慈善家》，随着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强，国内的ESG标准逐渐向国际看齐，甚至有些标准制定得更为严格。

　　“比如一些高排放企业需要实施‘超低排放’标准(注：一种限制部分地区和企业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的标准，三项分别比2021年版火电厂排放标准缩紧30%～75%不等)，它实际上就比欧美最严格的标准还要更为严格。”

　　马军认为，近些年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报告数量在增加，质量也在提升。“曾经一度违规的企业不少，但现在合规企业已经越来越多了。”他表示，“不足之处还有两方面，一是量化的指标披露做得还不够，比如披露了排放浓度却少了排放总量；二是在某些项目的披露上还很落后，比如生物多样性这个子项，国内起步较晚，目前很多企业还没有开展。”

　　对比宁德时代历年的报告，最新的ESG报告尽管仍存在上述的一些不足，但能够看到该公司在努力完善。在报告中，宁德时代如往年那样公布了其能源使用相关标准、污染物排放管理情况、生态环境行政许可信息，此外还新加了气候变化治理体系、绿色发展战略的表述，将资源消耗子项细化到了节水与包装材料减量项目，并专门对供应链质量管理做了披露。此外，还单独公布了一份碳排放核算报告，体现企业对减碳的重视。

　　2021年4月7日，杭州萧山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移动储能舱内查看由宁德时代生产的储能设备运行情况。

上游适应标准管理难度较大

　　“我们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全面研究梳理产品碳足迹。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电池生产的主要碳排放来源于范围三，也就是来自上游的碳排放。因此一方面我们帮助上游开展减碳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从自身的产品生产着手。”宁德时代有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慈善家》。

　　国内企业的碳排放被划分为三个范围：范围一指直接排放，即企业自身的能源使用和生产活动产生的气体排放，如工厂内火力发电、材料加工等；范围二指间接排放，指企业从外部购入能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如用电、用热；范围三则涵盖生产链上下游各项活动所产生的排放。

　　2019年，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安永进行过一项全球投资者调查，超过半数的投资者表示，当一家企业未披露如何应对供应链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时，他们将考虑撤资或不再主动投资。可以看出来，在企业的一整条绿色转型生产链中，处于上游的供应链管控是衡量企业生产能力和风险的重点，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根据宁德时代公布的数据，2021年公司范围三的碳排放约为740万吨，总碳排放约为892万吨，范围三占总排放值的近83%。如果能系统地管控供应链生产行为，制定并有效实施绿色转型标准，会极大地降低企业的总碳排放量。

　　但难点在于，上游管控一旦出现问题，会影响下游甚至整个市场，牵一发动全身。近几年来环保新规不断发布，更新速度很快，企业经营与政策之间的磨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矛盾通常会在最薄弱处被放大。

　　在IPE公布的企业气候行动指数(CATI)排行榜上，位列汽车零部件行业第一的是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舍弗勒(Schaeffler)。2017年，其供应商之一的某家中国工厂，因环境违规被当地政府关停。当时，舍弗勒表示，他们需要3个月时间才能找到替代工厂，而供应链断裂会直接影响下游的49家汽车生产商，将导致300万汽车无法按预定时间出产，行业预计损失达3000亿元。

　　“那件事甚至对生态环境部也产生了压力。”马军告诉《中国慈善家》，“严格的环境执法是不是会直接导致对经济的重大的影响？这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但这起事件最终也成为了舍弗勒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契机，“现在它在企业气候行动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对整个汽车行业也产生了影响。”马军说。

　　属同行业的宁德时代，CATI指数也排在前列。该公司有关负责人向《中国慈善家》表示，公司目前正努力帮助供应商制订短、中、长期的碳管理计划，并提出量化的可持续绩效目标，包括绿电使用比例、循环材料使用比例、碳排放强度以及单位产品能耗强度等。而对于暂时无法满足目标的供应商，公司会进行调研并提供建议解决方案，同时邀请第三方机构，对供应商进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培训。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宁德时代共向80%的生产物料核心供应商开展了培训与摸底盘查。

　　但是，供应商、分公司数量多，管理复杂，这仍然是宁德时代气候行动中的一个难点。监督绿色计划的实施，需要实时进行数据的统计和更新，同步ESG相关绩效信息，分层、分级管理仍面临挑战。

　　2022年8月5日，陕西神木，国能锦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15万吨/年燃烧后CO2捕集和封存全流程示范项目”。该项目为实现中国燃煤电厂大规模碳捕集和巴黎协定框架下国家自主贡献碳减排目标提供技术支撑。

