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白河县麻虎镇“寡妇村”的女人和她的3个孩子。因为一起特大矿难，村里死了42个男人，留下35个寡妇。（2001年）

陕西岐山县祝家庄镇，谭来英的手粗糙得像一张“渔网”，她与丈夫组成夫妻档，在石场干活，将砸开的石块运往几十里外的水泥厂，就算来了例假她也照样干，长年劳累导致子宫坠落，最后做了子宫切除手术。（2005年）

陕西山阳县石佛寺镇，郭秀琴的三任丈夫都是尘肺病人。当地很多男人去金矿打工患上尘肺病。（2015年）

广西宾阳县甘棠镇，陆少娥自己生了7个娃，还收养了一个“毛孩”。女婴早年被丢弃在镇上，被人捡了好几次，又放回原处，最后只有陆少娥愿意收留她。她告诉孩子：“你身上长的是花花，是最美的花花。”（2003年）

 

“每当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请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纪实摄影师胡国庆是在退休之后才开始慢慢理解这句话的。

 

这位在媒体干了30多年的老记者，去过伊拉克战争前线、采访过无数次天灾人祸……最近他不出去采访了，开始埋头在电脑屏幕前，整理自己的作品《100个农妇故事》。工作台上，一个老式青花瓷缸，积了满满一缸烟灰。

 

《100个农妇故事》并不是胡国庆有目的、有计划拍摄的，而是在几十年记者生涯中慢慢积攒下来的。矿工、农民工、尘肺病人，寡妇村、癌症村、尘肺村……他发现，很多故事的最后，难题都留给了女人。

有的为了延续丈夫生命“招夫养夫”，有的抛家弃子出走，有的出于善心收养残疾孩子，有的在未婚生子后被抛弃，有的遭遇不公逆来顺受，有的为了反抗自编自导电视剧。

她们的生命充满艰辛，也闪现着人性的光芒，勾画出农村女性诸多命运样本。胡国庆的照片和故事客观冷静、不加修饰，画面里的女人鲜有夸张的表情、激烈的情感，但仔细凝视，却又好像在无声对你诉说着什么。

以下是我们和胡国庆的访谈：

 

1/47000000的女人

 

小星：您是出于什么缘由开始记录这些农妇的？

胡国庆：缘于2001年春运期间的一次采访。那时我跟随陕南农民工专列南下广东，经过一个叫麻虎镇的小站，几个刚上车的小伙见我背着相机，爆料说这附近有个寡妇村，男人都死了。

春运结束后不久，我几经周折，找到了小伙口中的寡妇村——白河县麻虎镇金银村。

采访后才得知，4年前，因为一起特大矿难，村里死了42个男人，留下35个寡妇。以往采访矿难，我们都是问责、调查事故原因，这次接触到矿难家庭里活生生的人，才发现男人死后，最难的是妻子。我走访了所有遇难者家庭，她们有的守寡，有的改嫁，有的离家出走，极端的直接改嫁给小叔子，甚至拿着赔偿款跑路等等。

每个农妇都代表着乡村一个侧面，我想，把她们的故事综合起来，就是一部中国乡村女性的缩影。

陕西白河县麻虎镇，杨丽凤（左一）家先后死了5口人，就剩下她和年轻的儿媳、81岁的婆婆，老中青三代女人都成了寡妇。孙子是家里唯一的男丁。（2001年）

陕西白河县麻虎镇，“寡妇村”里有座庙，经常有农妇前来祈祷亲人在外打工平安。（2001年）

湖北郧西县上津镇，魏泽琴丈夫所在的山西某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矿上派人来协商赔偿事宜，身怀六甲的魏泽琴拿着5万元赔偿，心里特别难过，也特别纠结：去堕胎已经来不及了，生下来娃又没爹。（2002年）

此后，我在采访中都会多留意一下女性角色。当年正是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高速增长期，有一个数据显示，乡村留守妇女多达4700万。

