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我国每年医疗卫生总费用近8万亿元，其中，政府财政支出和医保支出均在2.4万亿元左右，社会捐赠和彩票公益金中用于医疗健康的公益支出700亿元左右。医疗慈善的资源非常有限，如何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是捐赠人与公益慈善机构都关注的话题。

　　7月17日，第十一期影响力慈善沙龙——“医疗慈善的社会影响力最大化”在《中国慈善家》杂志社举行。活跃在医疗慈善领域的企业和基金会代表、相关学者就医疗慈善资源的分配、医药企业与医疗慈善的关系及基层医疗水平提升等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嘉宾名单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

　　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柳莺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 乔颖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健康互联网医疗事业部总经理 范卉

　　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企业事务及市场准入部负责人 黄彬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刘正琛

　　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张碧波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 金春玉

　　爱佑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栾贻斌

　　腾讯SSV 健康普惠实验室项目负责人 高辰

　　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叶慕亚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助理秘书长 郭帅

　　中华儿慈会爱心家园救助项目负责人 杜聪敏

　　以岭药业连花联合市场部兼公益项目负责人 赵军红

　　《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 李劲

　　《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 曾晶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医疗慈善已经进入了民间力量和政府大汇合的阶段，急需我们加强融合与合作，升级理论、机制、示范案例和平台，建立起政府和社会慈善医疗救助密切的合作机制”。他介绍，医疗慈善在中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主导，从2002年开始实施医疗救助制度，资金主要来源于彩票公益金；第二阶段是民间主导，从2005年起，依托彩票公益金，动员了国内企业、国际援助等多个方面的资源，开展慈善救助的探索，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组织、项目与行动；现在到了民间力量和政府大汇合的新阶段，在政府加大投入、完善政策之后，慈善来介入，以形成一套互动机制，与政府形成合力，用整体性、联合性的行动，打造案例并逐步推广。王振耀也向行业倡议：“希望医疗慈善各界共同融合、互相倾听、互相合作，制定行动计划，做出示范，展示经验，与政府部门形成密切合作，积极推动医疗慈善的发展。”

　　医疗慈善资源的不平衡问题突出

　　“在过往的救助经验中我们发现，有的病种、有的患者会得到足够的救助，但更多的患者，救助是远远不足的。在资源不足与资源过剩之间，其实是一种资源的不平衡。即便我们‘919大病救助工程’做的是全病种全年龄段的救助项目，成人患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儿童患者的人数，但儿童患者所得到医疗救助的资金是远远高于成人患者的，这样就存在极大的不平衡。”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金春玉介绍说。“我们在做医疗救助项目过程当中，试图弥补这样的差别，支持到对更多患者的救助，也希望能通过公益项目的倡导和传播作用来带动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支持。”

　　除了医疗慈善领域的直接捐助，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还建立了“卫生技术评估中心”，通过卫生技术评估这一医保决策工具，积极参与政策推动。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刘正琛认为，如果新药能进入医保目录，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将远多于直接的经济资助。他介绍，“2018年，我们邀请专家共同评估了两个治疗儿童白血病的药物，这两种药物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每年可以帮患者节省2亿人民币，和基金会截至目前对患者资助总额相当(2.3亿元人民币)。政策推动的影响力(impact)比能看到的投入数字大得多，所以公益组织的价值不仅是直接服务，政策推动取得的成效潜力极大”。

　　作为头部互联网公司，腾讯就医疗慈善资源分配问题给出的答案是“聚焦低卫生资源地区的健康普惠模式”。腾讯SSV健康普惠实验室项目负责人高辰说，“我们经常自问，这个事儿我们做和别人做有什么不同，除了作为资助方之外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介绍，“低资源地区”不完全是卫生资源不足的地区，影响公共卫生公平发展的因素可能包括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高辰认为，“在低资源地区，有些东西是你给钱也解决不了的。无论是新技术还是技术背后这些东西，如果能更多优先在相对落后一点的低资源地区实现，我们认为是相对长期的事情，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事情。”以人工智能为例，如果能弥补基层医生的不足，即使仅从60分提升到70分，也是有意义的。“这部分，我们一方面会资助现在比较能够适应这些低资源地区特殊病种或特殊人群的技术去做孵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有核心能力，也愿意在这里面做投入，用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做一些开发。”

