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9月公益盛典再创高峰，在动员公众参与公益慈善方面，互联网公司打造的公益节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种种迹象又使得我们不得不警醒，在互联网公益带来全民“狂欢”的同时，也需要去关注互联网乃至数字化技术可能为公益慈善组织带来的陷阱。

科技让公益更理性、更有效

　　互联网公益是指组织或者个人利用互联网及其相关联的数字化技术与思维方式来开展慈善募捐和服务等公益活动。它的兴起可以看做是技术公益这一脉络演变至今的典型标志。而技术公益又是公益慈善科学化潮流在中国的典型特征。正是公益慈善的科学化，推动了公益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现代公益慈善由此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新的行业领域。

　　在中国，公益慈善的科学化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它使公益组织在资源不足和权力较弱的情况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极大地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能。互联网乃至结合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的数字化技术，更是将这种赋能带到了极致，这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不得不说，现在的许多公益活动还存在慈善家拍脑袋、职业公益人士不专业等怪现象：例如资源类组织缺乏对公益资源的有效动员和整合，服务类组织缺乏对服务需要的有效供给，倡导类组织缺乏对公益行动的有效动员和社会影响，公益项目的产品化和规模化之路更是步履艰难。由此导致爱心衣物过剩、暑期支教形式化、夏季洪灾发棉被、给孤寡老人发短裙等“无效公益”的现象层出不穷，这既造成社会资源极大浪费，也损害了公益慈善的社会价值和公信力。

　　在此背景下，“科技赋能公益”无疑可以让公益慈善更加理性化、更加有效化，而且更加能够持续升级优化。数字化尤其给处于资源链条低端的草根公益组织以极大的赋能，使得他们在资源筹措、项目运作和组织管理能力上得到迅速的发展。

　　需要肯定的是，互联网慈善的发展背后，也体现着公益慈善领域的核心价值理念从以往关怀伦理向正义伦理的转型。关怀伦理强调的还是道德情怀和“好人好事”，而正义伦理强调人与人之间合理关系与秩序的建构。科技赋能公益的目的，正在于最大效率地提高慈善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帮助现代公益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正是在这一价值转型过程中，各种互联网的技术工具被引入到中国的公益慈善领域，使得公益慈善实践的工作方法及效果呈现更为直观，也更容易得到慈善家、企业以及现代国家的青睐，从而也使得参与其中的公益慈善组织获得更多的资助。可以说，这种资本和权力的推动也是“科技赋能公益”更容易得到重视和推广的原因，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使得数字技术赋能公益慈善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

技术公益面对新的质疑

　　不过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标志的技术公益也不得不面对新的质疑。最主要的批评是，这种对技术和工具的强调忽略甚至破坏了公益慈善本身的道德性。虽然技术公益的推动者本身也许无意要用技术来取代公益，但是过度重视技术化的确会带来公益慈善的人文价值被替代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让社会问题表征化。在技术视角下，很多社会问题被抽象成符号表征和公式算法，而这一问题背后复杂的社会成因被忽略。技术公益更倾向于以实用的解决问题的目的来定义公益慈善，因此他们常常提出以结果为导向的思维逻辑，发展出一套技术方法来分析评估项目的要素。这意味着，他们会尽可能地归纳总结出一套问题和原因之间的线性模型，然后评估有效解决问题的路径，从而建立起所谓最佳实践模式。

　　然而公益实践不等同于科学实验，在服务对象现有问题和原因之间建立简单的线性关系未必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针对表层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很可能忽略了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这样的公益方式只能达到一种短期的暂时性效果，而没有触及社会根源。问题表征化倾向使实践者容易只关注短期内效果的提升，以项目化的逻辑来整体推进服务，通过一系列指标来评判服务效果，却忽视了真正的社会问题。这样的服务模式虽然从短期内看来是有效的，缓和了表面的张力，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故具有不可持续性。尤其是在公益慈善项目结束后，存在项目效果衰退、个体问题复发的风险。

　　其次是方法的单一性。互联网逻辑很容易将技术普遍化成为一种相对超越人类所处的特定传统和实践的存在。同时，问题表征化也让互联网平台和参与其中的公益组织很容易倾向于对自己的方法加以快速地复制和推广，这就造成了方法的单一性。

　　行动者很容易认为，找到一种方法加以推广就可以解决不同情境的问题。这种对普遍主义的强调把问题从服务对象群体以概括化的方式抽象出来，貌似使问题更为具体明了，可以发挥人的理性寻求最优的问题解决策略，但是公益服务项目面向的常常是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在因果逻辑基础之上总结出来的实践模式对这些特殊个体常常缺乏针对性。这种解决策略的建构，以“万金油”式的方法来应对各种异质性问题，其实常常只能暂时性地缓解社会表面的对立和紧张。