2005年，我向报社申请了三个月的采访计划，走访了秦岭地区很多农民工家庭，又自驾前往珠三角务工集中地区，做了《农民工的妻子们》专题报道，在读者中反响很大。但我总觉得还不够，无论是寡妇村还是农民工妻子，受制于采访时间、报纸版面等，都只能以群体面貌呈现，而每个个体的经历更值得被讲述。

在此后的20多年里，我利用一切外出的机会，甚至用自己的假期，挖掘了更多农村女性的故事，才有了今天的《100个农妇故事》，在我的公众号“草根”上连载。

农民工家庭，留守在家的新娘。（2005年）

留守在家的农民工妻子们。（2005年）

小星：作为男性，您在采访中如何与农村妇女共情，并愿意去理解她们？

胡国庆：我觉得最大的优势是年龄。比如很多农民工夫妻分居两地，缺少情感交流，他们怎么去应对？农村人也有情感需求，他不是麻木的。可面对现实情况，是养家重要，还是夫妻在一起重要？

我当时成了家，也更能理解她们。作为记者，我也可以比较直白地去和他们聊一些话题，他们也很坦然。

我记得当时去跟拍一位矿工妻子，她为了保佑丈夫在矿上不要出事，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去庙里烧香。当时我就问她，你们夫妻一年才聚一次，夫妻生活怎么办？她当时才30多岁，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讲那个事情！”这句话给我触动很大，好像她的生活就是把孩子养大、把庄稼种好。

乡村的一对年轻情侣。（2001年）

古木17岁就结婚了，先后生了三个娃，她把孩子留在老家，和丈夫一起在郑州建筑工地打工，晚上夫妻俩只能和其他工友们挤在一个工棚里睡觉。（2012年）

朱春莲刚结婚那几年跟着丈夫在外打工，自从生了娃，她就只能待在家里带娃、养猪、种庄稼。男人每年过年回一次家，大家才能享受几天团圆生活。（2015年）

 

往前一步是坚韧，往后一步是悲伤

 

小星：如果让您概括您所记录的这些农妇的特质，会是什么？

胡国庆：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不只是个人的无奈，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影响下的无奈。有很多家庭、婚姻、子女、教育等问题上的矛盾，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在当时却要复杂得多。

我拍过一个女孩，1988年出生，重庆奉节人，是家里4个姊妹中的老大，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给娃挣学费。她一边念书一边照顾弟弟妹妹，目标是考上大学，改变命运。2006年，女孩以476分的成绩被重庆一所大学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才知道报名费要1.2万元。父亲挨家挨户求人借钱，借了一天才凑了3000多元。

女孩利用暑假去重庆建筑工地打工，每天工钱15块钱，想着给家里减轻负担。干劲十足的她，还抽空还去考上的大学看了看。在工地干了20多天，马上要开学了，她给工头提出结账回家，工头却很强硬，“我现在哪有钱，工程还没结束，等结束了再说。”她等了几天，心里很委屈，干了活拿不到工钱，反而倒贴了不少路费。

这次打工给这个山里姑娘不小的打击，最后决定放弃上大学。就这样，刚满18岁的她，放弃了人生最大的一次机遇，跑去南方打工了。

两年后，她在东莞打工认识了一个比她大16岁、丧偶的男人，很快两人就相爱结婚。男人劝她去复读，他帮着挣学费，可是婚后一年她就生娃了。这时，尽管还有人劝她去复读，她却说：“有了娃更不可能去上大学了”。

你能说她不懂事、不努力吗？更多的还是一种无奈。在无奈的过程当中，你怎么选择，就会造就不同的结局。可能往一边走是遗憾、悲伤，往另一边走就是坚韧、善良。

蔡莲春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放弃读大学，去东莞打工，嫁给一个比自己大16岁的农民，第二年生了个男娃。（2010年）

1971年出生的陈玉秀，先后给两个男人生了一儿两女，都没有办结婚证。她是个本分的山里女人，没什么文化，以前觉得女人不就是给男人生娃，还有啥能耐？现在孩子上学成了难题，她后悔当初不该随便和别人过到一起。（2013年）

