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发布《慈善家办大学》专题案例研究报告，对中西方慈善力量办大学的历史沿革以及近代中国三个办学范例进行了梳理，并以社会力量办大学中的“基金会办大学”为研究对象，选择以企业家慈善捐赠为主要办学资金来源、以非营利性公益办学为目标、以基金会为办学主体的几所大学作为案例进行了研究。

　　该报告由曾晶担任课题组组长，曾晶、李洁执笔。恰逢新学年开启之际，近期，该报告的综述部分将以推文形式分四期进行发布，本文为该系列第三期。本篇推文所呈案例报告为删减版，完整版报告有少量纸质版供专业人士登记领取，信息登记链接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1913年，陈嘉庚回到故乡福建同安，他看到乡间“儿童成群嬉游赌博，衣不蔽体，且有赤裸全身者”，不觉悲伤，发愿在家乡兴学。于是他和胞弟陈敬贤商定，一个在新加坡经商，一个回国办学，以经商所获资金兴建一系列以“集美”命名的学校，以填补家乡基础教育的空白。

　　当年，集美小学开办，1914年集美女子小学正式开学，1918年，集美师范和集美中学同时开班。此后，陈氏兄弟又陆续创办了水产、航海、商科、农林、幼师等专科学校和幼稚园，集美乡村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从幼儿园上到专科，接受全人教育，掌握谋生技能。

　　1923年10月，为免闽南战祸蔓延殃及，集美学校发起“承认集美为永久和平学村”请愿运动。孙中山得知后，电令闽、粤两省省长与统兵长官“倘有战事，幸勿扰及该校”，“无论何派军队不得屯驻村内或侵扰之。有战争时任何方面均不得以集美为交战地。如有违犯者，各军共击之”。“集美学村”之名由此而来。

　　陈嘉庚办学立足乡梓福祉，将全人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结合，建设从启蒙教育到职业教育一体化的培养体系，为此还建立了一个包括博物馆、科学馆、教师培训在内的支持系统。

　　与集美办学同期，陈嘉庚动员新加坡侨领在南洋开创华文初等、中等教育，将当地华人教育与集美学村紧密结合。他规定集美学校要面向海外，广纳侨生，优待侨生，“此例永续不废”。集美学校商科初办时只有25名学生，第一批生源即是委托菲律宾教育会代为考送的侨生。

　　抗战期间，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内迁，学生无法出海实习。为使人才培养不中断，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水产航海学校，战后让毕业生和学员“复员”回集美，并把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的所有图书、仪器、标本等全部寄赠给集美水产航海学校。

　　上世纪40年代，南洋侨胞兴建华文学校急需训练有素的华文教师。陈嘉庚致电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获准在广东、福建两省发起设立侨民师范学校，大量招收贫寒子弟，毕业后回到南洋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许多侨生家里音信全无、侨汇中断，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陈嘉庚委托其侨界亲友和集美校友于1943年10月在福建永安创办集友银行，“以行养校”，照顾侨生。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根据海外华侨和归侨侨眷的意见，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在集美创办华侨补习学校。中央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于1953年特别拨款筹建“福建省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并委托陈嘉庚在集美建筑校舍。

　　陈嘉庚以近八旬高龄，全身心“负责筹划，本节约原则，继续建置”，经常亲临工地视察。该建筑群于十年间共建成16座，合称“南侨楼群”。集美侨校直接受中侨委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主要经费由国家拨付，成为当时全国最早、影响最大的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被称为“侨生的摇篮”。

　　学校先后接收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学生19432人，在特殊年代承担起了国家的特殊使命，对加强侨生与祖国的联系，团结海外同胞，为促进中国与侨生所在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6年，集美学村入选“首批中国二十世纪建筑遗产”名录。百年来，学村里的大中小学无论战火、台风灾害或社会变迁，坚持办学，延绵不断。1994年，集美航海学院、厦门水产学院、福建体育学院、集美财经高等专科学校、集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共五所高校合并组建公办“集美大学”，陈嘉庚后人在海内外分别成立基金会，团结联络校友和侨胞，继续为大学捐资捐楼。

　　陈嘉庚兴建集美学校后马不停蹄举办厦门大学。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草拟全国划区设大学的方案，如果以闽浙为一区，大学必定设在浙江；如果以闽粤为一区，大学就会设在广东。陈嘉庚察觉到如果这样规划，“福建必无设立大学之可能”，故决定抢占先机，率先在福建办大学。

　　1921年，集美学校兴建如火如荼，陈嘉庚便承诺捐资400万洋银创办厦门大学——这几乎等同于他当时的全部家产。福建省政府将原来郑成功的古演武场拨出，作为学校的校址，当地县政府发布公告，划定学校地界，严禁居民私相买卖土地，责令业户将校址内的坟墓迁往他处，让厦大拥有背山面海、风景绝佳的校园。

