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下午，第22期影响力慈善沙龙在 《中国慈善家》杂志社举行，主题为“行动与报道——应急慈善中媒体与公益的协同”。来自公益慈善领域的专家、公益机构、民间救援组织、互联网公益平台以及媒体的嘉宾们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媒体与公益如何在应急慈善中实现协作。

　　本期沙龙由《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与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共同主办，旨在通过深入交流，加强媒体与公益机构之间的相互理解，在灾害发生时提供更迅速、更全面、更深入的响应，为社会贡献更大力量。

　　随着讨论的深入，从信息传播到资源整合，从社会动员到法律法规的完善，与会者展示了媒体与公益机构在应急慈善中协同合作的多重维度。交流中，大家不仅分享了宝贵经验与深刻见解，还为未来的行动提供了创新视角和实用指南。

　　嘉宾名单

　　丘仲辉  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主任委员、爱德基金会理事长

　　章新新  中国新闻社原社长、中国慈善联合会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汝鹏  红十字国际学院院长 

　　张   强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红十字国际学院应急管理与人道援助教研中心主任

　　卢玮静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教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

　　李   弘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王   鹏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郝   南  卓明信援志愿团队发起人负责人 

　　王海波  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

　　邱莉莉  北京平澜基金会创始人

　　孙   炎  北京公羊会副会长

　　王   璐  北京快手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秦   楠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叶   飞  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郭晓叶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项目经理

　　李小英  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总干事

　　张向东  和讯网执行总编辑

　　胡   杰  《新京报》首席编辑

　　霍思伊  《中国新闻周刊》高级记者

　　温如军  《中国慈善家》主笔

　　赵丽梅 《中国青年报》记者

　　纪佳文  北青深一度记者

主旨演讲

　　丘仲辉：实现公益与媒体的有效协同

　　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主任委员、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发表题为《应急慈善中的社会协同》的主旨演讲。他表示，应急慈善有突发性、急迫性、时效性、系统性的特点，公益机构与媒体在应急慈善中应当紧密合作。公益机构在应急慈善上有协助与协同、有序与有效、专业与全面、韧性和可持续性四大任务，在救灾时应遵循国际标准，同时考虑国内特点，全面了解灾区情况，以确保救援工作的专业性和全面性。

　　在如何实现公益与媒体的有效协同上，媒体应传递真实全面的灾情信息、协助救灾资源的募集与整合、引导公民责任意识的形成，并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我们开展(应急慈善)这项工作时，总是能力有限，还要推动政府继续出台一些更好的法律法规，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这是持续、理性、长期的和在价值观和专业意义上更深层次的协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丘仲辉说。

　　客观、真实和及时是应急慈善中对公益组织和媒体的要求。他以土耳其地震救灾为例，展示了媒体在信息同步发布、适时现场连线、持续跟踪报道和及时反馈救援进展中的成果，强调媒体能够有效促进资源的筹措，推动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

　　最后，他介绍了“环球计划”和“爱德实践”，通过河南水灾中爱德及时了解东方医院停电的情况迅速提供发电机支持的故事，展现了应急慈善在保护生命和尊严方面的重要性。

　　章新新：媒体赋能应急慈善

　　中国新闻社原社长、中国慈善联合会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章新新发表题为《媒体力量赋能应急慈善——行动、声音和影响力》的主旨演讲。他表示，媒体传播应提高而不是减损慈善信用。通过及时、准确、真实、客观、专业、全面的报道，能够向公众传递灾害信息，激发社会关注，建构社会共情，进而促进应急慈善行动的开展。媒体还承担着监督的社会责任，确保善款、善物的有效使用与透明化运作。

　　媒体赋能应急慈善主要体现在信息传播、舆论引导、资源整合、社会动员四个方面，通过及时传播灾害信息和救援需求，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救灾；通过评论和报道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救援观念，避免资源浪费；作为连接各方的桥梁，提高救援效率；通过广泛覆盖和影响力，激发公众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

　　当下，应急慈善传播也面临挑战，如自媒体的大规模发展以及AI时代的到来等，使得传播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章新新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应急慈善的报道工作，通过持续关注，推动政策制定者、企业、公众、社会组织更加重视应急慈善工作，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局面。

