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好的公益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对今天的公益人提出了什么新要求？还有一个更私人的问题：在这个自顾不暇的时代，我们哪来的力气去帮助别人，而做公益，又到底能给我自己带来什么？

从人类学的视角看过去，公益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久久公益活动期间，《世界还有办法》主播傅剑锋邀请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人类学学者袁长庚做了一次深度对谈。

袁长庚是深受年轻人喜欢的思想者，他参与公益已经超过十年。他说，公益对他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帮了别人，而是让自己多了一份牵挂，连接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也是对抗无力感的一种方式。

（以下为播客转录内容，有删改。完整内容可在小宇宙搜索《世界还有办法》收听。）

 

公益账单是一家人生命延伸的过程

傅剑锋：很多人每天都很奔波，把自己顾过来都不容易，做公益就更难了，所以我想从最具体的问题和袁老师聊起：您和家人是在什么契机下参与到公益中的？

袁长庚：十年前我刚博士毕业，在深圳安家，我爱人在做自闭症方面的研究。在那之前，我对这个病不熟悉，对这样的家庭面对的困境也不熟悉。她在研究中遇到很多故事，每天回来跟我讲。我大概是那时候第一次理解了一个问题：这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是没有解的。它需要你不断地提供外部的、环境性的支撑。

她调查期间认识了一些朋友办的小机构，我们最早就是零敲碎打地帮忙。所以对我们来说，最早参与公益不是抽象的行善事、表善意，那是你朋友在做的事，你去支持他。后来就顺着生命历程自然延伸下去了。这两年我们比较关注生态和环境的议题，读着读着、想着想着，发现已经有公益的朋友在做相关的事情了。

所以如果把我们家所有公益的账单打印出来，基本上就是我们一家人生命延伸的过程。公益在里面像一个路标，标记着你跟不同的人相遇。

 

主动给自己找一个人生的负重

 

傅剑锋：腾讯公益平台上有个项目叫蓝信封，形态很简单，就是志愿者每月给乡村孩子写一封信。我们去访谈广州一个大学的志愿者女孩，她说那几年在大学里，专业不是自己喜欢的，很不开心，是一种“悬浮”的状态，脚不着地。她给一个乡村小女孩写信，小女孩讲家里的情况，也触发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类似的处境，她说这其实是对自己人生中未完成的课题的再处理和再思考。

她说极端的时候，生活中的负面情绪让她一度觉得活不下去；但正是这件事让她觉得“不能活不下去”，因为她一停，对面那个小女孩就收不到信了。她最后说：我帮到那个小女孩其实没多少，一封信能改变什么呢？反而是我被帮到了。

袁长庚：这一代孩子从小生活在一条目标很明确的轨道上：十八岁之前就是准备考大学。家庭把你保护得很好，甚至父母自己遇到困难也不跟你讲，他们觉得那是对你的耽误。进了大学也一样，各级考评的基础都是学业，而且必须是持续的好。所谓学生的“高中化”，在我理解就是他被迫过一种目标有限、内容有限、延展性也有限的生活。可十八九岁、二十岁的时候，你身心成长的要求本来都是扩张式的，你不可能每天安顿在那么窄的一条缝里。

那个女孩讲的“悬浮”，按我的理解，就是她接触不到真正多样的生命经验。

学校也觉得这是个严肃问题，但往往把问题理解成“他是不是没想通”，于是想用道理、用劝说去做工作。但悬浮感是道理没办法征服的，它只能靠生命经验去填充，那是一种身体的、直接的感觉。

尤其文科，我们给的道理太多了：人怎么幸福、应该为什么活着，什么理论都有。但这些都替代不了可能一个很偶然的契机，你去做了一件本来毫无预期的事，看到一个跟你差得很远的小女孩，她不说话，只是眼睛里闪着光看着你。你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办法假装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那样一个女孩。

傅剑锋：她自己的说法是，脚慢慢着地了。

袁长庚：她感受到了一种重量，这是这个故事里最打动我的地方。她不是靠自我提升、修为提高，双脚才站到大地上的，是她主动给自己找了一个人生的负重。

你今天能找到一样你自己接受的、心甘情愿背在身上的东西，这在现代是很奢侈的事。我们做大人的，有时候恨不得塞给孩子一个东西，觉得他的人生该有点重量。但凡是外在的、强制性框架下给的，哪怕它是真事，你也没办法接受；只有你自己遭遇的，你才可能心甘情愿地背下去。

 

没有余力的人

为什么还要做公益

 

傅剑锋：还想和袁老师分享一个公益故事，十二年前，安徽一个大学生碰到一个四五岁的自闭症男孩，从看到小男孩的那一刻他就放不下了，就开始陪伴他。孩子喜欢一个东西要重复一百次，他有时候会滑一百次滑梯，教一句“请”或者“对不起”要教一千次，连家长都烦。但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陪了十二年。