1987年出生的李春梅，2005年被人贩子“男友”拐卖到秦岭深山，嫁给一个大她13岁的男人，生了个男孩。李春梅本来也有机会逃跑，但为了孩子留了下来。小时候，母亲撇下她和妹妹出走，她知道“没娘的娃太可怜”。（2011年）

1965年出生的熊应云（右）和丈夫育有一儿两女，为了供孩子上学，在垃圾场苦干了12年，3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2011年大女儿还考上了兰州大学研究生。她说：“不能让娃将来像我们娘老子这样没出息。”（2012年）

1985年出生的刘芳艳，在父亲患癌去世后带着盲母从宁夏到天津上大学，她说“这辈子走到哪都要带上母亲”。周末出去逛街，她让母亲感受丝绸被面的柔软。盲母整个身子扑在被面上，想着有一天要买下来给女儿做嫁妆。（2006年）

小星：您采访过这么多的农村妇女，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胡国庆：陕西女人郭秀琴，她太典型了。郭秀琴她男人是村里第一个去金矿打工的农民，也是村里第一个被查出尘肺病、第一个死于尘肺病的。

第一任丈夫去世时，她才27岁，想改嫁到外地去，舍不得两个娃，并且她已经做了结扎。在农村，如果女人不能生孩子，一般是没有人愿意接受的。

最后在家人的撮合下，郭秀琴改嫁给了丈夫的大哥。大哥也是个尘肺病人，郭秀琴很委屈，“嫁给大哥十年没有过一次夫妻生活，尘肺病人连气都喘不上来，还能干啥？”但她并不后悔，就盼着娃快点长大。

可不幸的事情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她12岁的儿子去水库游泳发生意外被淹死。大哥心里很难过，自觉拖累了这个家，在一个晚上找了根麻绳拴在房梁上吊死了。

郭秀琴本已不想改嫁，嫁给前面两个男人，几乎和守寡差不多。但家里有七八亩耕地，干农活离不开男人。2014年，郭秀琴又和邻村一个男人过到一起。她怎么都没料想到，这个男人又被查出得了尘肺病。虽然没有办理结婚证，但她一边绝望，又一边坚持着：“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抛弃他。”

在郭秀琴的身上，体现了那种极度的无奈。她样貌姣好，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但为了两个孩子，还是留在了大山。我当然不会把她说得多么高尚，但作为一个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她的几乎是出自本能的母爱和善良，还是很触动我。

“山里女人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面对第三个尘肺病丈夫，郭秀琴有苦难言，“没指望了，女人的感情太复杂，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抛弃他！”（2015年）

尘肺病村的妇女给死去的男人下葬。（2018年）

四川省汉源县乌斯河镇甘密村，常德秀（右二）和大嫂、弟媳，还有两个尘肺病农民的妻子。过去十几年间，尘肺病夺走里常德秀家四兄弟的命。（2018年）

丈夫患尘肺病去世后，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走在乡间小路上。（2019年）

 

用人性和善意理解她们

 

小星：这些农妇的故事很多都过去很多年，如今再回看，您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和感受吗？

胡国庆：反差很大。2021年我真正动笔整理这些故事之后，还是觉得太悲伤了，我都不想去回忆，中间停了有半年时间。

当初采访时，我还在媒体，是带着好奇心、猎奇心的，追求新闻性、吸引力等等。今天再看，我更多是从人性的角度去看。在讲述这些女性故事的时候，我会把她的背景和经历梳理清楚，她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我也会想如果她们有了现在的环境和条件，还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吗？如果我处在那个条件下，我会怎么做？

我记得有一个甘肃的农妇叫柳云霞，她父亲为了让儿子能结婚，收了一笔彩礼把她嫁了出去。婚后男人对她颐指气使，经常家暴。2008年，柳云霞在电视里看到一部乡村留守儿童纪录片，突然来了灵感，想要拍电视剧。