　　王汝鹏：媒体的作用不可替代

　　红十字国际学院院长王汝鹏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在应急慈善中，媒体的作用不可替代，人道公益组织的作用不可或缺，媒体和公益的协同必不可少。

　　媒体能够迅速传播灾害信息，通过教育性的内容引导公众有效参与慈善活动，并通过报道起到监督作用，确保捐款捐物的合理使用，提高慈善活动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媒体和公益组织的协同对于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减轻灾害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双方需要建立合作机制，共同规划传播策略，利用多媒体平台扩大影响力。要培养专业团队，尊重和保护隐私，持续关注慈善项目的进展。

　　王汝鹏还以红十字会参与应急救援为例，讲述了人道组织在快速反应、合作协调、信息共享和透明度建设方面的重要性。他说，“参与应急救援是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是写进了红十字会法和国务院文件的。”他还介绍了红十字国际学院在促进公益协同和培养社会应急人才方面的工作，学院成立相关研究中心，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开发培训课程，编写培训教材，进行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交流，推进资源共享。

主题分享

　　张强：每一个人都是响应者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红十字国际学院应急管理与人道援助教研中心主任张强作《数字互联时代社会力量参与灾害应对的战略定位与创新未来》主题分享。他表示，灾害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响应者。

　　他提出三个核心问题。首先是如何系统认知人类世时代的风险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具有复杂性，如气候变化和人类冲突，并探讨灾害的来源和我们作为主体的角色。其次是中国应急管理体制中社会力量的作用，社会力量作为应急管理的四分之一，与消防救援队伍、专业救援队伍和军队力量同等重要。最后，探讨了如何探索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引用了IPCC报告和世界银行的分析，未来可能遭遇严重洪水的人口数量，以及高温对人类和健康的影响。

　　张强介绍了灾害应对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包括灾害预测的困难、灾害发生后的有效应急措施，以及多元主体在应急协同中的作用。他用汶川地震和重庆山火的具体案例展示了社会力量在灾害救援中的重要性。他表示，尽管我们拥有专业的救援队伍和先进的技术，但在面对复杂灾害时，仍需加强学习和合作，特别是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应急能力。

　　应急慈善的战略定位值得关注，需要从减轻外部风险损失向构建韧性社会转变。他倡导建立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同体，在灾害中尤其要保护脆弱人群。他还提到了数字技术在灾害响应中的应用，如“救命文档”和“数字券”，提出创新在灾害应对中的价值。

　　李弘：促进社会力量在灾害应对中的有效协调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弘作《灾害规律与常见误区》主题分享。李弘认为，应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灾前，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

　　减灾中社区自救和互救非常重要。筹款艰难，但必须坚持提高社区减灾能力，如壹基金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建立的一千多个村民志愿者救援队和儿童减灾安全教育项目。

　　备灾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和社会力量应提前参与备灾工作，研究灾害规律，建立备灾机制，确保灾后能快速有效地向灾区提供紧急生活救助。避免一些不规范、无序的救灾行为，如需求匹配不当的物资捐赠和冲进灾区时堵塞抢险交通要道等，虽出于善意，却导致资源浪费和扰乱抢险救灾秩序，增加灾区地方政府、受灾群众和志愿者负担，应科学、有序救援，呼吁公众信任专业的公益慈善机构，这些机构有丰富的经验配合地方政府展开救援和紧急生活救助物资的调拨发放。

　　厘清紧急生活救助和灾后重建关系的必要性，灾后重建是救灾工作的大头，不是简单地提供方便面等应急食品，应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这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资源投入。

　　李弘呼吁公益慈善机构加强与媒体的沟通，普及灾害科学知识，提高公众对灾害规律的认识，以促进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在灾害应对中的有效协调和配合。

　　王海波：发挥媒体在灾害响应中的作用

　　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王海波作《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现场协调机制建设透析》主题分享。他介绍了《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建设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机制》)出台的背景、试点、功能定位以及分工与运作。该机制的目标是维护灾区秩序、统筹现场力量、管理救援任务和组织协调保障。媒体在灾害响应中有重要作用，媒体的报道能够推动《机制》的改进和适应需求。

