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月8日，由《中国慈善家》和微博联合主办的“恒心至善”2023年度慈善盛典，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作为盛典的一部分，《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承办的影响力慈善论坛是当天的一大亮点。今年论坛的主题是“破界”，即破圈、跨界、创新。研究院发布了《影响力慈善研究报告2023》。

　　年度盛典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爱佑慈善基金会、马云公益基金会和腾讯SSV健康普惠实验室获得“年度影响力慈善奖”。这是由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全体专家评出的奖项，专为在规模和深度上实现了成果影响力的机构而设，表彰他们的慈善公益行动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以成果为导向，以科学实践为支撑，以评估实证影响力，推动社会进步。

　　本次论坛特别设立“影响力TALK”环节，5家获奖机构的负责人发表演讲，分享各自实践影响力慈善的经验与心得。

　　以下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方晋在影响力慈善论坛上发表题为《发挥慈善政策影响力，解决“最初一公里”问题》的演讲实录。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让我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慈善影响力”的问题，也特别感谢徐永光老师，一上来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大广告，和我今天讲的主题相关：发挥慈善的政策影响力。

　　先来看看现在政府对慈善的定位：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因此，慈善被赋予了促进共同富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使命。

　　但是，如果把慈善看成是第三次分配的一个主要形式的话，从数字上来看，和第一次、第二次分配相比，慈善的作用还很小。

　　和GDP相比，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慈善捐赠总量在1500亿元左右，2020年因疫情原因有一个跳升达到2000亿元，但是慈善捐赠占GDP的比重还不到千分之二。如果把政府财政支出、收入看成第二次分配的话，我们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和支出20万亿以上，2000亿和20万亿相比，只是百分之一。

　　我今天想讲的是如何发挥慈善的政策影响力。传统上，我们把慈善定义为现有公共政策和社会服务的补充。民政部相关文件提了慈善的三条作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完善分配制度。如果把慈善仅仅定位于拾遗补缺，不管捐赠总量是GDP的千分之二还是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其作用都会非常有限。

　　因此，我们提出，慈善不仅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还要通过努力去解决“最初一公里”的问题。我们的做法就是发挥慈善的政策影响力，通过第三次分配撬动第二次分配，用1%撬动99%。

　　我们的上级主管单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支持政策研究”是我们的特点，我们工作的方法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社会问题，设计干预模式开展社会试验，基于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如果建议被政府采纳变成政策的话，所有的目标人群都会受益，而不仅仅是项目服务对象。政策出台以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还要监测政策实施效果怎么样，如果还有待完善的地方，再进一步提建议，直至政策实现、实施完善。

　　举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包括“学生午餐”、“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等项目，很多项目研究成果多次得到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直接转化为国家政策，推动了比如说《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等重要政策的出台。

　　成功案例：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一个案例就是刚才徐永光老师介绍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2006年开始做试点，到2011年转化为国家政策，基金会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建数据平台，写政策建议，动员媒体力量，比如2011年初的媒体文章《营养的贫困》，这篇报道在当时从发动社会力量，引起公众对问题的认识，到最后政策出台，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2011年这个项目变成国家政策，中央财政到2021年底累计投入超过2000亿元。而最初做的试点研究花了1000万元，三家机构给我们捐钱，变成国家政策以后，我们看到国家还在2014年和2021年两次提高每生每餐补助标准，从3块钱提到4块钱，从4块钱提到5块钱，这背后也都有我们的研究和政策推动。

　　2021年那次提高补助的背景是猪肉涨价，我们从“阳光校餐”数据监测平台后端明显看到，很多学生吃午饭时肉的摄入量是下降的，这对生长发育不利。所以我们做了全国性的大调查，写了一个报告，中央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把标准从4块提高到5块。我们做研究花了一百多万元，但是中央财政每年多拿出60亿让孩子吃得更饱更好。

　　国际上做了很多关于人力资本投入产生巨大影响的回报率测算，这是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做的针对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测算，对儿童早期教育和健康进行投入，得到的回报率是非常高的，这些测算更多的是针对像非洲这样更贫困的地区。

　　儿童早期发展也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在国际上、在中国都是非常前沿的研究。脑科学研究证明，儿童早期是人的大脑发育的敏感期、黄金期，这个时候给他一些正面积极的干预，对其一生的人力资本形成都会带来非常高的回报；如果在儿童早期得到负面的体验和信息，或者被忽视，对人的一生成长，无论心理、生理上都会带来负面作用。

　　我国虽然脱贫攻坚取得很大进展、城镇化发展非常快，但在欠发达地区还有相当部分孩子面临非常不利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很多做儿童项目的公益机构都有体会。

　　2020年我们做的调查发现，一方面脱贫攻坚让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中部、西北、西南这些脱贫地区的孩子，发育能力和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针对贫困农村儿童做了0到18岁的营养和教育两条主线，每个年龄段都有相应的社会实验项目，我们的宗旨是服务可及、方法科学、成本合理、质量保证。

　　正在进行：10万农村儿童入户早教计划

　　国际经验和理论研究都表明，0到3岁是儿童大脑发展的黄金期，我们有一个为6到36个月婴幼儿看护人提供一对一入户家访养育指导服务的项目——“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养育中心和亲子小组活动，在当地招聘督导员、育婴辅导员，加强集体备课培训，对国际课程进行本土化，目前已经覆盖全国10个省的19个县区，累计受益儿童3.6万名，当前服务儿童1.3万名。

　　跟我们合作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是国际上公认的人力资本专家，他对我们最早的0到3岁入户早教项目效果做了评估。

　　2022年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证明84%接受干预的儿童好于对照组儿童。当然这些孩子还小，只能做一个预测，将来会提高他们38%的大学入学可能性。

　　我们会长期跟踪这些孩子的表现，下一步想对这个项目做进一步的推广。未来计划在整个贵州省毕节市建立“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在青海海东建立“农村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区”，发起“阳光起点：十万农村婴幼儿入户养育指导行动计划”，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目前累计受益儿童3.6万名的项目，希望争取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我们一起做这个事，让10万名儿童得到入户早教服务。

　　国内有好几家基金会也在做类似工作，为农村儿童早期发展提供服务，包括陈江和基金会、四川雅安的千天计划、湖畔魔豆基金会等等。现在我们成立了共建工作组，一方面进行经验交流、知识分享，更多的是做一些政策沟通、公众知识传播和倡导工作，发挥我们的合力。

　　我们也有一些政策建议，城市里有托育了，国家给了不少钱、不少政策，能不能为农村的0到3岁儿童也搞一个专项计划？比如说“国家农村婴幼儿照护行动计划”，具体实施可以村一级为单位，因地制宜采取入户家访和养育中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现在中国新生儿的数量下降非常快，再加上城镇化发展迅速，真正在村里的特别是原来贫困地区村里的孩子数量不多，我们测算了一下，每个年龄段可能也就一百多万个孩子，三个年龄段也就是三四百万个，为每个孩子提供服务的成本大约在三千元一年，财政每年拿出100多亿元就可以实现欠发达农村地区0到3岁儿童全覆盖。

　　尽管当前经济形势和财政增收都面临不少挑战，但我相信100来亿还是能够拿得出来的，何况像前面所展示的那样，这是投资而不是简单的日常开支。长期来看，不论为个体还是为国家、为社会带来的，都是非常长期、可观的回报。

　　这项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希望在座各位同仁、企业家、爱心人士们，积极关心、参与、支持我们的工作。谢谢大家！

编辑 | 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