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人去关注乡村儿童教育，这些孩子非常需要被看见。
郝景芳，童行书院创始人CEO、科幻小说家。2017年，创立童行书院，同时推出针对乡村儿童的教育扶持公益项目。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本刊记者/吴可言
初夏，北京新冠疫情防控还相对紧张的时候，郝景芳决定暂时离开北京，拖家带口往南走，一边旅行一边写作。和许多专业“写字人”不一样的是，写作对于她来说是一种放松，一种疗愈，一种逃离。
如果只是当作家，那是一个很纯粹的职业，但现实中的斜杠青年郝景芳并不满足于此。她身上的标签很多——作家、母亲、创业者、公益人，每一个放在别人身上都够累的，但她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似乎也不会抱怨，好像对她来说这种多重角色的人生是天经地义。
“你好像做什么都挺容易的样子”，听到记者说的这句话，郝景芳笑了，“我现在的状态比较踏实，也相对放松，也能够用比较平和的心态去看待问题。”她说，“我是比较理性的人。”
记者眼前的郝景芳，长发披肩，身穿黑色连衣长裙，脚上是一双很高很细的黑色高跟鞋，站着坐着都腰板挺直——显然她和许多爱美的女子一样，都很注重自己的“人设”。她确实很理性、平和，言谈间总是淡淡的，直至谈及自己在公益项目中接触到的乡村孩子，她才有了情绪，哽咽着，眼眶里有了泪花。
公益已经做了5年，用郝景芳的话来说，只是刚刚把“万事开头难”的那一部分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要在这块田地里深耕播种。
这注定是一条漫长又充满发现的道路。
郝景芳在广西公益读书会上讲课。
万事已经开头
《中国慈善家》：这半年来疫情打乱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也影响到你了吗？
郝景芳：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我们公司越来越多的员工采用远程办公的方式。最近北京受到疫情影响，我们也不能到公司上班了，所以我打算到6月把办公室退租了，全部改为线上办公。之后再看看情况，疫情稳定了，我们再租新的办公室。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来说，长期租着办公室，成本还是挺高的。
三年的疫情确实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对企业的组织模式、运行模式也都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这种灵活的工作机制也挺好的，大家可以居家办公，节约成本，只是线下的课程受影响了，原来我们在周末和暑期都会开展营地活动，现在基本都取消了。
不过，也因为受疫情影响，公司业务没那么多了，我们的团队腾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公益项目。
《中国慈善家》：我们注意到，最近童行书院推出了“爱心助学益童成长”的项目，你的公益事业已经开展了5年时间了，有什么心得？
郝景芳：刚上线的这个项目是由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发起，我们童行书院赞助的。线上的活动现在已经有90多所学校报名参加，一共有677个班级，26000名学生。这些学校都是看了我们的介绍之后主动报名的，这是我期望看到的。
我们做公益的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由童行书院派老师到实地支教，另一种则是将课程输出给乡村学校，培训当地老师给孩子上课。前一种方式相对简单，只需要我们在公众号上招募老师，联系好学校以后就可以派老师去当地了。第二种方式实施起来难度大一些。我们需要研发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包括科学、人文、艺术这三个方面的课，而且还需要将创造力培养的思维融入课程之中。
最初，我们在线下开展项目制的学习课程，将研发的课程体系做一个初步的试验。因为我们是面向C端招生上课，家长和学生的反馈比较直接。这些课程要经过多次调整，再输出给乡村小学。这些课程如何在乡村学校落地，落地后效果如何，都需要我们去跟进。
2017年开始，童行书院陆续开展乡村学校教师培训。图为郝景芳与吉林乡村学校教师合影。
目前，我们有五所学校是由童行书院的全职支教老师常驻的，每个老师至少支教两年时间，完全按照教学大纲和学校要求来上课。这样，我们的老师和当地学生就有长时间的接触，能够陪伴他们，观察他们的变化。
有个在吉林支教的老师告诉我，他那边有一个孩子学习成绩相对落后，容易被批评，这样的孩子很容易自暴自弃。这位老师就先和他交朋友，和他聊天，鼓励他，告诉他只要愿意学就能够做好。其实这样的孩子很多，他们的生活里缺少持续的关注、陪伴和聆听。有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会交流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比如关注最后一排的学生，不要忽略他们，让这些孩子也有发言表达的机会。这些“后进”的孩子一旦感受到别人的关心和信任，行为就会改变。