　　灾害应急救援应纳入民间组织。他特别提到了成都的模式，突破点在于将协调性民间组织纳入市应急机制专班，并为此建立了协调平台，设立了综合组、协调组、保障组，这体现了民间组织在协调机制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积石山案例，展示了协调机制在实战中的应用。

　　他分享了《机制》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与灾害同步启动响应、建立分级队伍响应机制、从救援到救助的顺畅过渡、保证协调跟得上需求、促进社会应急力量有序参与、增强《机制》的公信力与效能以及培育各地协调性组织。

　　《机制》需要相关法律支撑、与应急预案的衔接、平台功能完善、地方常态化建设以及融入现场指挥部的重要性。王海波呼吁在灾后救援、救助、恢复重建中加强社会力量和媒体的沟通，落实社会力量和政府的互动协调，以实现更有效的灾害响应协同。

　　郝南：高效应对气候危机

　　卓明信援志愿团队发起人、负责人郝南作《慈善与媒体的共同责任——气候危机需要更早行动更快响应》主题分享，探讨了气候变化对全球，特别是给中国带来的灾害风险，以及我们如何从技术角度进行应对。

　　水利和气象信息科技在应对水灾中具有重要价值。随着气候变化加速，需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来应对灾害。他提到了联合国和国际红会等国际组织推广的“预先行动”概念，通过技术手段更早地预见气象灾害的发生和影响，并结合预先商定好的行动计划，有效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郝南表示，我们对致灾机制的认识和理解的启蒙是从媒体的报道开始的。媒体非常擅长关注灾害中个体和家庭的命运，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更加人性化和情感化的视角，从而加深了公众对灾害影响的理解，并可能激发社会对灾害预防和响应行动的支持。

　　郝南通过茂县滑坡和九寨沟地震的具体案例，说明了预先响应计划的重要性。在2017年4月，联合国INSARAG协调机制基于联合国的IERC标准，在川北地区组织了一次模拟演练。演练后不久，茂县发生滑坡灾害。得益于之前的演练准备和与团省委的紧密合作，当灾害真正发生时，能够迅速应用演练成果启动响应机制。通过预先制定的预案和工具，迅速协调救援和物资服务工作，体现了预案机制、相互信任和日常磨合的重要性。

　　郝南呼吁，面对气候变化和灾害模式的变化，我们需要学习新知识，改变生活方式，并采取新的行动范式，以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危机。

　　霍思伊：从机制层面推进系统化建设

　　《中国新闻周刊》高级记者霍思伊以2021年郑州暴雨报道为例，分享了灾害调查报道的方法与经验。救援力量的现场信息对于了解救援进展至关重要，应加强协同。她详细描述了郑州特大暴雨事件中5号线地铁的受困情况，通过外围信息和现场采访，还原了救援和逃生的全过程。城市应对天气灾害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需要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的结合。

　　民间救援力量有效地整合到政府救援体系中，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的协同、媒体与公益力量的协同都至关重要。她呼吁从机制层面推进系统化建设，而不是仅仅在每次灾难发生后采取补救措施。城市应该更加系统地应对天气灾害，减少信息差，提高应急管理的系统性和协调调度的系统性，通过反思和改进，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

　　胡杰：媒体在应急救灾中应发挥独特作用

　　《新京报》首席编辑胡杰分享了媒体做灾害报道的经验。他首先回顾了《新京报》在公益报道领域的深度参与，在创刊初期就与中国青基会合作报道了京城农民工失学少年的问题，并在后续发展中开设了公益版，推出《新公益月刊》，随着新媒体的发展，2024年上线了“新京公益”频道。

　　胡杰介绍了应急救灾中媒体的独特作用，通过快速反应机制、合理分工、真实客观的报道、新技术应用以及重视新闻伦理等多方面的措施，有效传递灾害信息，记录救援与重建的过程，并反思灾害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媒体做灾害报道时应关注个体生命的尊严。例如《新京报》曾通过《逝者》和《活着》等特刊，关注灾害中的个体命运；此外，媒体还应持续关注，例如汶川地震一年后做《问川》特刊，进行反思和追问。

