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热浪过后,公益数字化正在改变潮水的方向

企业责任
2022-09-14

在数字化助力下,让公益生态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

 

 

本刊记者/温如军

 

8月31日,在2022年“99公益日”启动前,腾讯正式推出技术公益数字工具箱,里面有云资源、办公协同软件等多种数字权益,以及数字化发展咨询支持。这个工具箱的推出,是为了帮助公益组织打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最后一公里”。

 

这已是自2015年9月7日第一届“99公益日”启动以来的第八个年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99公益日”的捐款人次、筹款总额等都在稳步提高,相关项目涵盖疾病救助、扶贫救灾、助学、环保、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公益节日之一。

 

今年,“99公益日”首次推出“一花一梦想”的新功能,实现公益项目的“逆向发起”和“全民共创”。根据腾讯公益公布的信息,截至9月10日,“一花一梦想”共吸引近6000万人次参与,捐赠小红花超1亿朵,公众募款总额逾33亿元。

 

“一花一梦想”张震岳在“梦有引力”小红花公益音乐会连线乡村医生。

 

“玩法”升级迭代的背后,数字化正在润物无声地推动着公益行业的发展。它将各界各方参与主体和亿万爱心人士连接,让更多捐赠人的爱心被记录,让更多受助人的需求被看见,让更多公益项目的进展被监督,也让更多公益组织的效率得到提升。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今天的公益慈善事业特别需要插上数字化的翅膀,其后才能走向新的辉煌。

 

 

一份报告,全景扫描

 

 

近日,在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腾讯公益、企鹅有调的支持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正式发布了一份《中国公益慈善数字化发展研究报告》精华版(以下简称“报告”)。相关课题组分析了182份慈善组织的有效问卷和5490份网民填写的有效问卷,还通过深度访谈、专家研讨会和对大量文献、政策和数据资料的分析得出,公益数字化是公益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潜力巨大,但道阻且长。

 

公益慈善数字化,是指慈善主体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慈善宗旨或慈善目的、创造社会价值的一种状态,是公益慈善网络化的升级版,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网络、数智阶段,数字技术在公益慈善领域的深度应用。报告围绕中国慈善数字化发展必然趋势、发展现状、发展评价以及未来展望四个部分展开论述。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网民高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3%,数字经济规模也已从2012年的11万亿元增长到了2021年的45.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上升到了39.8%。这一组数据客观地反映了中国数字化应用的大众化、普及化。

 

在报告撰写过程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有近7成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化非常迫切和比较迫切;还有6成以上的高层管理者会积极鼓励自己的员工使用数字技术;有80%的受访者会主动搜索慈善组织或慈善项目的信息;还有80%的受访者线上参与公益慈善的频率会超过线下。

 

 

与传统的公益慈善相比,数字化的公益慈善具有开放性、规模性、有效性、追溯性、放大性、两极性等特点。报告指出,从2017年到2021年,中国每年通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筹集到的善款已经从25.9亿元上升到了100亿元,占社会总捐赠额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

 

报告认为,数字化对公益慈善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当前公益慈善数字化已取得了不错成绩,主要表现在募款增速快、社会动员广、参与方式多三个方面。公益慈善数字化既是破解传统慈善难题、巩固已有发展成果的需要,也是新时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互联网与慈善活动日益融合,正为新时代公益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无限可能,也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

 

 

数字化加持,

公益爆发性增长

 

 

报告指出,中国公益慈善数字化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6年以前,技术企业搭建平台,数字传播与网络筹款启航,数字技术主要为慈善的发展提供线上信息传播渠道和筹款支付渠道。第二个阶段是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通过,网络慈善平台规范发展、公众筹款普及,尤其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线协作普及,信息技术平台建设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第三个阶段是2021年以来,数字慈善倍道兼行,公益慈善行业数字化成为公益慈善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要求,慈善行业主动响应和拥抱数字化趋势,开始内生性发展。

 