我每次听到支教老师的这些反馈，都会很受触动，会感觉自己现在做的事情还是很有价值的，也希望把这件事越做越好。
《中国慈善家》：一开始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做这件事？
郝景芳：我2013年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一份工作就和儿童公益有关，对于这个领域比较熟悉。我知道，哪怕到了现在，在中国乡村依旧有大量的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教育资源也很匮乏。如果没有人持续不断去推动一些事情，乡村孩子与城市孩子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造成贫困的代际循环。所以我还是希望扎根下去，好好做一些事情。后来，我离开基金会出来创业，开始探索企业化运行的模式，其实也是想探索一条不一样的公益道路。
教育事业可能需要十年才初见成果，想做出点成绩要花上至少20年时间，这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做教育公益更是如此。我的感受是，要把很多事情推动落地，已经要花掉两三年时间，之后要追踪效果，进行迭代更新，将规模做大，这中间要付出很多艰辛，很不容易。
从目前来看，我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很顺利了，规模还可以，效果也还不错。可即便如此，我依然有种万事刚起步的感觉。因为是刚起步，我认为童行书院的课程研发和产品研发，在体系上还是有不足，还需要继续迭代升级。
此外，我们一些落地的项目也刚刚开始，今年才初见成效。总的来说，真的是万事开头难，要花很多时间深耕。
郝景芳认为，乡村儿童最需要的是陪伴与理解。
《中国慈善家》：你的公司开发的课程主要是针对城市的孩子，而公益项目的目标对象是乡村儿童。乡村的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还是不一样的，你怎么解决差异性问题？
郝景芳：我的观察是，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大约在两三年左右。比如说，城市的孩子学龄前就懂的知识，乡村孩子需要到三年级才能接触到。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乡村儿童在知识储备和眼界见识上比较滞后，所以我们的课程就相对地应往后推迟。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课程讲的是地球和火星探索的知识。城市里的孩子可能四五岁就已经了解了八大行星等等宇宙小知识，上课时我们就会探讨行星上的温度、湿度、引力等等，他们都能理解。但乡村的孩子可能要到三、四年级才了解到这些，甚至有些孩子都没听说过这些行星的名字，也不知道人类生存需要的几大条件是什么，这就是差距。但有一点城乡之间没有差距，那就是孩子的好奇心。我甚至认为，乡村孩子对这些课程更好奇。
我们的支教老师跟孩子们说原始人，讲人类文明起源，如果是城市里的孩子，他们可能没那么兴奋，但乡村儿童不一样，他们都非常喜欢。我们一周上两节课，还没到上课的时候，有些孩子会迫不及待地去办公室敲门问老师什么时候上课。如果因为某些原因耽误了一节课，他们就会特别失望，他们比城市孩子更珍惜这个机会。
扩大商业规模，公益也跟着做大
《中国慈善家》：你自己怎么定义童行书院，是商业公司，还是社会企业？
郝景芳：我认为它首先是企业，所有的收入都是依靠商业模式来盈利。我们也不做募捐。除了最初我自己的广告代言，得到一笔启动资金以外，其它的基本都靠商业运作。公司成立到现在，我们做了三轮融资，一共融资了2700多万元，投资人包括红杉中国这样的中国最好的VC机构。
比如我们5月份刚上线的公益项目，募捐款项也直接进入天使妈妈基金会的账户中，不会经过童行书院。对我们来说，就是用非常干净的方式去运营这个项目。
所以，我们公司的基本运营经费都来源于商业销售，用商业模式去做产品销售，同时用自己的产品（课程）去做公益。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可持续的方式，项目也能够自行运转，不会因为募捐少了就影响项目运行。
2018年，郝景芳在北京蒲公英学校上课。
5月，我们在腾讯公益平台推出了募捐项目，正式推出之前我们就先做了审计报告。其实，刚宣布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有人质疑我们是“非法集资”，我们就马上把审计报告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都发到网上进行公开。这两年，除了40多万元的资金由爱心人士捐赠以外，我们大概花了300多万元在公益项目上，这些都是公司的商业收入。
说实话，上线的项目募捐所得很少，目前大约有二十万元，都是直接进入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的账户。要把公益做大，就得首先把企业做大。目前公司每个月的开销大概在100万元左右，如果不靠商业的手段去挣钱，企业运转不了，也很难把公益项目的规模做起来。