　　更糟糕的是，技术的迅速发展很容易让技术成为一种垄断的话语渗透到实践过程中，以一种威权主义的姿态取得控制权。互联网逻辑越来越可能成为单一主导的方法论，这很容易导致项目在真正落地的过程中陷入僵化的套路，难以解决具体人的具体问题。

　　第三是技术中心化。互联网公益也容易将互联网技术的掌握视作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评判标准。由于以技术作为判断标准，互联网技术本身便成为了一种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开始只是被视作公益赋能，但是互联网技术却能够以推动社会发展的名义，创造出自己的社会空间，进而重塑公益领域的秩序体系，从而让那些不符合这一表征的公益实践被认为是“异常”或者“落后”。由于科学被作为一种工具应用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也不容易对这种重构持质疑的态度，于是公益实践容易陷入“技术”话语的桎梏与束缚。

　　其实，技术表征的指标往往也是“后天”人为建构的。具有主观性的个体为“科技”赋予定义时，代表特定群体利益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便会将倾向性偏好贯穿到公益的理念和行动过程中，通过催生技治主义(technocracy)思维而将问题去“立场化”。“异常”群体处于被发展地位，其中真正隐含的则是技术公益自身所营造出来的一套话语组织和不平等的权力体系。

　　正因为上述三个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公益并非一种自然发生的历史过程，而是拥有资本的行动者的社会建构，它本来是行动者不满于原有传统慈善的不足，力图在公益慈善领域应用技术来赋能公益慈善，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公益在提高了公益慈善实践的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表征化、方法单一化以及技术中心化等诸多陷阱。

　　随着具有“互联网”名义的公益行为在人们视野中出现的次数增多，可能导致互联网公益呈现出与发展主义相同的典型态度——霸权，“同一化”概念和“齐一化”行为的肆无忌惮的发展，数字化慈善逐渐以一元模式吞并多元模式，甚至其拥趸者会把这种技术模式作为公益领域的唯一救星。这就有可能导致遮蔽真正的社会问题，将公益慈善工具化和技术化，而失去了对公益价值本身的追寻，原来的正义伦理的初心最终只是变成了话术。

　　这样的话术甚至可能会导致公益慈善事业最危险的局面，就是让公益组织在利益的诱惑下，片面追求互联网上的影响力。同时也让公益人加入了数字劳动的内卷化，陷入人文价值缺失的状态。事实上，不少公益慈善行业的从业者在卷入大量的数字劳动之中的时候产生了很强的职业倦怠感。他们在开始做公益的时候往往都带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反思，他们的工作选择也具有明确的人文价值导向。然而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思维和数字化逻辑已经成为机构的主导的思维模式，比如很多公益组织都以各项数据的“大”来作为自己机构的目标，在自我宣传中也会特意强调“大数据”，数据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评价一个公益组织的重要参考。

　　对于大型公益组织来说，“大数据”可以算作一种炫耀资本；而对于草根组织来说，也不得不朝着“大数据”方向努力。这种普遍或者盲目追求数字的“大”会带来数字劳动的加重。而在互联网思维下，这种数字劳动越来越成为一种常规和普遍的工作。繁重的数字工作占据了公益人的时间，也疏离了数字劳动者与他人的连接，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意义和价值的缺失。

　　此外，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最能抓住眼球、成为“热点”的信息才会带来影响力。对于公益组织来说，能获得更多的关注、点击，也就更有影响力，更有影响力则意味更有机会享受互联网红利，获得更多筹款。目前为了更快获得“收益”而盲目追求关注和影响力的问题不断暴雷。比如2020年的吴花燕事件，就存在公益组织宣传失“度”的问题。

　　总之，虽然互联网公益确实使得公益组织在资源筹措、项目运作和组织管理能力上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我们也需要察觉到，这些技术赋能同时正让那些数字化资本对公益慈善组织形成支配性的影响。公益组织的工作内容逐渐服从于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的逻辑，而忽视了社区场域的真实服务。同时，他们的工作形式也被量化的科学话语所控制，更在劳资关系上使得草根公益组织工作者处于意义贫困的状态，这些都构成了公益慈善的价值内卷状态，技术的支配性使得公益慈善的人文价值正在被消解。

　　因此我们在肯定互联网带来技术赋能的同时，也提出公益组织需要在数字化和社区化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公益慈善组织不能只沉醉在成为互联网的键盘侠，它更需要回归生活，建立社区公共领域以及开展针对普通人的面对面的服务与教育，从而让人文价值仍然能够留在公益慈善的工作场地。

　　(作者系广州市君则智库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作者：朱健刚

　　图片来源：IC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