近20年的发展,在数字化助力下,公益慈善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尤其是在广泛动员公众、参与形式、创新模式、效率、理念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性成果。

 

当前,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已经全方位数字化,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日益重视用数字助力公益,越来越多的公益慈善组织也重视利用数字化工具,通过网络平台实施相关项目,越来越多的公众通过数字化的网络积极参与公益。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公益慈善数字化将各界各方参与主体和亿万爱心人士联接在一起,正在全面塑造一个崭新的公益慈善生态。

 

2014年,腾讯基金会选址贵州省黎平县铜关村,投入资金建造了铜关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

 

例如腾讯助力乡村振兴的“为村”项目、“99公益日”,蚂蚁公益的“数字助老防骗公益项目--蓝马甲行动”,网易公益“一块屏” 教育扶贫等等,都是数字化带来的具有时代烙印的公益慈善新形态、新成果。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目前全国每年关注点击和参与各种网络慈善活动的人次超过百亿。近三年来,我国每年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接近100亿元。

 

“这些年我们的感受很清晰,那就是随着互联网公益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参与到公益慈善中来。我们中华文化当中的那种由近及远差序格局下的慈善文化,已经通过互联网由线下扩展到更广阔的空间。”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谢琼说,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已然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应用,比如数字医疗、智慧养老等等。不论是主动顺应社会发展趋势,还是被动接受数字化洪流,数字化都是这个时代公益慈善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看来,当今企业的生产活动如果没有与数字化相联结,等于没有插上可以飞翔的翅膀。

 

“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离开了数字化,就可能遇到障碍,甚至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国家与社会治理如果不重视数字化,不仅会丧失应有的效率,而且将陷入与治理对象需要相脱节的困境。”郑功成说。

 

在他看来,公益慈善领域更离不开数字化——传统的公益慈善模式因为现实场景的时空限制,很难有新的突破。因此,没有数字化的加持,就等于放弃了无限的网络空间资源和规模巨大的参与主体。

 

 

开放共建、互助共享的

公益数字化生态

 

 

今年是腾讯公益基金会成立的第15年,也是开创“99公益日”的第8年,公益数字化也是腾讯公益长久以来持续推动探索的方向。

 

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负责人陈菊红向《中国慈善家》介绍,腾讯公益最初只是希望借助平台的点滴能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回馈社会。实践过程中发现,助力公益行业的数字化升级,才是解决公益行业发展痛点和用户期待、提高公益可及性和可信度的重要驱动力。

 

关于行业痛点,陈菊红认为,目前中国的公益数字化进程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成效在国际上也是有目共睹,但是公益数字化应用不均衡,当下应用主要集中在传播、募款这些环节,而在项目管理、项目执行等公益项目的深水区,由于受制于资源和人才的缺乏,数字化进程仍然是有些滞后的,数字化程度还不够。

 

互联网公益开启之初,用户的要求仅是项目能在互联网上推送反馈。而到了后来,用户希望能更快捷、更实时地得知有关公益项目的真实信息,动态进展。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以较低的门槛参与公益,不只是捐款。

 

陈菊红还表示,当时她能感受到,用户已不满足于项目发布后的“激情式捐赠”,更希望自己关注的领域有优质的项目,还有优质的团队。公众也不满足于一般的募捐,希望能够通过更多低门槛的行为,通过跟自己的亲人朋友一起建立圈层来为公益共同助力。甚至还有用户希望能构建个人公益的慈善信用体系,使得善心有记录、善意有回响。

 

Giving Tuesday始于2012年,是纽约的一项筹款活动,如今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慈善活动。

 

8年前,腾讯公益联合数百家公益组织、知名企业、明星名人、爱心媒体,共同发起的一年一度的全民公益活动,时间为9月7日至9月9日三天,主要倡导“人人参与”公益理念,发动全国数亿热爱公益的网民以轻量、便捷、快乐的方式参与公益。八年的探索,“99公益日”已经和美国Giving Tuesday、英国全民公益节“红鼻子日”共同跻身全球最大公益节日,在公益动员和公益文化普及上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和探索。

