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第十三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92个爱心团队、爱心个人、捐赠企业、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获得这项慈善领域的政府最高荣誉。

在30家“捐赠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约六成席位——腾讯、伊利、蚂蚁科技、宁德时代、复星、海亮、波司登、劲牌、普阳钢铁等，既有实体制造企业，也有数字经济、互联网平台企业。

在17位“捐赠个人”中，16位是民营企业家（其中3人为港资企业负责人、1人为外籍人士），另有1位为普通居民——98岁的浙江省宁海县居民王春文。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项中，也有民营企业的身影，如阿里巴巴乡村特派员项目、安踏“茁壮成长”公益计划、圆通速递“圆梦行动”助残项目等。

这份获奖名单，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民营企业慈善价值的具体切口。据研究院统计，92个获奖对象中，45个与民营企业直接相关或深度参与，占比近一半。《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发布《民企基金会影响力观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时曾指出，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捐赠构成了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经济基础，是“被严重低估的公益力量”。第十三届中华慈善奖的获奖名单，正是这一判断的最新注脚：民营慈善的价值正在被更完整地看见。

民企慈善的四重价值

第一重：财富创造的源头价值——先有“做好企业”，才有“做大慈善”

此次获奖的东方润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中敏表示：“民营企业不仅要有办好实业的本领，还要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格局。”慈善捐赠的每一分钱，源头都是健康经营的企业。曹德旺累计捐赠超260亿元，来自一片片汽车玻璃的全球市场；波司登的善意，来自一件件羽绒服的销售积累，累计捐赠款物超16.5亿元。企业的利润不是慈善的对立面，而是慈善的源头。

评审对“持续捐赠”的看重也体现了这一逻辑：波司登五度获评，劲牌也是第五次获奖，伊利三届揽下四项中华慈善奖——慈善的可持续性，考验的不是一次性的壮举，而是企业生命周期的长跑能力，而长跑的耐力，最终来自于主业本身。

第二重：企业家精神的慈善表达——效率基因与创新基因的延伸

民营企业做慈善，天然带着企业家精神的烙印：讲究效率、追求可复制、敢于试错、注重可持续。

阿里巴巴的乡村特派员项目是典型案例。35名资深员工下沉县域，累计投入3.7亿元，落地110余个乡村帮扶项目，开展基层技能培训22万人次，带动超3万名群众家门口就业——把平台的组织方法、数字化能力和人才机制整体“捐”了出去。

腾讯的路径，是把互联网产品的连接能力转化为公益能力。“99公益日”和线上募捐平台降低了公众参与公益的门槛；2021年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则更进一步，将支付、连接与数据能力系统性注入应急救灾、数字乡村等场景，技术从公益的“工具”，成长为慈善资源高效配置的基础设施。蚂蚁科技用“蚂蚁森林”验证了另一种科技动员逻辑：用户以低碳行为积攒“绿色能量”，平台在荒漠化地区配套种下真树，上线十年间吸引超7.5亿人参与，把低碳行为转化为了可见的生态公益。

实体企业的公益实践同样具有辨识度。复星基金会依托医药、健康、保险等领域的产业资源，深耕“乡村医生”项目守护基层医疗网底，为全国78个县2.5万名乡村医生提供保险保障、技能培训和设备升级。安踏则把公益做成了“茁壮成长”体育教育工程，持续为数千所乡村学校捐赠运动装备、援建体育场地、培训体育教师。

这些实践的共同特征是把主业能力“平移”到公益场景，而非止于现金捐赠。报告对101家样本民企基金会的调研恰好印证了这一趋势：62.86%的受访基金会将“发挥企业核心能力解决社会问题”列为成立的核心驱动力；除现金捐赠外，约七成基金会捐赠产品或物资，超过四成提供专业志愿服务，近四成捐赠技术或能力。报告归纳的趋势判断中，“企业利用核心能力和资源做公益”已被视为民企公益的主流方向——中国民企的公益行为，正从单一的“捐钱”转向深度嵌入企业核心能力的新范式。

