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发布《慈善家办大学》专题案例研究报告，对中西方慈善力量办大学的历史沿革以及近代中国三个办学范例进行了梳理，并以社会力量办大学中的“基金会办大学”为研究对象，选择以企业家慈善捐赠为主要办学资金来源、以非营利性公益办学为目标、以基金会为办学主体的几所大学作为案例进行了研究。

　　该报告由曾晶担任课题组组长，曾晶、李洁执笔。恰逢新学年开启之际，近期，该报告的综述部分将以推文形式分四期进行发布，本文为该系列第四期。本篇推文所呈案例报告为删减版，完整版报告有少量纸质版供专业人士登记领取，信息登记链接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南开大学由张伯苓与严修(严范孙)创办于1919年，初设文、理、商三科。办学初期，张严二人率先捐赠，更凭借自身人格魅力和教育兴国的理想游说政商两界，广泛募捐。张伯苓曾经对学生说：“你们大家缴付的学费，和我在外边募来的款项，都不在少数，可是未有一文入了私囊。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张伯苓主动找当时的军政要员募捐，先后得到徐世昌、黎元洪、曹锟等人的捐款，袁世凯捐助一万银元建礼堂，江苏督军李纯捐出四分之一的遗产给南开，南开以二人的字命名“慰亭堂”和“秀山堂”，以表谢意。一些学生反对说，“不要军阀的臭钱”，张伯苓却很坦然，他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用粪水培育出来，我愿意做那个掏粪工。”

　　这些军政要员的善举引得更多热心人士效仿——傅作义捐赠数百亩土地，南开由此每年可收地租上万元；经营房地产发财的卢木斋捐资十万银元修建了“木斋图书馆”；张学良捐资支持创办满蒙研究所。张伯苓回赠给捐资一万银元以上的捐赠者金鱼一条，期望学校的发展壮大与捐赠人的资助支持有如鱼水一般。

　　南开成立校董会，聘请社会各界名流如胡适等人加入，借他们的人脉关系争取办学资源，交通总银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商业巨头都是学校的大捐赠方。张伯苓曾留学美国，熟悉欧美慈善基金会资助大学之道，故南开大学是当时私立高等学府中获得国内外基金会资助最多的学校。

　　1923年，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建成启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为科学馆捐助十二万五千银元，后多次捐助南开添置设备和开展研究项目，总计近三十万银元。负责接收“庚子赔款退还”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先后拨款十余万美元，专门资助南开扩充理科。1929年，南开大学在美国成立专门的募款委员会四处募款，获得很多民间学术团体和私人的捐赠。办学头十年，南开收到的捐赠，98.7%来自个人、社会团体与慈善基金会，政府拨款仅占1.3%。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增加了对包括私立大学在内的所有高校的经费支持，在立法加强管理大学的同时，也通过财政调控加强对大学自治权的干预。政局动荡，政权更迭，一些主要捐赠人的财力遭到削弱，大学与过去军政要员的关系破裂，张伯苓于是转向国民政府靠拢，通过熟人关系游说政府部门拨款补助，与蒋介石频繁互动，争取到补助南开的允诺。在抗战爆发前，南开大学来自国民政府资助的比例已达到31.5%。

　　尽管办学经费仍有短缺，南开仍延揽了一大批学术名师。教师薪资虽不比其他大学高，但从不拖欠工资，还给老师修建员工宿舍，每位教授都有一幢独立的半西式住宅。张伯苓一心希望坚持私立办学，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上保持“自由活泼”，他主张 “私立为民”，动员人民的力量来办教育，让民众有更多参与性和主动性，这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公共精神的培养。

　　1937年7月，日军炸毁了南开三分之二的校舍，南开被迫与国立的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大，迁至昆明办学。这一时期，张伯苓形容为“南开，难开，越难越开”。在西南联大三校中，南开大学实力最弱，战乱时期获得社会捐赠、基金会资助和海外捐款极为困难，过去的校产收益几乎没有，学校只能依靠政府的拨款维持。