《中国慈善家》：既然募捐也募不到多少钱，为什么最终还要做线上筹款？
郝景芳：我们确实不靠公众募捐的方式来做项目，做这个线上筹款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献爱心，可以把受到捐赠学校的数量扩大。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宣传这个项目，我们做了五年了，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但如果项目可以长期在互联网上展示，本身也是一种宣传，打造更大的影响力。另外，我们也想让更多人去关注乡村儿童教育，这些孩子非常需要被看见。
《中国慈善家》：童行书院已经做了三轮融资，这当中肯定也要顾及投资方的诉求。他们会不会认为你把钱都投入到自己的情怀中去了？
郝景芳：目前，我们的投资人还不要求分红，更多的是希望公司能够健康运行。我们的股东也没有要求我们要赚取多少利润，具体企业的规划都是由我来定。当然了，我们不会一次性投入大规模的项目支出，还是以内容服务为主。我们按照一个企业的模式去做，同时把自己的内容产品和服务辐射到公益领域。
教育主要是靠人来完成，我们主要把钱都投资在老师和员工身上，然后让他们去提供好的服务，这是一项比较长久的投资。我希望能够按照现在的模式继续做下去，但我也需要扩大商业规模。如果可以把商业收入提高到1亿元，甚至2亿元，那么我的公益规模就可以扩大至少10倍。
《中国慈善家》：但目前市场不太好，加上疫情影响，是不是也有压力？
郝景芳：有压力，毕竟是商业化运营，需要销售推广。但说实话，我也不觉得自己的这公司比其它的教育企业要难，没准他们可能还更难一些。现在公司是自负盈亏的模式，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还是有会有压力的。这两年我们有过两次裁员，100多人减少到现在的50名左右的员工。能够留下来的员工还是比较理解的，也愿意和公司共克时艰。我挺感动的，整个团队很有凝聚力。这是我最大的财富。
《中国慈善家》：对于管理企业，比较花心思的地方是什么？
郝景芳：我一直在思考企业的战略方向和管理经营的问题。这些事情没办法交给别人，我们的合伙人走了好几个，现在基本就是我自己在做决策。而且因为现在“双减”政策出台，对整个教育行业冲击是比较大的，原来做得好的公司现在也很艰难，我们能够活下来，还能够运行，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福气的。我们的模式也比较创新，想找到对标的公司也比较难，所以运营模式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疫情之前，童行书院在暑期开展线下夏令营活动，开拓孩子们的思维能力。
写作是一种疗愈
《中国慈善家》：创业这六年，你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期间有了两个孩子。在外界看来，兼顾这两件事情还是容易手忙脚乱的，你自己是什么体会？
郝景芳：我的公司创业过程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女儿今年8岁了，儿子4岁，他们的成长正好就在创业这个阶段。其实培养孩子和创业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个探索的过程我有很多感触。
对于培养孩子，如果父母完全代劳什么都安排好了，那么这个孩子肯定没有独立性，听话的孩子变成小机器人，叛逆的孩子可能就直接逃跑了。最好的教育方式可能就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父母做得多一些，等他们慢慢长大以后父母得逐渐后退，让他们独立。做企业也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要我自己做，小到文稿的词句，大到发展方向，都得亲力亲为，但是现在我的团队已经能够自主运行了。所以说，当父母或者是当企业负责人，都要给孩子或者团队赋能，让他们有自我生长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角色也有所突破。原来我纯粹只喜欢做内容，喜欢一个人写作，一个人旅行，不太喜欢跟别人打交道，很享受孤独，也非常不喜欢事务性的工作。但创业对我改变很大。说实在的，在养育孩子方面我没那么费心力，还是管理企业更花心思。当妈妈给我带来的改变，不如创业给我带来的改变大。
《中国慈善家》：所以你虽然住在海淀，但不算是典型的“海淀妈”。
郝景芳：我是“海淀妈”，但不是“鸡娃的海淀妈”，也不卷。我的孩子相对自由自在，平时我管得很少，只要求他们完成学校的作业，其他的辅导班课外班都不上。因为我自己的妈妈对我也是这样的，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
《中国慈善家》：你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期待吗？
郝景芳：我就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是最大的期待。我不希望他们以后天天特别丧，待在家里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不喜欢，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我希望他们慢慢都能有自己的追求和兴趣，并且为之努力。