　　当家庭面临健康问题带来的挑战时，压力会从多个方向渗入，缺医少药只是问题之一。爱心家园救助项目是一个替儿童血液病家庭全方位考虑的医疗慈善项目，救助体系涵盖了资金救助、生活救助、心理关爱、社区服务等各方面。例如项目中的“治愈小家”为患儿家庭提供免费的过渡性住宿和共享厨房服务，中华儿慈会爱心家园救助项目负责人杜聪敏介绍，2021年“治愈小家”成立，累计救助了300多户家庭。“这个项目虽然体量小，但却能给很多家庭带来实际的帮助，尤其是首次就医的家庭，让他们在同时面临医疗和生活问题时，可以首先解决医疗问题，给予一个缓冲”，她说。

　　爱佑慈善基金会给出了如何平衡医疗资源的思考。爱佑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栾贻斌表示，“在分析了2014年至2021年爱佑救助的先心病的46500名孩子后发现，7年间，救助从人均1.4万多元增长到了1.9万多元，原因是基金会开展了更多的复杂性先心救助，这部分救助资源是缺乏的，有效的历史回顾、数据分析和评估有助于作出这一判断。”他介绍，为了优化医疗资源、慈善资源的使用，爱佑形成了一套医疗救助的全流程操作体系：所有入口做到前端一致性进入，避免不同疾病救助申请要通过不同的系统申请，例如申请材料的不同；在救助端，统一了机制，便捷了方式，也打通了医院端很多的问题，比如和腾讯合作在国家儿童中心搭建了一套院内的医疗救助管理平台，极大提高了效率；反馈端上，建立C端台账，在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哪怕一分钱的使用都反馈到用户。

　　“大病不出省”是否看到了曙光

　　很多机构尝试提升基层医疗水平，以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其中的诸多挑战，开启了与会嘉宾的“吐槽模式”。

　　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叶慕亚认为，基层地区的健康意识不足问题根深蒂固，为基层医疗带来很大挑战。“做乡村医生培训的时候，也会去村里做义诊和筛查，看到老年人或年轻人在血压到190时仍不在意，依从性特别差。如果我们能有机会，给城市社区或者乡村社区患者做一些教育工作、科普工作，对整个行业，对健康中国的战略而言都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事情”，她说。

　　圆桌讨论环节的主持人，《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曾晶也补充：“我接触的组织都在做乡村医生能力提升和知识下沉，特别是在医疗资源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为什么患者感受不到？因为一个朋友在县城的母亲被误诊，使得我顺便了解了一下，发现县城里大家提到的这些针对医生的支持都有，为什么这些支持不能直接受益到患者？”

　　吐槽归吐槽，众多努力的成果在数据上得到了印证。

　　栾贻斌表示，对比爱佑2007年到2014年的数据，先心病患儿医疗救助的跨省比例从40%降到了20%。改善基层的医疗条件，从人才培训入手，也延伸到了对医疗学科发展的支持。以海南省为例，爱佑2017年和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合作，引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帮助建立儿童心脏中心，政府配套了相应的设备，通过三年的努力团队成长起来，成功实现了“先心患儿不出岛”的目标。同样的项目现在正在新疆实施，爱佑合作的乌鲁木齐儿童医院原来都需要东部医院的专家支持下开展的先心病儿童手术，现在依靠项目支持的医院疆内团队可以独立完成，预计今年类似的手术会超过200台。然而，并非所有基层医务人员都有条件、有机会外出培训，栾贻斌分享了他们做过的一次测算：“中西部18个省份，将近2007个市、县，儿科医护数量约7-8万人。但是基于我们对爱佑基层儿科医生培训项目，来自于200余个市县600余家医疗机构1000多名参与医生的数据分析，平均到每年每个县我们只能撬动1.3个人。”

　　多位嘉宾关注到基层医疗人才流失的问题，尤其在接受了培训之后，有的医院科室更是经历过主要医疗团队打包离开的情况。本想得到提升的基层医疗体系，反而因为培训项目的介入而变得更加脆弱。刘正琛认为：“适当提高西部地区的医疗服务价格，才能提高西部地区医生的收入，医生的收入提高后，才能不会简单因为薪酬差异而被东部地区挖走。个别医生可以因为情怀在西部做奉献，但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因为情怀而拒绝东部更好待遇条件的吸引。”医疗体系同时是多工种配合的复杂体系，培训路径长、人才梯度要求高。刘正琛举例：“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儿科主任给惠州培训医生，惠州医生到他这儿进修，在孙逸仙医院医生可以开药开处方，但回去之后不敢开了，因为没有医疗护理团队和高年资医生的指导和支持。”

