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张旭

　　文/韦鱼

　　2023年9月5日，第12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华慈善奖”是我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每两年表彰一次，旨在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和引领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慈善事业、积极开展慈善活动。

　　今年的表彰名单中，“捐赠企业”爱尔眼科医院集团的创始人陈邦、安踏集团的创始人丁世忠、龙湖集团的创始人吴亚军、新奥集团的创始人王玉锁、星河湾集团的董事长黄文仔，“捐赠个人”曹德旺、党彦宝、黄涛(父亲黄如论)等8位民营企业家，均在《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的慈善家样本之列。

　　在今年2月发布的《影响力慈善观察报告2022》中(以下简称“《观察报告》”)，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选取了包括前述企业家在内的34位中国慈善家为样本，对民营企业家的慈善成果及慈善行为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与分析。

　　这些企业家是各大慈善榜单的常客。以迄今举办12届的“中华慈善奖”为例，34个样本中，有25位慈善家以个人或创办企业的名义上榜，其中8人上榜次数超过6届(见下表)。

　　作为慈善事业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慈善行为具备充分的代表性和研究意义。在《观察报告》扫描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以此届“中华慈善奖”相关的8名企业家为主要案例，可以窥见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特征与发展趋势。

　　成立基金会是慈善家最主要的捐赠模式

　　观察样本慈善家过去10年的慈善捐赠，慈善行为的组织化和专门化程度较高。

　　34个慈善家样本中，有27人在国内发起成立了38家基金会；7人在境外设立慈善信托、慈善基金会、研究院等慈善机构；只有个别慈善家没有发起设立自己的慈善机构。以上榜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的样本为例，8名慈善家均成立了相应的基金会：

　　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人或企业的随机性直接捐赠已十分罕见。慈善家通过发起设立企业或家族基金会、专项基金、慈善信托等专业机制，有计划、有策略地将个人财富、企业利润捐赠用于慈善目的。在具体的捐赠上，资助其他慈善组织或者通过旗下基金会来运作慈善项目两种模式并重。

　　根据《观察报告》的统计分析，样本慈善家关联的38家基金会过去10年的总收入为419亿元，公益事业总支出为308.6亿元。2020年，全国共有8500余家基金会，年度捐赠收入总和745亿元，38家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占比达14%。据基金会中心网，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全国基金会数量已上升至9295家。

　　股权捐赠成为样本慈善家做慈善的突出模式

　　过去10年，38家基金会的净资产规模持续增长；即便在经济下行、捐赠收入和公益支出均下降的年份，基金会的净资产总额仍保持增长。

　　这源于慈善家持续的捐赠投入，也得益于他们通过股票分红、投资理财等金融手段，为基金会资产进行保值增值。

　　《观察报告》样本案例中，已有11位慈善家完成了12单股权捐赠，按捐赠时的市值计算规模超过1500亿元；截至2022年底，这些已捐赠股权(股票)的市值增长至逾2000亿元。

　　以上榜“中华慈善奖”的样本为例：2011年曹德旺向河仁基金会捐赠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市值35.39亿元；2019年陈邦创办的爱尔医疗投资集团与湘江公益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书，分批分阶段捐赠1亿股爱尔眼科股票，市值39.56亿元。相关年报披露，河仁基金会2021年度收入13.2亿元、2022年度收入8.8亿元，湘江公益基金会2021年度收入2.2亿元；上述收入几乎全部来自股权分红和股票增值变现。

　　股权捐赠的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已然成为样本慈善家做慈善的突出模式。

　　不过，国内股权捐赠和慈善信托在税收优惠和审批监管等层面面临诸多障碍，这导致慈善家们的捐赠意愿大受影响。在上市公司数量日益增多的大背景下，如何鼓励和支持在资本市场获益的高净值财富人群投身慈善事业，亟待破题。《白皮书》呼吁，国家应及时调整相关政策、修订法律，鼓励和支持股权捐赠等多种可持续捐赠模式。

　　家国情怀是影响慈善家慈善行为的首要因素

　　样本慈善家的第一身份多是民营企业家，因此企业家及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外部关系构成慈善家慈善行为的外部动因。《观察报告》针对34位样本慈善家，重点考察了政缘、业缘、血缘、地缘以及学缘五种外部动因。其中主要体现为政府动员和政商关系的政缘因素最为显著，发生作用的机制也呈现多渠道和高效率的特征。

　　事实上，中国慈善家最主要的行为特征便是响应政府号召、紧跟国家政策。例如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组织推动的光彩事业，前述8名样本慈善家均有参与：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这些做慈善的外部动因特征体现了中国企业家们特有的家国情怀；如何利用好这一群体特征，建立并完善引导、支持慈善家开展慈善活动的配套政策和外部环境，是中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慈善家投入最多的是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领域

　　过去10年，34名样本慈善家的捐赠总量超过2400亿元，相关慈善实践覆盖10个社会领域的44个细分领域，仅基金会运作的慈善项目高达2600余个。其中，捐赠投入最多的是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这是脱贫攻坚以来政府政策最为重视和动员力度最大的领域，34名样本慈善家全部参与过这个领域的活动。