开放讨论

　　《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李劲主持开放讨论环节。媒体与公益力量的协同对于提升公益活动的传播效果和救援行动的效率至关重要。研究院的主干成员汇集了资深的媒体人和公益人，是较好的媒体与公益协同的例子。

　　李劲提出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协同。一是机制的协同，即明确媒体和公益力量是如何互动、如何相互发生影响的；二是观念的协同，即公益人和媒体人对应急慈善和灾害管理等关键概念及其意义应当保持一致的理解。他建议将这两种意义的协同作为重点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便在明确媒体与公益力量协同机制的基础之上，加强双方的沟通和理解，从而提升公益活动的传播效果和救援行动的效率。

　　卢玮静：提供一个全面和公信力强的灾害视角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教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卢玮静在讨论中提出关于媒体和社会组织在灾害管理中的角色和关注点的五个问题。

　　目前的关注点是否过多集中在救灾的短期内，而忽略了减灾、备灾和长期的灾后恢复工作。她探讨了资源分配的问题，是否过多资金流向了硬件设施重建，而忽视了生计发展和社会服务。还提出了地域差异的问题，即“明星”灾区与边缘灾区在关注和资源上的差异。

　　卢玮静进一步分析了灾害的规模和级别对关注度的影响，大型灾害往往吸引了过多资源，而中小型灾害则缺乏关注，社会组织可以提供差异化服务和建立公众信任。

　　她认为社会组织和媒体协同可以提供一个全面和公信力强的灾害视角，呼吁媒体和公益组织共同探讨如何结合关注度和专业化行动，以及如何提高对灾害的恰当认知，并鼓励双方协作，共同构建更有效的灾害报道和应对机制。

　　郭晓叶：媒体在连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项目经理郭晓叶表示，媒体在连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腾讯的基因在于连接，而媒体连接体现在两个层面：的，媒体在这两方面拥有显著的优势和话语权。

　　郭晓叶分享了腾讯在数字备灾方面的一些探索和思考，通过技术和能力，可以提前储备受助人和商家资源，以便灾害发生时迅速联动。她举例说明了去年积石山数字消费券的案例，展现了媒体在促进需求和捐赠人群匹配方面的潜力，以及在创新和延展方面的价值。

　　张向东：提高媒体“专业性”

　　和讯网执行总编辑张向东提出了公益和媒体互动中“专业”的重要性。他认为，2008年对中国来说是一次灾难启蒙。回顾2008年现场的经历，比较当时和现在在灾难面前的反应和秩序，他感慨于人们有心帮助但往往因缺乏专业性而效果不佳。

　　张向东进一步阐述了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应承担的专业责任。媒体需要在恰当的时机传递有效信息，避免消费灾难。灾难被过度消费后会留下信息黑洞，不利于真相追问和有效救援。媒体在报道灾难时也需要传递温暖和人道主义，但这些都应该建立在专业性的基础上。

　　张向东认为，媒体需要通过与公益组织互动进行学习。当前媒体人整体呈现年轻化的趋向，媒体也需要快速学习和成长。

　　王鹏：理解应急救援的专业性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鹏认为，无论是媒体还是公益组织，在参与灾害救援时，首要任务是理解应急救援的专业性。媒体最为关注的是对真实事件的报道和生动的画面以及正能量，而公益组织则更加关注灾区的真实需求和救援救助的方式方法，这种差异有时会导致双方的协同不在同一频道上。

　　王鹏提出几条增进协同的建议。首先，媒体和公益组织之间应该建立专业交流机制，比如媒体记者可以跟随救援队伍到现场，亲身体验和参与救援工作，以增进对救援全过程的了解，加强双方的协同基础。

　　其次，以人为本，理性救灾是公益组织秉承的救灾原则，希望媒体能够向社会传达这一观点，避免产生误解。同时，社会组织在权威灾害信息发布、正确舆论方向引导等方面需要得到媒体的支持和帮助。

　　第三，媒体在动员社会资源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报道和宣传，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救灾工作中来。媒体还应发挥监督作用，包括监督社会组织项目执行工作和资金使用情况等，但媒体监督必须以专业为基础。媒体和公益组织能够在以上几个方面达成协同，媒体在应急救援中的作用将是巨大的，也能成为应急救援时期慈善公益机构依赖的重要伙伴。