郝景芳 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中国慈善家》：你自己是科幻作家，会有意识引导他们看科幻相关的书吗？
郝景芳：我认为小孩子没办法引导。家里什么书都有，但我发现，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要看什么书了。我会推荐，但他们并不一定听我的。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也不强迫。有一些喜欢的书，他们可以看30遍，很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
小朋友喜欢一些意想不到的、很夸张、很好笑的描述，比如“有人跑着跑着把胳膊跑丢了”这样的小创意。我自己也写童书，我会把写好的段落念给女儿听，看她的反应。所以我很注意去研究孩子的趣味点，我会特别注意小朋友喜欢的语言细节。
《中国慈善家》：外界看来，你做什么都挺成功的，大家还给你贴了“斜杠青年”的标签。你怎么评价自己？
郝景芳：我现在的状态比较踏实，也相对放松，也能够用比较平和的心态去看待问题。目前是什么状态就展现什么状态，内外一致。不是很在意外界的一些标签。我觉得自己一直挺幸运的。
《中国慈善家》：现在那么忙，还能坚持写作吗？
郝景芳：我陆陆续续一直在写作。首先是公众号文章，每天都会写一些。我最近刚写了一本童书，大约有几万字，争取在今年内可以完成一套四本的童书。长篇的创作，就需要一些时间集中精力去写。去年，我花了两个月完成了一篇22万字的小说。接下来，准备写一本新的长篇小说，大纲已经写好了，大概要花2至3个月的时间去完成。一般情况下，我写长篇会躲进山里去，之前去过新疆、内蒙等一些地方，待上几个星期专心写作。不过，现在其实也很难完全闭关，日常还是需要处理公司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写作的过程中，你会焦虑吗？需要逼着自己写吗？
郝景芳：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写作确实是一件很费劲很焦虑的事情。长时间没有产出，心中会有愧疚，就逼着自己去写。但我发现，如果心里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硬写出来的效果并不好。后来就不会再逼自己一定要写，这样反而会比较轻松。
现在，写作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治愈和放松的过程。如果哪天没有很多杂事，可以专心地去写作，对我来讲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和管理企业相比，和下个月有没有钱发工资这件事情相比，写作这件事一点也不会让人焦虑。
2016年，郝景芳的作品《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世界科幻雨果奖。
《中国慈善家》：多数作家都会有一种野心，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反映甚至批判社会的现实？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抱负？
郝景芳：虽然我的小说是科幻题材，但反映的一直是现实中的内容。我会把现实中收集到的一些故事、细节放到一个宇宙中，碎片化去呈现。比如这一次疫情中的一些事情就很值得记录，但我不会直接写这些事情，可能还是会把自己的观察写下来，把一些现象呈现出来放在我构建的宇宙中。
我最初的写作受加缪的《鼠疫》影响比较大，印象最深的是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以一个虚构的空间来写现实。应该说，我写科幻小说其实受到纯文学的影响更大一些。我也不是一个喜欢写爱情小说的作家，在这当中找不到乐趣。反而是写现实题材的内容，比如读者知道得比较多的《北京折叠》，这样的现实题材写作会让我非常享受，很过瘾。写作的时候，我会特别关注氛围感，我希望小说从始至终能让人感觉到切身的氛围感，例如忧郁的氛围，有接地气的现实感和粗粝感。
不过，我也能够感受到现阶段写作的局限性——还不能够写非常复杂的人与情节，内容方面的厚度也还不够。其实，写作是个没有捷径的事情，只能慢慢积累，磨年头。
《中国慈善家》：大家都很关心，《北京折叠》什么时候拍成电影？
郝景芳：现在《北京折叠》的小说版权已经卖给电影公司。其实，电影的前期制作已经有一些投入了，原本是打算今年要上映的，但因为疫情耽搁了，之后会看情况再恢复拍摄。这样的科幻电影在中国还比较少，之前《流浪地球》上映后票房很好，希望第二部也可以有高票房。要知道，如果票房成绩不好，市场就会对科幻电影失去信心，以后一些好的科幻题材就不好拍了，毕竟这类型的电影投入成本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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