　　以上榜此届“中华慈善奖”的星河湾集团为例，截至今年在扶贫公益领域累计捐资约20亿元，集团董事长黄文仔的事迹一度入选国务院扶贫办出版的《脱贫攻坚先锋》一书。今年7月，他代表星河湾集团举牌认捐2亿元，继续助力广东乡村振兴工作。

　　总体来看，星河湾集团的捐赠行为囊括了几种主流的扶贫领域捐赠方式：一是兴修生产基础设施，将广州狮象村分散的15个居住片区集中为3个，新建房屋近600栋并全部交付村民使用；二是提供种养、生产加工和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帮扶，通过发展本地畜禽养殖、菜圃种植及旅游产业，来解决村民就业与增收问题；三是整村帮扶，2021年对狮象村整体帮扶模式入选“广东乡村振兴万企帮万村优秀案例”；四是成立扶贫公司统筹扶贫事业，发展本地农业、畜牧业及旅游产业，扭转劳动力外流局面。

　　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领域之外，头部慈善家的捐赠还集中在教育、医疗与健康、救灾与应急救助、科学研究与发展等领域。如曹德旺自2021年起投入100亿慈善资金，建设并创办福耀科技大学，他说“应该集中力量做一件对国家最需要的事情”。

　　在环境生态保护、助老养老、社区发展、弱势人群关怀等领域，中国慈善家的关注度明显不足，与国际慈善领域的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值得关注的是，在科学研究和艺术文化支持领域，中国慈善家投入已经展现出相当大的影响力潜力，捐赠力度大，且开始注重系统性，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产出丰富，但对慈善成果的影响力评估普遍缺失

　　慈善行为的成果可以分为产出、成效和影响力三个层面，每一个层面的成果都以前一个层面的成果为前提。

　　产出指的是慈善行为直接产生的受益人数，或者向受益者提供的物品和服务。成效主要表现为受益人处境的改善、能力的提升，或者导致社会问题环境因素的改善。影响力则建立在产出和成效之上，体现为对社会问题解决产生的深远影响。

　　《观察报告》从以上三个层面，对样本慈善家的慈善成果进行扫描并发现：产出层面的成果记录较为详实，34名样本慈善家的慈善行为显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庞大产出数据；成效层面的信息丰俭不均，对成效重视不够、记录不充分的情形普遍存在；影响力层面的评估和记录普遍缺失，与慈善家的投入、产出严重不匹配。

　　以党彦宝在教育领域的捐赠为例，根据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相关事迹陈述，党彦宝、边海燕夫妇发起的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对宁夏考入大学的学生进行“全覆盖、无差别化”资助，成为全国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受益群体最多的教育助学项目。《观察报告》摘录了燕宝慈善基金会针对该项慈善成果的部分记录：

　　在产出层面，截至2022年，累计捐资33.03亿元，资助30.17万名青年学子；其中2022年新增捐资6亿元，奖励资助14.25万名学生。

　　在成效层面，截至2022年，资助对象中已有17万名学生毕业就业，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和社会栋梁。

　　在影响力层面，资助对象中68%的已毕业学子选择回到宁夏或留在宁夏创业就业，成为建设家乡的生力军。此外，受资助学生自发成立“燕宝爱心社”，截至2021年成员达3000多人，累计组织百余场公益活动。教育领域的慈善影响力可以体现在受益群体的长期成长和成就、教育机构的综合竞争力提升、新教育方法的推广、教育制度的革新等方面。党彦宝的大学助学慈善行为毫无疑问达到领先水平，然而相关慈善成果尤其影响力层面的跟踪、记录和评估十分有限，令人惋惜。

　　类似情形也存在于其他捐赠领域。总体来看，慈善家的慈善行为记录从“投入－产出－成效－影响力”呈现明显的递减模式；慈善家对慈善成果普遍不重视，未能采取有效方法进行总结、评估，这导致慈善成果信息严重缺失。

　　中国慈善事业正迈进“影响力慈善”时代

　　慈善的初心和终极目标在于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如何让慈善投资更有效、更有价值，是摆在每一个慈善家面前不容忽视的课题。回看样本慈善家的慈善捐赠，捐赠领域广、捐赠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慈善行为的组织化和专门化程度较高，不过同时也存在系统性、战略性和专业性不足的缺憾，以成果为导向的慈善理念有待进一步提升。

　　《观察报告》认为中国慈善事业迈向“影响力慈善”，有待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提升对慈善成果的重视程度，重点关注慈善成果的产生机制、产生能力和总结评估。倡导中国慈善家做好慈善实践的成果记录，适时引入专业评估，让慈善资源投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价值。

　　二是借鉴商业投资“募投管退”过程管理模型经营慈善事业，提升慈善事业的战略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募的阶段重点做好总体统筹规划，投的阶段认真对待慈善领域和捐赠对象的选择，管的阶段尊重慈善事业的运作规律和规范，退的阶段明确以实现慈善成果为慈善活动退出的前提。

　　三是倡导逐步将个人捐赠与企业捐赠相分离，建立基于个人价值体系的慈善事业。以捐赠人为中心，建设支持性的法律、政策、服务和技术体系，鼓励慈善家进一步参与慈善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