　　温如军：媒体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

　　《中国慈善家》主笔温如军提出，媒体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媒体在应急救援中应向公众提供三个方面的内容：媒体需要获取前线的基本灾难信息，如事件详情、灾难规模和伤亡人数；媒体需提供观点，整合信息并形成自己的见解，以满足公众对权威观点的需求；媒体应关注灾民的情感需求，而不仅是追求轰动效应，这在灾难报道中常被忽视。

　　媒体报道有双刃剑的特性，只要媒体的出发点正确，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并传递群众需求，报道就是正当的。报道可能会对救援工作、重建进程或当地政府声誉产生影响，但这并非全然是媒体的责任。他倡导媒体应以正确的心态和方法进行灾难报道，以实现积极的社会效果。

　　孙炎：应注重自救开始的防灾减灾和救灾行为

　　北京公羊会副会长孙炎在发言中提到民间救援队伍和公益组织是重要的救援力量，媒体也是救援力量的一部分。他以北京公羊会在涿州救援时派遣直升机的实例，说明了媒体力量的重要性及新闻传播中可能带来的误解，特别需要避免公众误解对救援力量带来伤害。

　　他注意到非专业民间救援队伍在一线可能带来的混乱，一些人出于蹭流量的目的而盲目参与救援，这种行为不仅无助于救援，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麻烦。

　　孙炎认为，应注重自救开始的防灾减灾和救灾行为，通过教育和培养个人的自救能力，为社区的防灾减灾工作做出贡献。

　　纪佳文：媒体记者可以更多参与基金会组织的活动

　　北青深一度记者纪佳文分享了去年在积石山地震现场报道的经历。到达灾区后，获取到的信息有限，对于哪些地区物资更匮乏或更需要媒体关注，难以即时掌握。如果与基金会或公益机构在日常有更紧密的联系和信任，能更快地获取这些关键信息。

　　她认为，媒体记者应更多参与基金会或公益组织的活动，不仅限于灾害发生时。如果能与慈善机构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跟随他们的工作，将能更深入地了解基金会或慈善机构的运作流程，以及如何提供帮助，也可以发现报道中的漏洞或不足之处。

　　秦楠：促进不同组织间的理解与协作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秦楠认为，协同的基础在于相互了解。通过促进不同组织间的理解与协作，了解多方的需要和期待，更有效地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她提到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应急救灾场景中，将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作为重点关注对象。除了备灾、过渡安置，着重关注重点人群的灾后重建工作，并着力于提升防灾减灾意识。同时，除了资金资助，作为企业基金会，通过结合平台资源、技术禀赋、员工志愿服务能力等资源，可以在应急救灾场景中提升社会责任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郝南：发现困难就要解决困难

　　卓明信援志愿团队发起人、负责人郝南在讨论中提出了大众面对困难时的一个核心原则：发现困难就要解决困难。在大额捐赠中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即捐赠与资源匹配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同样需要资金投入。

　　这提示了公益行业日常基础工作的重要性，包括研究、平台建设、项目开展、能力调查评估以及能力建设支持等，这些基础工作有助于识别并填补知识和资源上的空白，是行业长期发展的关键。

　　国际上有许多第三方机构帮助企业解决公益问题，这些机构能够存活下来是因为有持续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在国内，这种支持非常稀缺，基础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在灾害发生时行业准备不足，应对仓促。

　　张强：企业在灾害管理中应展示其核心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红十字国际学院应急管理与人道援助教研中心主任张强在讨论中分享了与联合国难民署(UNHCR)、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UNOCHA)的对话经验，提出全球资源错配的问题。

　　在资源紧张的背景下，企业家的生存问题同样重要，直接关系到资金的可持续性。私营部门在灾害应对中具有创新技术潜力，如救命文档的意外成功，以及大疆无人机和卫星通讯技术在灾害救援中的应用，提倡为私营部门提供创新技术讨论的空间。