我们问他：这对你是消耗生命，还是你真的得到了什么？他说一开始也烦，但相处越久越觉得那孩子是自己小时候的影子。他自己是留守儿童，虽然是个正常孩子，也很孤独。他说这些年陪下来，让自己的内核变稳定了，我不是在消耗生命，反而是在积累心理能量。现在那个孩子上了高中，能正常读书，一个人出门两三天，家里也不担心了。

袁长庚：我们以前想象的公益是，有人遭遇困难，大家出钱出力去解决。但我们很少问那个困难具体的状态是什么。有些困难就是需要钱；有些是钱重要但不唯一；有些是钱不重要，理解、善意、一个必要的喘息之机，会比钱珍贵。

所以公益的这一端看起来很简单，连接着成千上万有善意的人；但另外一端很复杂，总有一个角落，是你在成长过程里永远想象不到的。当你有意识地去看那个角落，公益就变成了一种必要的自我教育。

以前我们分析一件事，最简单的方式是：有能力、有资源，事情就能做成。但你面对的是一个要滑一千遍滑梯的孩子，解决他的问题跟能力没关系，跟资源更没关系，就是你在那儿一二三四地数，数到一千，事情才可能截止。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要滑一千遍的。

傅剑锋：可现在很多人会说，我已经是没有余力的人了，你为什么还要我做公益？

袁长庚：我们不妨反过来问：为什么这几年不管有钱没钱，大家都在问意义的问题？富足和便捷有一个代价，它使你的人生进入一种高速的、平滑的运转状态。它没有摩擦。你的生活越顺畅，运转越快，单调性和重复性就越强。你每天一睁眼就活在惯性里：早餐、上班、通勤，下班后剩一点时间怎么消费。这些都写在剧本里了。

所以你想摆脱意义的困境，其实应该主动往自己人生这趟列车上放一些东西。甚至这些东西是有分量的、是沉重的、是你没办法解决的，你只能不断去面对。

至于余力，如果你意识到做公益首先是改变我们自己，那么你有没有余力，是可以讨论的；但你有没有这个意愿，可能更重要。

让善意在日常生活里被撞见

傅剑锋：您说的这个“放东西”，我们这些年做的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把通道修得离普通人近一点。今年的久久公益活动，我们想解决的就是“遇见”：怎么让做好事的机会，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来到一个普通人面前。

最直接的是微信里的摇一摇。你摇一下，摇出来的不是红包，是一个心愿：可能是一位独居老人想要一副助听器，可能是一个乡村孩子想要一件玩具。你点一下，这个心愿就完成了。

这笔钱不用用户自己出，背后有一个公益资金池，是很多企业和腾讯自己捐进去的。用户点的那一下，是把企业的这笔钱，指到了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而且因为有整个数字化的链路，反馈可以做得很精确。过一段时间你会收到消息，说你帮那个孩子买的玩具送到了，有时候还有照片，甚至有孩子写回来的一封信。

袁长庚：我们总说现代人的生活很碎片化，这是事实。但你刚才讲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碎片化也意味着，现代人的生活像桌面上的一排插口，可以接入的点其实很多。这些接入点是需要有导向的。你可以把它接到打发时间式的、纯消费式的地方，但你也可以用它，让自己的生活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变得跟过去不一样。

而公益跟消费不一样。消费是不需要想象力的，你花钱的地方、你的喜好、你欲望投放的对象，相对而言都是恒定的，你花十块钱还是一万块钱，只是刺激程度的差别。但公益展开的那个可能性，是你以前根本没想到的。

所以你要重新想象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你觉得自己就是某县某市做某项工作的一个人，那人生就限制在这个范围里；但你也可以是一个帮助过一个孩子、帮助过一位老人的人。

傅剑锋：以前一个公益项目挂一百万的目标，经济高歌猛进时灵验；这两年捐到十万，进度条可能就会停在那里。所以我们今年做了个产品叫单元捐，就是把事情拆小：十个孩子的助学金，一百份营养午餐。

拆小以后用户有了力量感，因为他能完成，而且他会盯着说，我就这十个老人，你能不能执行好？倒逼机构做事的精细度反而上升了。

袁长庚：如果募集停在十万，这十万怎么花，比一百万更考验人。这里除了执行能力，还有你对生活的想象力。

如果给两万块翻盖房屋，我几乎不用考虑什么，搞清楚当地用什么建材，钱到位房子就起来了。但你只能给这位老人两百块钱，这两百块怎么才能买到“我确实被帮助了，而且我是很平等地接受了社会的善意”？这需要花钱的人对生活有高度的理解，而且要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

以前我们对公益人的想象，总觉得他们像一群战士，觉悟比我们先锋，奋战在最前沿。但未来的公益人应该更像是生活中的陪伴者，同时也是观察者。

而且我想说，做小事情可能还不难，但想小事情很难。

以前我们总会问：你给他一个玩具有什么意义呢？他还是留守儿童，父母明天还是要走。这种结构式的分析听上去很深刻。但回过头想，这种讨论方式对那个生命本身真的公平吗？他的问题没有办法被结构性地解决，是不是就等于他所有的问题都不该被解决？

