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备受关注的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席某某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构成强奸罪。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一审法院考虑到席某某与被害人属恋爱关系，且在被害人一方报警后，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席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故酌定对其从轻处罚，量刑适当。

　　席某某及其家属表示对二审判决不认可，将继续申诉。

　　订婚强奸案疑云

　　2023年1月30日，席某某与吴某某经婚介机构介绍相识后开始交往，双方口头约定，男方给女方订婚彩礼18.8万元。同年5月1日，男方家为二人举办订婚仪式，当日交付了彩礼10万元和7.2克金戒指。同时，席某某及其父母书面承诺，结婚一年后在房屋产权证上添加吴某某的名字。

　　5月2日，按照当地习俗，女方宴请男方。根据法院披露的信息，饭后席某某和吴某某一同前往席某某位于阳高县某小区某楼14层的房内。男方提出发生性关系，遭到拒绝后，男方不顾女方反抗，强行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吴某某情绪激动，点火燃烧卧室柜子和客厅窗帘，还逃出房间通过步梯下至13层呼喊“救命”，后被席某某强行拖拽回房内。

　　当晚，席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经侦查人员对被害人进行身体检查，被害人左右大臂、右手腕均有淤青；对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卧室的窗帘被拉下掉落，客厅的窗帘有被烧过的痕迹。侦查人员也调取了小区监控录像，该录像显示，被害人在逃出房间通过步梯下至13层后，又被席某某强行拖拽回案发现场14层房内。

　　不过，席某某的母亲郑女士给出完全不同的说法。她表示，席某某和吴某某相处3个月，感情一直甜蜜。事发当时，“女方和我儿子是手挽手进入婚房的”。事发之后，女方母亲强势要求男方签署房产加名保证书，并补足剩余彩礼。所以郑女士认为，女方报案并非是因为遭受强奸，而是与彩礼和房产有关。

　　2023年12月25日，阳高县法院给出了一审判决，认定席某某构成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法院认为，双方系恋爱关系，虽已按民间习俗订婚，但并未登记结婚，席某某违背被害人的意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构成强奸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席某某当庭表示上诉。

　　2025年3月25日，大同市中院二审开庭。席某某在庭审中情绪激动，两次失声痛哭。他坚称自己是被冤枉的，“中了别人的套路”。辩方提出40多条质证意见，始终坚持席某某无罪。

　　处女膜状况不能作为认定或否定强奸罪行的依据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构成强奸罪，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犯罪构成的关键要素。

　　“这要求必须存在违背妇女意志，并且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在这起案件中，办案机关需要依据全案证据来进行判断，这也是法院判案的重要依据。虽然订婚、男女朋友等关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参考，但绝非决定性因素。只有在证据确凿、充分，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才能对案件做出准确的定性。”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分析，从刑法规定来看，并没有对订婚时发生的强奸和普通强奸案做出明确区分。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特定情形下的婚内强奸都有可能认定为强奸罪，更何况是未领取结婚证只是订婚期间。

　　根据郑女士的说法，2023年5月2日晚的一段录音是席某某强奸罪成立的重要证据。录音中，女方吴某某母亲询问席某某“订婚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吧”，席某某回答“嗯”，又被问及“强暴吴某某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席某某也回答“嗯”。在郑女士看来，这是儿子“当时出于对长辈的尊重，不想跟她发生冲突，就应付了一句”。

　　二审宣判前，郑女士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检测报告显示，女方处女膜完整，未检测到男方精斑。”她因此对案件的证据和定罪标准提出质疑。

　　二审宣判后，审判长回应媒体时透露，本案定罪的证据并非只有电话录音，还包括席某某供述及被害人的陈述、被害人母亲的证言、110接处警电话录音、行车记录仪中的音频资料、现场勘验笔录、电梯监控视频等。

　　对于“未发生实质性性行为”的说法，审判长表示，强奸案件中处女膜状况属个人隐私，不应公开披露。发生性行为是否导致处女膜破裂，与性行为本身的程度和个体差异有关。处女膜状况不能证明是否发生性行为，国内外医学界对此已形成共识。处女膜状况不能作为认定或否定强奸罪行的依据，中国相关司法文件和案例对此也已明确。

　　“仅依据处女膜完整和未检测出精斑这两点，并不能直接排除强奸罪成立的可能性。”吕孝权强调，在此情况下，案件究竟应被认定为强奸既遂还是强奸未遂，需要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最终的定性必须综合全案事实与证据进行判定。

　　“网传女方借婚姻索财的信息不实。被害人不存在骗婚情形。”审判长表示，本案中男女双方通过婚介机构介绍相识，经过一段时间恋爱，以结婚为目的，双方约定彩礼款18.8万元，在订婚仪式上交付彩礼10万元和7.2克金戒指。同时，席某某及其父母书面承诺，结婚一年后在房屋产权证上添加女方名字。案发后，女方亲属为了促成二人的婚姻，尽可能减少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曾多次与席某某及其家人沟通，希望席某某和被害人尽快到民政局登记结婚，同时表示为了减轻男方的经济压力，之前商定的其余彩礼可暂不给付，将在房产证上添加被害人名字的时间提前，但男方未予回应。

　　法院还查明，女方没有婚史，通过婚介机构两次相亲，第一次未成功，没有涉及彩礼，第二次即与席某某相亲，被害人不存在骗婚情形。

　　根据刑法规定，强奸罪的基础刑档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从媒体披露出来的信息看，本案看似不存在加重处罚情节，在认定强奸罪成立的基础上，适用最低刑期。”吕孝权说。

　　中国司法实践对涉婚恋的强奸认定，往往是非常谨慎且严肃的，从“订婚强奸案”二审法院4次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中可见一斑。

　　“如果采信物证优先的原则，可能动摇强奸罪的根基；如果坚持女方‘即时反抗’的司法认定，有罪认定将成为定局。从这起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司法实践中，传统习俗与现代法制之间的一些纠结：一方面要维护‘违背女性意志’的刚性底线，另一方面，则要避免程序证据瑕疵而引发争议。”一位资深法官告诉《中国慈善家》。

　　作者：温如军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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