打造绿色供应链

　　ESG的推广也在推动一些传统行业的绿色转型，比如房地产业。房地产开发涉及的上游产业链非常庞大，钢铁、水泥、玻璃、建材等都是高碳排放的工业。在CATI排行榜上，房地产企业排名普遍靠后。

　　“这个行业的碳排放占到国内总量的四成。”马军说，“这也意味着，它也是绿色减碳潜力很大的产业。它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消费者挑选强度和辨识度都不够，所以企业并没有太大动力去做绿色转型。”

　　2011年，一批中国大型房地产企业共同发起了“中城联采”，对供应链进行考核与选择。2017年，这一联盟与公益机构阿拉善SEE发起“房地产绿色供应链行动”，发布了全球首份钢铁和水泥供应商白名单，共包含143家3年内未有环境违规记录、或依据相关准则已及时整改的供应商。万科、朗诗、蓝光等17家房企均承诺，优先和白名单上的供应商开展合作。通过择优合作，绿链行动已推动至少33家供应商就过往的环境违规问题做出公开说明，环境合规逐渐成为行规。

　　国内房地产的龙头企业万科也在带动整个行业的绿色进程。具体到采购环节，万科规定铝合金型材需100%使用无铬钝化工艺，以降低水体污染；木材需知源，保证木材砍伐是合法、科学的，避免生物多样性损害和环境退化；全部材料的供应商，都必须来自绿链行动白名单。

　　在万科2021年的ESG报告中，提到了2025年的绿色目标：累计落地认证5个超低能耗、近零能耗或低碳示范区项目，至少18个商场实现光伏发电。

大梅沙万科中心碳中和实验园区。

ESG成为核心竞争力

　　目前，企业开展ESG还需要哪些支持？宁德时代有关负责人向《中国慈善家》表示，一个更统一的标准，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内的ESG仍存在多个不同的标准体系，这也导致企业披露形式多样，可比性、量化性较弱。

　　马军认为，在这方面，政策应该作出回应，让标准统一起来。此外还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披露平台。“目前企业需要重复去做大量的测算和披露，所以应该建设一个统一的披露平台，可以让标准变得更一致，企业就容易去接轨，容易去执行。”

　　目前，社会组织发起的数字平台的搭建已初有成效，这也成为了中国企业开展环保行动方面的一个优势。目前，IPE所搭建的数据网络，收录了31省、337地级市政府发布的环境质量、环境排放和污染源监管记录，以及近15万家企业的环境披露情况。对于企业来说，一个能够及时、直观地反馈他们绿色行动进度和准确度的大数据平台，作用非常关键。

　　“如果上市公司在环境表现上出现了违规的问题，我们的数据平台可以给企业方的手机端或邮箱推送相关提示。”马军告诉《中国慈善家》，“能够及时收到反馈，有利于他们及时地做出说明或整改。”

　　数字化的碳核算工具要花费较高的成本，而如果可以开展在线核算，特别是部委、权威认证机构参与开展在线的核证，企业就可以大幅降低成本，让工作更有效率。

　　2022年6月17日，江苏连云港，海州区锦屏工业园，工人在检验一批绿色节能灯具。

　　另外，消费端进行绿色选择，来反推生产端转绿，也是一个关键的进程。在目前的CATI排行榜上，指数高的企业多集中在IT、纺织、日化领域，大多为与购物人联系紧密的消费品牌。马军解释说，这一点就能说明消费端的关键作用。“消费者对绿色问题的关注度很高，所以会导致这些品牌格外去重视相关问题。在同行业里面，大家也会形成良性竞争，并组织相应的行业协会促进绿色转型。”

　　绿普惠等个人绿色数字账本平台，就有着形塑消费端选择习惯的功能。在绿普惠小程序上，用户可以通过共享单车骑行、新能源汽车充电、拒绝一次性餐具、购买绿色家电等行为累积积分。“碳账户能让个人对减排状况有感知度，算清自己的碳账，然后成为碳资产。通过反馈机制，企业也参与进来，社会的力量也调动起来支持个人减排，慢慢地就可能把个人的减排意志变成集体行动，最终改变认知和习惯。”绿普惠创始人陶岚说。

　　目前，欧盟和美国已提出了碳边界税的提案，即根据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状况对产品征税，这意味着绿色指标不够高的产品将不得不承担更多税费。虽然提案仍有争议，但一个明显的信号是，绿色产业转型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规制，这也要求企业将绿色更实在地纳入价值体系。

　　“未来，企业不仅要在产品质量、价格成本等维度上去竞争，ESG的硬指标也成为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军说。

　　作者：龚怡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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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班编辑：万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