 

“这几年算下来的,有数亿用户加入了99公益日,社会公众的捐款也接近100亿。正是因为行业的发展、用户的需求,运用互联网技术和平台能力,才使得人人可公益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陈菊红说,99公益日不仅是几天的嘉年华,更是长久的练兵场。

 

腾讯公益推出“一花一梦想”的新玩法。

 

据了解,今年腾讯公益推出的“一花一梦想”的新玩法是全民共创的公益交互机制,用户平时捐款、捐步、捐会议时间、答题都可以领取小红花,用积攒的小红花可以继续做好事,为自己心仪的、梦想中的公益议题捐出小红花。共创成功的议题甚至可以转化为公益项目的执行落地,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公益实践。这也是腾讯对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的定位,借此做科技助力社会共益的探索者。

 

此外,为了帮助更多的公益生态伙伴更长远的发展,腾讯公益曾先后发起“千百计划”等多个专项基金,支持公益机构培养专业人才。腾讯技术公益为公益机构打造普惠式的数字工具箱,也将在今年99公益日期间正式上线,为公益机构提供免费的多项产品权益,助力数字化升级。

 

“公益数字化应用不均衡的状态如果得不到改善,我们畅想的开放互助、共创共享的公益数字化生态就难以打造。”陈菊红说,这是腾讯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升级以后,在公益领域力推数字化人才培养和数字工具配置的一个原因。

 

2021年4月,腾讯基金会联合祁连山国家公园等,共同发起雪豹智能识别及监测数据管理云平台。

 

腾讯基金会秘书长葛燄介绍,腾讯公益近几年也在探索给一些核心社会议题带来全新的解决方案,比如把数字技术与社会需求场景相结合。如基于AI的图像识别技术,赋能雪豹巡护团队,进行识别和保护,或基于AI模型识别,进行2岁以下孩子的自闭症筛查等。

 

在葛燄看来,腾讯公益是火种,是科技向善的探索者,如何助力行业具备应用技术的能力,需要技术公司共同的努力,也需要更多的技术人才加入其中。

 

 

建立信任的金钥匙

 

 

社会的痛点就是公益的起点,而公益的痛点是透明度和公信力。

 

公众的捐款来自哪里,用往何处,通过什么渠道,受助人是谁,这些信息都是每一位捐赠人关注的信息。传统的公益信息披露机制触达面窄,信息公开效果不理想,出现质疑、谣言、求证乃至事件的反转,国内公益事业一度面临着复杂的信任危机。

 

在《中国公益慈善数字化发展研究报告》精华版线上发布会圆桌论坛上, 腾讯公益平台产品负责人刘琴站在腾讯公益平台的角度说,公益数字化对于项目的透明、捐赠的精准度、公益机构的效率都有非常大的提升。她以捐赠人反馈小程序举例,该小程序不仅可以链接志愿者、公益机构的项目执行人员,还可以链接到普通的捐赠人,从而提高了整个公益项目的透明度和反馈能力。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的副会长彭建梅认为,公益数字化的第一个价值是促进社会信任,提升社会问题的信息对称性和能见度, 助力社会学习、探索和参与,其次是推动行业生态改善和政策创新,第三是直接增加了公益资源的供给。

 

“我们借助科技带来的改变,可能突破物理世界的地域限制,可能会让本来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甚至不可能在物理世界里面相识的主体,共同致力于同一社会问题的解决。”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在数字化过程中,让利益相关者(包括捐赠者、志愿者、作为中介的慈善组织,以及最后受益群体等)实现公益目的外,还可能让相关者有更多的协商机会、更快的意见表达,从而达成一种共识。

 