　　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柳莺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去年和前年我们分别和一些大医院联合起来做基层医疗卫生的培训，医护人员能力提升。有一位专家就提出，‘我们非常愿意走基层，但差距太大的基层非常难落地，比如县级医院，培训带着的设备，可能县级医院没见过、没听过，技术更无法传过去；只能先和省级医院进行对接，传授给他们，再到县级医院，到县级医院的医生可能要经过三级才能完成对他们的培训。’然而，县级医院只要培养出了一个医生，市一级医院若开出了更优厚的条件，人才极易流失。培训还是不培训，是个两难的选择，医院若是没有名医是不会有病人留下来的。”

　　观察到乡村医疗的基础薄弱，复星基金会选择了“村医”作为帮扶对象。“基金会从2017年底开始和国家卫健委扶贫办(现乡村振兴办)发起了‘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主要是针对乡村医生赋能，我们提出的口号‘我们守护村医，村医守护大家’。项目覆盖全国16个省74个县，直接守护了约2.4万名乡村医生，覆盖了近300万基层家庭。6年来，总体投入1.6亿，74个县，项目会选派驻点队员在县卫健委挂职开展工作，和对口帮扶的挂职领导在一起“一县一策”的守护乡村医生群体。”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助理秘书长郭帅介绍道。

　　除了医疗体系的问题，传染病的防治，也是基层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之一。结核病是致死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耐药性结核病又是结核病防治中的“硬骨头”，在世界38个国家和地区结核病耐药检测资料当中，中国在引起警示国家的第一位，是耐药结核病高负担的国家之一，每年新发6.5万人左右，且发病的地区集中在农村，耐药结核病治疗费用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在解决公共卫生问题上，公益如何发挥有效的补充作用？关注到这个问题的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与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张文宏教授的专业团队合作，以公益的力量帮助经济困难的患者坚持完成治疗，截至目前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政府体系的投入和支持的也在逐步加大。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碧波说：“通过2021年云南的试点，我们将这个模式在贵州进行更大范围的尝试。贵州试点耐药结核病救治成功率从50%提升到85.8%，贵州全省2022年结核病报告发病率为76/10万，2021年是85/10万，相当于通过一年的时间，已经下降了10.7%。”

　　基于这些欣喜的变化，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开展了一些新的尝试。聚焦在主动救助领域的“小鹿灯-愈见未来”项目同县政府、县域社会组织合作，搭建主动救助网络，建立“爱心救助站”模式，第一时间发现受助对象并提供医疗指导和资金帮扶。通过主动救助实现尽早确诊，及时治疗，减少医疗支出。今年小鹿灯项目将在更多县域进行帮扶。

　　期待企业级的战略，赋能医疗慈善

　　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黄彬表示，“做慈善要想长期、可持续，需要与公司的战略和业务目标保持一致。阿斯利康的公益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疗救助；二是乡村振兴，涉及基层卫生、基层教育等；三是比较有特色的在做绿色发展、低碳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药品援助是药企本能的动作，既救助了患者产生了比较好的社会效益，也有利于企业的业务发展。以运行时间最长的AZD(易瑞沙)项目为例，十几年时间里，一共帮助了77008位患者，总的药品捐了138万盒，总金额将近160亿人民币。除此之外，自2017年起与红基会、宋基会共同发起提高县级以及城镇级医生诊疗水平的公益项目，希望实现贫困地区的居民“大病不出县”的医疗战略目标，也产生了很好的实际效果和价值。这些好的案例、产生的社会效益如何影响社会，需要公共媒体、传播者来一同实现。”

　　以岭药业连花联合市场部兼公益项目负责人赵军红表示，以岭药业作为中国本土的药企，秉持的是积德行善、回馈社会的朴素观念，公益捐赠涉及救灾、抗疫、扶危救困、助学的救助等等方向，从2006年开始和中国红十字会合作，每年有几千万的物资捐赠，累计有近5亿元左右，还设立了院士博爱基金、以岭关爱基金等一些专项基金。“如何发挥出公益更大的作用，实现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是企业要面对的问题，下一步我们要从中国的企业中走出来，从朴素的积德行善的捐赠升级成为公益项目、公益战略，进一步向系统化、慈善专业化的角度发展。”