当这种能力输出从偶发行为变为持续战略时，制度化的需求便自然浮现——这正是民企慈善进阶的必然方向。

第三重：从个人善举到制度化安排——组织与工具的持续创新

制度化探索在获奖企业中并不鲜见。曹德旺2011年捐出家族持有的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设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开创了中国股权捐赠办基金会的先河；2021年，河仁慈善基金会宣布出资100亿元筹建福耀科技大学，把捐赠从“救急难”延伸到“办教育”。从首次获奖至今，曹德旺已九度获得中华慈善奖。安踏集团创始人家族此前宣布捐赠价值100亿港元的现金及股票成立和敏基金会，是国内民企最大规模的股权类捐赠之一。中国平安自2018年启动“三村工程”，面向村官、村医、村教持续投入，成为金融企业系统化参与乡村帮扶的标志性样本；万向信托参与设立的桐庐县不动产慈善信托获得本届表彰，显示不动产、股权等非现金慈善工具正在破土。

慈善从企业家个人偶发的善念，变成有治理结构、有专业团队、有长期战略的组织化事业，这是现代民企慈善重要的特征。

研究院的调研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注脚。根据报告，民企基金会与发起企业普遍形成“战略一体、运营借力”的共生模式：约七成基金会无偿使用企业办公场所，近七成获得企业人力资源支持，近六成获得技术支持；在基金会的战略规划、项目设计与执行层面，发起企业核心管理层的“适度参与”成为最常见的协作形态。企业的组织能力，正是通过这种制度化通道转化为公益能力的。

第四重：长期主义与代际传承

名单里还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其一，立白董事长陈泽滨的上榜，标志着“创二代”开始接过父辈的慈善接力棒；其二，恒安集团创始人许连捷被追授“慈善楷模”。追授在国家级表彰中并不多见，这一安排本身就意味着：慈善评价不局限于当下，也延伸至代际之间的价值传递。

长期主义同样是民企基金会的底色。海亮集团旗下的海亮慈善基金会运营“雏鹰高飞”孤儿培养项目多年，从养育到教育一路护送困境儿童成人，近年又将目光投向孤独症群体的融合教育。公开数据显示，海亮集团累计捐赠已超23亿元，公益项目惠及超118万人次。

从地域看，许连捷、许世辉、李贤义出自闽商，海亮、万向系于浙商，蒋中敏代表苏商，陈泽滨、苏志刚、关杰初出自粤商——这份名单也可以读作一份中国民营经济的地理志。家族慈善、二代慈善、身后荣誉三者叠加，勾勒出中国民营企业家慈善文化的成熟曲线。

热度之外的新思考

在充分肯定民企慈善价值的同时，也有几处结构性问题值得持续关注。

其一，捐赠的可持续性正接受经济周期的考验。部分上榜民企所在的行业——钢铁、纺织、食品——正处于转型承压期。民企基金会的资金高度依赖发起企业：研究院的调研显示，七成受访民企基金会七成以上的收入来自企业直接捐赠。经营与慈善高度同频，既是民企慈善的优势，也意味着一旦行业下行，慈善穿越周期的能力也将面临考验。对企业慈善的评价，或许应从“捐了多少”转向“机制是否稳固”。

其二，规范化要求正在提高。本届表彰决定中，“规范”二字与“促进”并列，意味深长。新修改的《慈善法》施行后，企业捐赠的透明度、基金会的治理、善款使用的披露都面临更严格的审视。调研亦显示，民企基金会与发起企业在治理上高度同构，这种模式提升了资源调动效率，也对信息公开和独立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三，协同的认知与实践之间仍有落差。研究院的调研中，88.57%的受访基金会认同公益项目应与企业主营业务协同，但实践中协同度超过50%的不足三成。腾讯、阿里、复星、安踏等已在“核心能力做公益”形成可参照的样本，但对更多民企而言，如何让“以商行善”从理念变成机制，仍是下一阶段需要关注的命题。

奖项的意义不仅在于为过去加冕，更在于为未来立标。当公益慈善被纳入“十五五”时期促进与规范并重的发展轨道，民营企业的慈善价值还有更大的释放空间：从现金捐赠走向股权捐赠，从项目帮扶走向能力建设，从企业家的个人善举走向企业的制度性安排。这份名单所呈现的趋势也将影响深远——在中国，做好企业与做好慈善，正在成为同一件事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