金锦萍认为,数字化不是目的,只是一个途径和手段。在数字化过程中,信息披露变得更为可能和快捷,从正向上使得这些捐赠者和资源奉献者更愿意,他们会从内心中获得一种愉悦,让公益更为有效、更贴近我们每个个体的内心需求。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善品公社通过互联网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走出了一条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在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看来,数字化不仅解决透明度和效率问题,还能提供更多资源的可能性,为公益组织赋能,给他们延展能力提供了非常大的机遇。

 

不过,作为扎根乡村发展的公益人,刘文奎提出,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在乡村相对比较薄弱,有一些人可能就没有智能手机,即使有智能手机也不一定会应用。

 

“所以无论是公益还是农村公益,必须要引导组织在数字化的生态环境中,数字化的品牌中去增长能力,获得资源,提高效率,增加宽度,这样才能公益项目赢得更多资源。” 刘文奎说。

 

来自江苏盐城的志愿者代表薛银铸说,以前觉得做公益是高大上的事情,跟自己遥不可及,但是现在数字化后,能够通过各种方法轻松做公益。目前,薛银铸全家已经攒了超过1万朵小红花。

 

 

初级阶段,任重道远

 

数字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公益是否跟上了科技发展的步伐?

 

郑功成认为,中国公益慈善数字化总体上起步晚,实践中水平也参差不齐,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具体来看,中国公益慈善组织虽然具有借助网络平台更多动员社会资源的动力,但仍然缺乏与之相适应的观念、技术与人才;公众虽然通过网络平台参与公益慈善的热情持续高涨,但对公益慈善的理解与参与理性仍然不足;互联网企业虽然能够主动作为,但和公益慈善组织与大众缺少规范有序的对接;各级政府虽然在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但公益慈善领域的数字化建设却仍然滞后。

 

谢琼同样认为,中国的数字化进程虽然在加快,但速度缓慢、总体滞后,实践中仍然是参差不齐,组织间的数字化应用差距大,环节上也不均衡。

 

谢琼还从法律法规的配套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她认为,目前法律还没有明确界定数字化过程当中各个主体的权责,也还缺少对网络募捐信息平台的性质和权责的明确界定,同时还没有对个人网络求助作出规制,运用数字化的新思维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等方法的监管体系还没有建立。

 

她还认为,目前数字化的行业标准还处于缺失的状态,各个平台信息统计口径不一,行业协作机制没有建立,行业共享共建的数据少,经常出现“信息孤岛”,行业内的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服务供应不足。政府和慈善行业之间、公益平台和慈善组织之间、公益平台和公益平台之间均存在着数据壁垒,获取数据的难度较大。

 

为了加快公益数字化进程,谢琼建议,首先要明确各方主体的数字化使命,做好分工,各尽其责,协调联动。例如政府可以通过监管数字化来推动慈善行业的数字化,互联网企业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慈善组织可以依据需要,在慈善活动中充分地运用数字技术,提高活动效能,增强组织能力。

 

此外,还应当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政策体系,为公益慈善数字化提供规范和指引,明确发展目标,梳理推进步骤,突出发展重点,动员相关资源。

 

“尤其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在《慈善法》修法的窗口期,我们可以鼓励支持公益慈善与数字化融合。”谢琼说。

 

郑功成还建议,政府应当为公益慈善数字化定规矩;而公益慈善组织要积极主动地拥抱数字化,通过数字化实现共创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公益;互联网企业要通过完善技术规范、强化平台责任,为共创数字公益慈善释放信息通信技术的红利。

 

云南独龙江乡中心学校的学生们通过5G网络共享外部教育资源。图/国家乡村振兴局

 

郑功成认为,新时代的公益慈善事业应当顺应新时代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插上数字化的翅膀,让人们更加自由快乐地行善,让公益慈善组织有更高的实践效能,让互联网企业更具可持续的社会价值,最终获得全面快速的发展。

 

唯其如此,才能共同推动中国公益慈善生态的高效、可持续发展。

 

图片来源:腾讯公益、国家乡村振兴局、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