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橙红渐渐取代碧绿铺满整个百望山，山脚下位于创客小镇西面的彩虹天使咖啡屋繁忙如旧。早上，雪花酥、坚果塔、凤梨酥由糕点师傅们在厨房里烘焙完成，然后传给穿着橙色围裙的志工把它们包装妥当，贴好标签再整齐码进礼盒。
摄影/张旭（除署名外）
文/马铭泽
从外观看，彩虹天使咖啡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面宽大的落地窗将阳光洒进屋里，不大的店面内有几幅桌椅，糕点操作间灯光暖黄，蛋奶香气伴随着每次开门飞出室外。如果细细观察，往来的顾客会发现操作间内格外安静，糕点师傅们沉默着埋头工作，不时手势纷飞，用手语互相沟通交流。
2018年，台湾人李绍嬅将几位面临就业难题的听障青年带出康复中心，成立彩虹天使咖啡屋。五年内历经四次搬迁，这些听障青年一点点被培训为职业糕点师，咖啡屋也慢慢经营稳定，在海淀区温泉创客小镇安家。
一间在外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烘焙坊，李绍嬅和她的“孩子们”整整走了五年。二泗村、苏家坨……城市边缘地带散落着他们忽明忽暗的梦想。
即便是外部世界稍稍稳定，听障群体本身也有很多问题要面对：分不清糖和盐，不认识小数点，听障者之间“一言不合”就会情绪激动甚至动手打架，骨干员工因为缺乏规则意识偷了别人的电瓶车被判几个月监禁……烦恼一箩筐。
李绍嬅也会心烦，但从没想过放弃。正所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她会不厌其烦地向来访者讲述她和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的故事——他们中年轻的二十多岁，年长的已经四十多岁。
她也完全可以不做这件事，一样过她的舒服日子，但公益有时候就是那些看起来可做可不做的事，也正是因为有人做了，才让世界变得更有温度。
“金融圈不缺我一个，但这个无声的世界更需要我。”2021年8月，在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采访时，这位自称当年在金融圈冷漠到近乎“没有泪腺”的女高管这样说。
聚散五年
合水县距离甘肃省庆阳市车程两小时，一路上公路劈开黄土高坡，伴着果树和野花绕进大山里的村落。先天听障的磊磊就出生在这座中国西北的小城，他皮肤白皙，身材高大，最喜欢打篮球，总挂着八颗牙的微笑用手语与来到咖啡屋的每一个人打招呼。
磊磊的家乡在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摄影/马铭泽
“磊磊身体先天有问题，找到合适的工作不容易。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一直在努力为他铺路，但很多事情还是要他自己抉择。当初想让他学电焊工，不太需要听力，又觉得会伤眼睛。
”当磊磊还在庆阳市特殊教育学校读书时，父亲就为他之后的生活做足了打算，“后来甘肃省自行车队来学校选队员时选中了儿子，教练和我商量着让他入队。但是磊磊还是对篮球更感兴趣，我不想勉强他。接着儿子就一直在市队练习篮球，为残运会做准备。”
磊磊的妈妈因患有慢性肾炎而不能劳累，爸爸在当地石油部门做司机。摄影/马铭泽
然而，在2016年甘肃省为残奥会举办的队员选拔赛中，由于种种原因，磊磊所在的庆阳市队遗憾出局。在这次惜败后，他的篮球职业梦碎，来到北京天云听力康复中心做听力康复训练。
磊磊所就读的庆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摄影/马铭泽
台湾人李绍嬅不会想到，自己会和这个西北孩子结下五年的缘分。
李绍嬅一副千禧年初台湾女星的甜美模样，她身材娇小，长发乌黑及腰，微笑时眼角总皱起刚刚好的褶皱。声音柔柔细细的她讲话时声调从不提高，但在一场讨论中却也从来不会摆出退让的姿态，总要一字一句铮铮有力摆明自己的观点。
2011年丈夫工作变动，台大金融系毕业的李绍嬅手拿CFA（特许金融分析师）证书放弃高薪工作来到了北京。
李绍嬅台大金融系毕业，曾经在金融行业拿着一份不错的薪水。图/受访者提供
由于两个女儿年龄尚小需要照顾，李绍嬅暂时做起了家庭主妇。一向力求完满的她，为了丰富女儿们的课余生活，平时利用周末时间经常会组织小朋友来家里做活动。
正值3月5日雷锋日，为帮助大女儿完成实践作业，她带着女儿和班里几名同学，来到了距离学校不远的天云康复中心演出舞台剧，随后在校长的邀请下留下做起了志愿者。
李绍嬅与女儿们在康复中心演出舞台剧。图/受访者提供
李绍嬅最初只是带着孩子们做文艺演出，后来慢慢学了些简单手语开始试着与他们展开交流。“这些听障孩子18岁之前其实生活得很好，像是在保护罩里，一直都有家里的支持和社会捐赠，但之后怎么办呢？很少有人关注过。”
李绍嬅在康复中心与听障孩子们接触越深越为他们的未来忧心，“我在台湾见过雇佣心智障碍员工做糕点的喜憨儿烘焙屋，想尝试能不能借鉴这种模式给他们提供一种就业路径。”
