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共享，资源互通，才有更好的效果。
1月9日，西安志愿者组织社区居民有序进行核酸检测。图/视觉中国
本刊主笔/贺斌
西安疫情暴发以来，郝南以志愿者身份加入西安社会工作者协会参与线上协作工作。
在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之时，电话那一头郝南不时快速敲打着键盘，顺便对接了500万斤萝卜的需求信息。“我就是个二传手。”他说。西安社工协会在22日西安管控升级之前就建立了支持社区志愿人力和物资、专业服务的平台，这也正是郝南的优势。
“陕西社会组织各有各的特点和优势，在这次疫情中，在西安的社会组织几乎都响应了。”郝南说，“但现在大家都在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如果在具体的行动中大家能够协同起来，信息共享，资源互助，将能发挥更大的效率和作用。”
《中国慈善家》：据你了解的情况，西安市民目前主要的需求是什么？
郝南：西安的疫情比较胶着，使得防控的形势非常复杂。
首先是居民生活物资缺乏的问题，这是看得见的硬需求。在严控之前，政府发放的食品基本上也消耗得差不多了，补给还存在很大的挑战。
作为一个大城市，防控时间一长，社会层面的一些软性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比如，求医问药的需求一直都存在。与心理问题相关的求助可能也会增加，这在武汉、通化都出现过。长期的防控会造成一些亲子关系、家庭暴力等问题。西安封城后，焦虑、抑郁、情感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可能也会逐渐浮现出来。此外，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孤寡老人、残障人士，以及居住在城中村的边缘流动群体，他们的困难也在疫情中突显出来。
这些需求不能简单地靠物资供给或者打通供应链来解决，而是需要精准化、有针对性地去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
1月4日，一条来自西安市社会工作协会的求救信息发布后，得到多家救援队响应，携带物资帮扶受困群众。图/西安社工
实际上，这些都是社会组织日常处理的问题，因此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社会组织会更有优势。陕西有着深厚的公益传统，此前就做了社会组织的孵化和支持，更有妇源汇这样的老牌公益机构。经过20多年的深耕，西安社会组织在服务上的专业性和多样性都很突出。据我所知，针对这些需求，在西安的社会组织已经做出了一些有效的回应。
比如，陕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开发了一个陕西社会组织线上供需平台，收集了很多来自城中村等地的求助信息，及时发现一些问题，快速筹措物资并号召社会组织、志愿者响应。同时他们在后台组织志愿者筛选核实，将比较迫切的问题交给当地救援队和线下志愿者协调解决。
我们也响应了陕西省民政厅和陕西省慈善联合会发起的号召，将腾讯捐赠中的200万元资金投入城中村的物资采购中，重点针对10类特殊人群，以及部分社区提供的困难群众人员名单，专门展开紧急的定向物资救助。大概两三天时间，这批物资就快要发完了。现在我们的资金也不够了。
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壹基金等省外组织，联合西安本地的一些合作伙伴也开展了扶危救困工作。
本地的社会组织，有关注妇女儿童的，有关注残障人士的，也都在收集各自服务人群的需求。妇源汇联合了几家机构开展服务，其中一位老师在打通渠道，帮助白血病儿童进医院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的白血病儿童经他介绍最终得到医疗帮助。
此外，西安联众力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结合日常社区工作优势，深入社区询问需求，通过建立共享文档，建立需求和物资对接的渠道。陕西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惠泽人iwill专家团队开展“同心抗疫·陕西志愿者联合行动”，组织心理咨询师、社工师、医师、律师、培训师志愿者，从线上进社区开展专业服务，目前已经下沉到60多个社区了。
西安市民政局、腾讯基金会和西安市社会工作协会组织向西安社区发放爱心包。图/西安社工
《中国慈善家》：但是从目前来看，很多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社会组织的优势似乎还没充分凸显出来。
郝南：之所以我们还没看到，是因为前期大家都在埋头做事，很少宣传。但我认为，在具体的行动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还有很大的协作空间，大家合起来会形成局部大于整体的效果。现在也建立了几个协同性的平台，但这些平台之间还是可以打通，可以有一些更好的做法，在行动层面而非仅仅在组织形式上，能让大家把行动力和行动资源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行动中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通。
只有做出来，才能被看得到。我们还是希望在现在就有一个更好的资源优化和整合，这对于下一阶段的工作开展格外重要，比方说搭建社区平台和提供社区内专业服务的就可以配合，服务残障人士的社会组织可能缺乏物资支持，就可以找做物资发放的社会组织合作。
大家都有各自执行的能力，都有各自执行的资源，虽然大都在线上，但有些工作还是可以做的，只有到最后一步才需要具体的人去做，而且大家都有这方面的人力。
我认为，在机构协作上可能会有很多挑战，但是在具体的行动协作上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中国慈善家》：这种协作的难点是什么？
郝南：我觉得关键是大家得知道彼此在做什么，找到行动中的需求点，基于需求开展合作。比方说我们团队的物资工作，就是由妈妈环保和妇源汇的同仁支持的。
需要强调的是，在机构层面协作还是在平台层面协作，这是需要作出区分的。合作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机构好，而是因为双方做的事情有很大的互补性，能够相互取长补短，变成一个更好的整体。我认为，形式上的合作不如行动上的协同，在资源互补性上的合作会更加坚实。
1月6日，西安一个封闭小区，除医务人员、志愿者和物业人员外，居民在指定的消毒区域领取采购的蔬菜、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图/视觉中国
但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或者在哪些方面可以找到契合点。我们现在这几个平台分别形成了一个一个小的信息圈层，如何打破这些信息圈层是关键，只有打破圈层才能看到别人做的事情，才知道彼此的契合点是什么。
从融合的机制来看，只有政府能够去打通省和市之间，打通各级各部门之间的界限。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要在事情上做联合，并不一定要分个主次，不是要强调以谁为主的思维观念，这样协作起来才更加顺畅。
《中国慈善家》：社会组织那么多，如何互相看见，精准对接彼此的需求？
郝南：互相看见的一个前提，是要在特定的事情、特定的领域中去讨论。比如我要做残障人士的服务，跟这个事情有关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可以自行对接解决，不需要那么多人一块儿做，否则效率太低了。
社会组织事情太多，太忙，没有办法去用一个平台去整合所有的问题，整合所有的工作。我觉得可以借鉴联合国的方式，他们在应急响应中会设立11个专业组群（cluster），有的解决儿童问题，有的解决食品问题，有的解决精神卫生方面的问题，有的解决医疗方面的问题……
通过划分成不同的群组，在群组的专业议题中做进一步的协作和联合，而不是把所有的问题放在一起去讨论。因为疫情背景下，社会问题被分成很多方面，没有哪个组织能覆盖所有方面，大家只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讨论得更深，资源整合才能更好。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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