所谓信任危机，并不是大家怀疑钱被偷了，那是极端状况。更常见的是，大家不知道自己那份力量到底促成了什么。我每天都在捐，但我是不是像西西弗斯推石头？所以把事情做小，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公益面对的这些问题，没办法用一个胜利者的叙事去讲述，所以给公益人的新挑战是：你不光要做事情，还要有提问的能力。某种意义上肩负着发现另外一个中国的可能性——那个中国可能更深层、更在基层、更在边缘。

我想象中的公益

像街角的彩票店

傅剑锋：说到具体，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感受是“附近的消失”。我不去小店买东西了，线上下单直接送到家门口，小店就没人进去了。所以我们今年做的另一件事，是把线上和线下接起来。

有一个“好事社区”的小程序：你在线下帮了人，回来可以在里面打个标签、发一张图，说我今天帮这位老人把东西搬上了楼；另一个人说我帮邻居看了半天孩子。这些事本来散落在楼道里、谁也不知道，现在被记下来了，同一个小区的人能看见，会去点赞。有意思的是，本来邻居之间是真的不认识的，就这么重新认识起来了。

袁长庚：现代社会的道德要求是要有边界感，不打扰邻居。但这种“不打扰”衍生出一个结果：邻居对我而言没有具体的面貌。他就是一个我在电梯里见过、偶尔点头的人，不是立体的。

所以创造新的连接很重要。你看见的是他做的事情，你们之间最好有一个中介，大家不用去窥探对方的生活。这也是很多人对项飙老师“附近”这个概念最大的误解，他们以为附近就是回到从前那种没有边界感、互相打探的状态。其实不一定。

我们真正不知道的是，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它的维系和运转，靠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人的意愿。项飙老师讲的“附近”，我的理解是：开始注意到周围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

如果你问我，我想象当中有一天公益最好的样子，可能像街角的彩票店一样。特别简单，一块屏幕，上面滚动着一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很可能就跟你的附近有关：你帮的这个人，就是你们九号楼几单元的谁谁谁，他现在有一个具体的困难，需要邻居搭把手。

一个人本性到底善不善，先不讨论；要讨论的是，你搭建的那个框架，是怎么把善意引导出来的。

日课：

好人不是一瞬间顿悟的

傅剑锋：这十年公益做下来，对您个人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袁长庚：我算是个参与者，谈不上多深度，就是普通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十年下来变成了家庭的一个习惯。但我越来越多地在想：当外部条件不能完全如你所愿的时候，你做一个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成长过程中接触了太多圣人之言，这些话很宏大，漂浮在日常生活的上面。所以你会不自觉地怀疑自己做的那些小事，你知道做这些当然是对的，但你不太承认这个“对”的分量。

傅剑锋：我想到一个很小的场景。某个夜晚大雨滂沱，你点了外卖，很想催。可你要是催了，他可能在暴雨里狂奔，也可能出车祸。所以你不催，本来二十分钟的路两个小时才到，你还跟他说了句辛苦了。等他打开手机，发现你在系统里给他加了五块钱，留了一句：给你加个鸡腿吧。他那一刻是开心的。你是不是也会开心？

袁长庚：我对这个特别有感触。在人生的很多地方，我们没办法解决对方的所有问题。我带研究生，看上去对学生有很强的影响力，但他要面对的择业、亲密关系、生老病死，做老师的其实都做不了。您在大雨滂沱的夜里给骑手加的那五块钱，也不会解决他的问题。

但我觉得有两点意义很重要。

第一，那个晚上他可能真的很崩溃，而他收到了一点点善意。这就像小时候走那种路况特别差的路，前面积了水，你特别希望先过去的人在水里丢了一块砖头。就是一块砖头的力量，让你能跳过那个水坑，让这段路很具体地还能走下去。

第二，我没有看过哪份资料说，一个好人是在一瞬间顿悟的，说他平时都是个混蛋，事情来了他就变成好人了。不是的，好人是一种日常修为。

我这两年特别喜欢古代读书人讲的“日课”。我从课堂上下来，晚上还有别的事，但这中间我写五个字。这五个字会让我的书法有什么精进吗？不一定。但重要的是不要断，这五个字每天都在。

做好人也是这样。任何人在外部场景面前都很脆弱，我们都有懈怠的时候，甚至会想，什么原则都不重要，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利益就行。正因为如此，做一个好人才是需要每天坚持的事。

它对他人的意义未见得最大，对你自己的意义可能更大。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有那么一分钟，你有意识地知道“此刻我在做一件有善意的事”，这件事本身就可以让你稍微对抗一下那种无力感。

所以我不太愿意重复“你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说法。这话听上去蛮安慰的，但它可能也是一种消极的暗示，它在限缩你人生的可能性。你是一个普通人，你可能只能做普通的事情，但那件普通小事的指向，在两个意义上都不普通：它对别人不普通，它对你自己也不普通。

而公益有一个别的事替代不了的地方：它永远有一件具体的事情作为框架，永远有一个可以指向的目标。它是不是一定能重新撑起“人生意义”这么大的命题？我现在也不好说。但至少，它是一个可以开始的地方。

（作者系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互联网资深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