　　张伯苓憧憬南开在战后东山再起，“从敌人产业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南开建校费用及教育基金”，并坚信蒋介石“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将经费希望全然寄托在国民党当局身上。1946年，大学从西南北归时，几乎已全部依赖政府资助的南开大学最终被国立化也顺理成章。

　　胡适认为，“南开学校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主要是由于张伯苓的卓越领导。他常说：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自办学那天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他在办学上从来不怕预算超支。他的计划是向前发展。经费短缺并没有阻碍他的计划扩展。他对未来总是乐观的，相信事情最终会成功。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常常能得到支援，使他的计划能以实现”。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创办初期，南开大学凭借张伯苓的个人魅力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办学资源和机遇，也因此把大学兴衰寄于校长一人的担当之上，当他个人陷入学派、政治之争时，大学财务状况也随之出现危机。

　　曾经是南开捐赠大户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下简称中教文基金会)成立于1924年，是一个由美国政府和北洋政府共同设立，负责保管、分配、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其董事会由九位中方董事和五位美方董事组成，决议款项用途为资助科学研究、科学应用、科学教育、图书馆建设以及其他影响范围遍及全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张伯苓担任首届中教文基金会副董事长，多位南开校董位列董事会，这为南开争取资助提供了便利条件。

　　早年南开获取的中教文基金会资助仅次于私立南洋大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设立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受命改组中教文基金会，以“排除北洋政府任命的董事”为由更换了一部分董事，南开的话语权被减弱。张伯苓起初不在除名之列，但出于办大学理念的差异，蔡元培等董事希望把他换掉。

　　将教育与中国国情、社会实际相结合，原是张伯苓创办南开的初衷，而南开早期追随当时西化的办学潮流，结果学校教的知识不合中国国情，学生很难运用所学服务社会。南开学生对此发文讽刺，“教员们课上讲的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商业等，学生们姑妄听之；毕业后到美国去，回国当教员再唬后来的学生”。这促使张伯苓加快了学校改革的脚步。

　　1928年春，他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了“土货化”的办学方针。所谓“土货化”，不是对于东方文化、精神的固守和复古，而是“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更进一步表述，就是“知中国，服务中国”。

　　他把大学比作“造人才的工厂”，把学生比作“货”，“工厂造人才，在社会有用，前途就很大了”。他认为南开不能和北大、清华比，须利用天津卫工商业领先的优势，与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对接，把重点放在应用人才培养与科研上。南开办经济学院，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建立了反映当时物价及市场变动的“南开价格指数”，以及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津沪外汇指数、天津零售物价指数、华北批发物价指数等，“南开指数”成为当时反映中国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料，为海内外产学研界所重视。

　　另一个“土货化”办学途径就是依托实业兴学，突出代表是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建立，应化所的业务相当广泛，包括手电反光镜的化验分析、面粉厂锅炉水的软化、雪花膏原料硬脂酸的制作等。应化所接到的最大一笔订单来自天津利中公司，以远低于预算的费用为公司建造了一座日产三万吨的硫酸厂。

　　在前期办学基础之上，张伯苓于1934年提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公”能化私，“能”则是培养为公服务之能力。张伯苓的战略调整开辟了中国大学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将南开带入与北大、清华、复旦并列的一流大学行列。然而，张伯苓的理念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主政者对大学功能的理解是不同的，后者认为与社会实践相关的专业研究和人才培养应该在“技术学院”中，像南开这么办学称不上“大学”。张伯苓最终离开了中教文基金会，南开获得的资助额度骤然下降，蔡元培改组后的基金会明显大幅增加了给北大的资助。

　　这或许也迫使张伯苓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靠拢，他一改过去尽量远离政坛的作风，积极参与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包括担任三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以及考试院院长等要职。张伯苓一心为南开办学争取资源，最终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拒绝蒋介石同机飞赴台湾的要求，留在了新中国，以南开大学校长的身份走到人生的终点。

　　1951年，张伯苓在临终前由他人代笔留下遗言：“余致力于教育事业垂五十年。凡余所致力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而力有未逮者，今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余所尝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众将在人民政府之下日益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