　　企业在灾害管理中应展示其核心能力和服务，并从临时应对转变为长期战略规划。例如与应急管理部门签署物资捐赠和能力支持的合作协议是一个重要的推进方式，相关政策已经明确了在这一领域建立政企社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他建议企业在进行捐赠和支持前，应结合自身业务能力和ESG发展战略建立清晰的应急响应预案和长期防减灾规划，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可持续的社会价值创新，并提倡慈善家们建立战略关系，利用私营部门的资源来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赵丽梅：信息的协同对接对于形成合力至关重要

　　《中国青年报》记者赵丽梅分享了她五年来参与应急报道的经历。在灾害现场，信息的协同对接对于形成合力至关重要。媒体人在报道灾难时应保持克制，避免煽情，用积极的能量给灾区人民带来信心。

　　尽管媒体对灾后重建的关注度可能较少，但救援队、公益组织和媒体的核心都是关注人的发展和重建进程。如果公益机构能提供现场的鲜活信息和进展，也能成为媒体挖掘新闻热点和报道的丰富素材。

　　媒体和公益组织之间可以如何更好地对接，赵丽梅举例说明报道如何帮助反映小家庭面临的困难并获得公益组织的支持，媒体的报道也能反映出物资捐赠中存在的信息差和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李弘：关注中小灾害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弘在讨论中提出关注中小灾害和媒体合作的重要性。中小灾害相较于大灾，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和资源。尽管国家对四级以上的灾害有响应机制，但四级以下中小灾害主要依赖地方财政，缺乏中央财政支持和社会捐赠。大灾因新闻价值自然获得媒体关注和社会资源，而中小灾害则容易被忽视，因此行业和社会应多关注中小灾害。

　　公益机构与媒体合作十分必要，日常通过培训研讨等交流形式能助力媒体形成对灾害相关科学、规律和社会协同问题的专业认知。《中国慈善家》杂志这样的平台和基金会应共同链接媒体，通过提高对灾害议题的系统性认识，促进议题的专业发展，推动社会对灾害问题的关注。

　　邱莉莉：平台型机构能满足媒体、救援组织、受灾群众等的不同需求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邱莉莉在讨论中回忆了去年在与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的会议中，大家讨论媒体与人道救援协同的收获。救援和媒体似乎处于平行世界，两者之间在话语体系和表述上存在偏差。她还建议按照联合国减灾署和人道事务协调厅的国际标准进行系统化对标。

　　平台型机构能够进行语言信息的切换，满足媒体、救援组织、受灾群众和政府的不同需求。平台型机构应该能够对标整个话语体系，根据不同语境适当切换，进行正确的信息发布和行动交互。

　　关于资金分配的问题，邱莉莉分享了她的大致为3:3:4的捐赠比例建议，即30%在几天内落实，30%要在七天以后支出，40%在一年内支出，但可能在随后几年内逐渐消化并对受灾地区给予更具实质性的帮助，这样的分配有助于系统考虑从减防灾到救灾和灾后重建，并产生长期和系统化的影响。

　　李小英：及时报道细节

　　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总干事李小英认为，即使是小事情，也需要及时报道，以促进资源合理分配。去年在涿州时他发现，即使是“明星村”，也存在物资堆积问题，这与基金会物资发放和媒体报道有关。若能在媒体报道中更充分地反映物资分配情况，就可能避免资源浪费。

　　《中国慈善家》副社长、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院长王跃春最后总结，在应急慈善的共同议题下，媒体和公益慈善机构各有其专业和规律。面对灾害，双方能够各尽其职，发挥各自的专业能力，便是最好的协同与共建方式。

　　本次沙龙的主要目标是增进相互了解，媒体与公益慈善机构可以从几个方向推动协同：

　　一是信息层面的共建。透明、公开、及时的信息传递，是确保救援效率的关键。在这方面，媒体和公益组织有丰富的协同内容，公益组织可以为媒体的救援报道提供信息和专业支持。

　　二是解决扎堆添乱、一哄而散的问题。媒体与社会对灾后重建缺乏关注，导致慈善资源严重不足。媒体与公益机构能不能一起做点事解决这个问题？

　　三是媒体的议题设置与防灾减灾密切相关。媒体重视深度报道正是在追问灾害的原因以及如何防灾，这与公益机构越来越重视灾前预防目标一致，媒体与公益机构站在同一战线上。

撰文 | 鲍安琪

图片 | 燕   飞

编辑 | 安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