　　陈嘉庚四处筹备办校之时，蔡元培曾以经费不能持续、教师欠缺为由认为“厦大不宜速办”，但陈嘉庚坚持成立厦门大学“刻不容缓”，乐观地认为经费可通过海外华侨“改易心肠，富于爱国”来解决。

　　厦门大学成立后，向华侨募捐的事并没有陈嘉庚想象中顺利，他只能竭尽全力广开渠道，包括动用与汪精卫、孙科的私人情谊，邀请二人担任名誉校董，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使得教育部额外增加给厦大补助款项。

　　上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大萧条，橡胶价格暴跌，他的公司“此八年间如江河日下，不但无毫利可长，且逐年亏蚀及支出百余万元”。陈嘉庚不得不靠变卖房产来维持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的运行，“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孤独坚守十六年后，到1937年，陈嘉庚再无财力支持厦门大学，他审时度势，决定将厦门大学无偿、无条件地捐给国民政府。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回忆古语云，‘善始者不必善终’，亦聊以自解耳。”

　　陈嘉庚建成了厦大，更寻来一位把厦大推向“南方之强”地位的校长——林文庆。

　　林文庆出生于新加坡的一个华侨家庭，行医之余，涉足银行、保险和橡胶种植行业，是新马华人金融业的先驱和东南亚橡胶种植业的开拓者，陈嘉庚称他为“南洋橡胶之父”，并受其影响开始经营橡胶园，二人因此结缘。

　　1921年7月，林文庆应陈嘉庚之邀毅然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执掌厦门大学。到任当晚，他便召开会议，宣布要将厦门大学“办成生的非死的、真的非伪的、实的非虚的之大学”。

　　他定“止于至善”为校训，亲自设计校徽，拟定《厦门大学校旨》《厦门大学各学院学则》《厦门大学学生通则》等，强调“本大学之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并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之文化”。

　　林文庆设计了科学有效的内部治理体系，采用董事会制度，通过校务会议进行决策，通过行政会议贯彻落实，形成权责分明的治理结构。1924年，厦大一度因学生不满学校决策爆发学潮，一批教师与二百多名学生出走上海另办大夏大学。改造学校的强烈呼声与另立大学的气魄，给校方极大震撼。

　　林文庆吸取教训，广开言路，倡导民主治校，要求各系教职员每月集会一次，交换意见，以利改进。他在一次开学仪式上对师生说：“诸位觉得本校有什么地方应该改进的，随便提出来，都可得到改进，无论何人，上自本校各院教授、学生，下至本校工友，都可把学校的缺点随时告诉我，使我知道，并设法改进，我是欣然感谢的！”

　　在陈嘉庚的大力支持及充分信任下，林文庆制定高规格的薪酬标准，从海内外重金延请名师，使厦大建校之初便聚集了一大批以林语堂、鲁迅、台静农等为代表的大师，迅速创立了文、理、法、商、教育等五个学院十七个系的学科组织架构。

　　林文庆为厦大带来了国际化的标准和视野，希望“养成专门人才，使之与世界各国大学学生受同等之教育”，“使本校之学生，虽足不出国外，而其所受之教育能与世界各国之大学相颉颃”。他对学生极为友善，每周在家中轮流以茶水招待每一系的学生；同时又极为严格，规定凡在考试中舞弊的学生，一律开除。集美学校校长曾经提出让集美学校毕业生免试进入厦门大学读书，虽然两校都是陈嘉庚创办的，林文庆仍予以拒绝

　　主持日常校务的同时，林文庆还要为募集经费四处奔走，不但捐出自己兼任鼓浪屿医院院长诊病所得收入、校长年薪6000大洋和夫人的私房钱，还返回东南亚挨家挨户募捐。1937年，厦大从私立转为公办大学，林文庆离任返回新加坡终老，在临终遗嘱中，他将自己51英亩私人土地的60%和鼓浪屿的别墅赠予厦门大学。

　　慈善力量办学十六年的厦大，“硕彦咸集，鸿才叠起，声名远播海内外，与公办名校并驾齐驱”。厦大转公立后，国民政府派清华大学教授萨本栋接任校长，于1937年抗战爆发的烽烟中上任。萨本栋旋即率领全校师生北迁闽西长汀办学。七年期间，虽遭受日军轰炸、物资匮乏，政府拨款无法全数到位等困难，师生安然无恙，风清气正。学校自建校舍和实验室，学生人数增长近十倍，学系从九个增加到十四个。1940年至1941年，厦大学生参加全国高校学生学业竞试，均名列前茅，厦大因此闻名海内外。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对新中国的厦门大学依然满怀热情，他委托其大女婿、星马橡胶大王李光前将自己在新加坡的剩余财产拍卖所得800万元，又向李光前募得600万元，加上南洋华侨捐款，共计投入2000多万元，由他亲自主持，先后完成五大楼群及一场两池的校舍扩建工作，“中国最美大学”经典的中西合璧楼群永远矗立于东海之滨。

编辑｜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