她花一年多时间，手写了十几万字剧本。家庭条件好一些之后，卖掉40多头牛购置摄影器材、把自家小院改造成影棚，自学影视拍摄和剪辑，组建了一个由留守老人、妇女和孩子组成的40多人的剧组。后来因为资金缺口，筹不到钱，加上拍摄中有亲嘴的镜头，女演员罢演，还有一些村民的不理解，电视剧拍到8集就拍不下去了。

剧组解散后，柳云霞仍不甘心，继续完善剧本，将剧本扩充为37万字。2014年2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三十年不是梦》。

乍一看，你会觉得这个农妇真是异想天开，又没专业又没资金，怎么可能拍成电视剧呢。但后来我理解了，她的剧本完全是按照自己和村里女人的经历来写的，她需要一个表达的出口，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乡村包办婚姻的恶果。

1975年出生的柳云霞自编自导电视剧。（2011年）

柳云霞在现场拍摄。“因为我们这里包办婚姻太严重，村里有个农妇比我还惨，家暴更严重，后来得病死了，我就想把这个女人和我的故事拍部电视剧。”（2011年）

为了拍电视剧，柳云霞投资了十几万元，但缺口仍很大，她想动员大家捐款，可村里人太穷，实在拿不出钱来。面对重重困难，电视剧拍到第8集就拍不下去了，柳云霞只好宣布剧组解散。（2011年）

1977年出生的房从琴，家里被采石场占用了1.5亩耕地及97棵核桃树，获得34940元的赔偿，但石场只付了1.5万元。为了维权，房从琴买来大量的法律书籍，根据掌握到的法律知识不停写材料，进城30多趟，还是没能解决问题。（2013年）

1959年出生的罗世兰，家住处秦岭太白山，2000年被定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小山村热闹起来，她也开起了农家乐，经营得有声有色，她还自学外语，接待了不少外宾，美国、俄罗斯、日本、以色列等国的都有。（2006年）

 

小星：您觉得她们的遭遇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胡国庆：首先是生存环境。生存环境中最主要的是经济问题，经济困难导致她们没有接受很好的文化教育，就业时处于弱势，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遇到问题也容易胆小怕事、束手无策，最后造成一些悲剧。

其次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以前在农村，家庭经济困难，都要优先发展男孩，女性被置于次要地位。这也导致她们面临的困境比男性更为复杂。

比如刘晓琴，在常人看来，她是给别人做了“小三”，这种女人不值得同情，当初我也是这个看法。但采访后才知道，她为了供弟弟上大学，投入他人怀抱，还生了娃，也是很不幸的。穷人家培养出个大学生多不容易，将来拿什么改变命运？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

1971年生的马艳花，1993年嫁给本村一个农民，在生了6个女儿后，终于生了个男孩，“生不出个男娃在家里确实抬不起头。”她说。（2010年）

1977年出生的刘晓琴，为了给考上大学的弟弟交学费，跑到建筑工地打工，认识了一位大她20多岁的已婚男人。这个男人帮刘晓琴的弟弟交了学费，刘晓琴和这个男人生了一个女儿。男人骗刘晓琴已经办好离婚，随后悄悄把女儿带走了。（1998年）

1979年出生的戴大伟，2000年嫁给当地一个农民。为了谋生，夫妻俩开着一辆小货车在城里帮人做防水工程，吃喝拉撒都在车上，她的3个娃都是在“大篷车”里怀上的。（2012年）

小星：您觉得《100个农妇故事》对今天的启示在哪里？

胡国庆：100个农妇的无奈，不仅仅体现在乡村女性身上。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面临困境，只是轻重度、复杂度的区别。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些女性的故事样本中反躬自省，当你面临同样的困境，你会怎么做，从而更能去理解她们。也希望造成一些悲剧的环境因素能进一步得到改善。

小星：您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胡国庆：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上有九旬老父亲下有孙儿，作为记者，我的使命大抵已经完成。如今整理《100个农妇故事》系列，只是出于一个摄影师、一个记者客观记录这个世界的初心。当然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展出或出一本书。

胡国庆在采访中。（2010年）

 

撰文/vera

图片/胡国庆

排版/可言

 

 

 

值班编辑/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