　　慈善机构对于医药企业参与医疗慈善，有更深入的思考。

　　刘正琛表示，关于公益组织和制药公司的合作，内部曾经是有疑虑的。但自身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制药公司和慈善组织在很多目标上是一致的，都希望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早日康复，这显示了医疗慈善组织和药企合作的更广阔空间。“我在二十一年前得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那时候骨髓移植是唯一的办法，所以我发起阳光骨髓库。但就是在我得病的2001年，有一种革命性的小分子靶向药上市，就是伊马替尼(格列卫)，专门针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效果优于骨髓移植，90%以上的慢性白血病都能有和健康人类似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这个血液肿瘤成为了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样可以被管理的慢性疾病，被“功能性治愈”。我很幸运，有很好的药物。然而，还有很多很多疾病缺少能彻底治愈的药物，比如渐冻症等很多罕见病，比如实体肿瘤……所以，在药物研发、临床试验设计、患者依从性、心理和社会服务等多方面，医疗慈善组织和药企合作有广阔的空间。但是不可否认，企业有自己的商业诉求，在合作中要注意，药企是不能直接对患者做推销的，公益组织不能把患者的信息给到企业。还有就是要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不能成为特定企业的宣传部门。此外，医疗慈善组织也要注意管理资金的来源，可以参考国际上卫生技术评估中心的设计，来自药企的捐赠最好不要超过总收入的一半。”

　　“医疗慈善是公益领域里，最痛最难最苦的领域，因为涉及到的是一群最困苦的人。今天有药他就活下来了，今天没钱可能明天就不在了。”康盟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柳莺表示，随着慈善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基金会尝试推动有效的药物进入国家医保谈判，推动国家各部委对相应疾病的重视和政策支持，患者几乎是花原本医药费零头的钱就可以得到救治，这是基金会能发挥的动员能力。这中间我们也看到和药企之间达成高度的共识，即务实高效地解决很多患者的需求。“公益机构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是一个连接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平台，能够整合资源和配置资源，能够在沟通交流、能力建设、支持政府在顶层设计时充分听取社会各方的声音等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希望呼吁，共同探索符合国家政策需求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这方面基金会在2021年就有了行动，联合发起了‘中初保多层次医疗保障推进委员会’，探索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模式创新和生态建设，推动形成能够有效保障全民健康和有效降低人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长效机制。希望今天参与沙龙的各方也能一起来共建。”

　　作为比较早布局大健康领域的互联网公司，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健康互联网医疗事业部总经理范卉分享了自身业务面临的难处和期待的解决方案。“现在公益领域里有非常多的机构和基金会。作为开展公益项目的平台方，应该和什么样的机构合作、和什么样的基金会合作、项目的专业性如何能保障和体现等等，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判断、筛选，其实是需要权威方来给予我们支持和建议的。公益的事情意义重大，医疗公益尤其特殊。我们既然开始做医疗公益的事情，就想要把医疗公益的事做专、做深、做精，最大化发挥社会公益力量的价值。因而，特别希望像王振耀院长讲到的，更多和专业机构开展合作、和公益‘国家队’携手，提升我们公益服务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为更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切实的帮助。”

　　多方合作的效益更大化，特别是同医疗领域内的各方合作，引起了在场嘉宾的广泛共鸣。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乔颖呼吁：“此次沙龙邀请的基金会已经涵盖了医疗健康领域中的实操型基金会、专业型基金会、综合型基金会，还有医药企业和多家资助型平台。希望借助这个影响力沙龙能把这些专业的伙伴们结合在一起，发挥各家所长，深入医疗健康公益领域的难点、痛点，探讨怎样能够让公益慈善资金在医疗健康领域更好应用及发挥更大优势，通过多方合作把资金的优势发挥到更大化，从而实现社会效益更大化。”

　　《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李劲总结，在沙龙的讨论中，慈善机构的观察和思考体现了足够的战略性，而技术和资金都实力雄厚的医药企业在医疗慈善的战略性上存在提升空间。“可能因为公益板块在企业中还是比较小的版块，期待大家早日跨越‘捐了就心安’的阶段，为医疗慈善领域，注入更多企业级战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