来自台湾的喜憨儿基金会创立于1995年，由心智障碍者家长组成，致力于以商业模式给“憨儿”提供回归社会的机会。最近，刚刚获得第16届爱心奖的主办者肖淑珍说，“憨儿们是可以有尊严的，也是可以有工作的，我们可以教他们烤面包，让妈妈们可以骄傲地把憨儿带出家门。”
在喜憨儿烘焙屋的启发下，烤箱、食材和食谱摆上了康复中心的宽桌，磊磊也与李绍嬅相识，成为她烘焙班的第一批学生。没过多久，李绍嬅深夜手机铃声大作，电话中康复中心老师哭着对她说:“警察说学校的房子不是合规建筑，让我们搬家，又要停水停电，该怎么办啊？”她无措地挂掉电话在黑暗中发愣。
这已经不是康复中心第一次搬家了。“我们没有钱租正规的房子，只能租工厂用房，只能一路搬家，从海淀到通州到顺义再到房山。”面对房租教师工资水电费和家境贫困交不出学费的孩子，康复中心校长全贵云只好四处向企业筹集钱款，勉强维持着学校的运转。
康复中心因为资金不足总需要频频搬家。图/受访者提供
2018年10月眼看着听障青年和康复中心的动荡，李绍嬅做了一个极冒险的决定：正式成立咖啡屋，把正在上烘焙课的适龄听障青年带出康复中心。
“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想过把他们带出来，我只是一个志愿者，在大陆人生地不熟，真的很难为这些孩子负责。而且在听障青年中也很少有人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当时参与烘焙培训的四十个人中，只有三个愿意跟随她离开康复中心，“跟我走的都是完全没有退路的孩子，但凡有出路都不愿意冒险。那段时间康复中心连续搬了三次家，孩子们实在是太辛苦了，有些也已经成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真的会想给他们一个工作机会。”
幸运的是，海淀区弗莱农庄以一年免租的善意接纳了咖啡屋，附近也有合适的地方作为宿舍。就这样，咖啡屋正式落地，慢慢经营起来。
咖啡屋在弗莱农庄。图/受访者提供
而在康复中心的漂泊中，磊磊也收到了特教学校同学的邀请，南下来到一家制作摩托车零部件的电子厂做工人。电子厂的工作稳定安全，吃饭住宿都由厂子安排，一个月有四千元多的收入，磊磊有时还会把薪水的结余汇款给正在治疗慢性肾炎的母亲。
磊磊与广州电子厂的同事们。图/受访者提供
半年一闪而过，磊磊在广州工作日日如常，咖啡屋在弗莱农庄的经营也稍有了起色。磊磊在电子厂的工作虽稳定却是重复性的劳动，且很难有和健听人同事交流的机会，难免心情压抑，他忐忑地向李绍嬅提出重回咖啡屋的心愿，他用微信告诉她，“很想学习一门真正的手艺，而且我怀念咖啡屋充满温情的氛围。”在李绍嬅看来，正是这些一个又一个勇敢的决定让咖啡屋得以坚持下去。
2019年，咖啡屋迎来首批中秋礼盒企业订单，然而好景不长，由于2020年春节疫情所带来的萧条，咖啡屋无力支撑弗莱农庄一年免租到期后需负担的房租，李绍嬅和听障师傅们也被分隔在海峡两岸。
“当时有很多人劝我为了孩子留在台湾。但是师傅们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咖啡屋才开张，我想我没有放弃的理由。”她在当年3月力排万难冒着疫情风险回到北京，找到了对台商有利好政策的温泉创客小镇，不但将咖啡屋成功搬迁，还在朝阳区暖山生活开设起一家分店专门负责陈列与售卖。
五年间，咖啡屋几经离散，最终安然落地。几名糕点师傅已经学会制作十余种台湾点心，磊磊也换上了店长标志的黑色制服承担起更多责任。
走出真空
“说实话，大部分听障孩子成年前被保护得太好了，基本上是远离真实世界的。他们处于手心朝上的状态，被社会和家庭供养，而18岁以后要么被社会猛烈击打，要么就一直躲着不出来。”李绍嬅坦言，“所以咖啡屋不但要教他们手艺，还要教生活，教怎么应对真正的人生。”
长期志工Tina姐为了照顾咖啡屋的日常运营，特意把家搬到了创客小镇。刚刚吃过午饭，她又赶回咖啡屋和同为志工的大学同学康姐一起给糕点贴标签。Tina姐腾出一只手一边比划一边以极慢的速度告诉磊磊企业订单的填写方法，磊磊自信满满，回应给她“OK”的手势。不一会，Tina姐再次确认时发现填写方式与她所描述的完全不同。
听障师傅在手工填写食品保质期。
“我认为这个任务真的非常简单，只要把名字和电话对应好就可以。而且如果他没听明白的话，为什么不再次问我，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一贯耐心的Tina姐也难忍烦躁。李绍嬅笑着叫回磊磊，又与他重复确认了操作流程多次，“师傅们真的不只是听不见，由于基本上都是先天失聪，理解问题有偏差是正常，只能带着他们反复强调再反复实践。”
刚刚搬到弗莱农庄时，李绍嬅天天提心吊胆。一次，她给糕点师傅们详细解释过煮米饭的流程后有事情离开一会，回来时发现师傅用菜刀压着电饭锅的安全阀让它不能跳起，整个锅都在“呲呲”猛冒热气。
听障师傅直观地认为李老师让他们煮饭，任何阻碍这个过程的事情都应该被停止，于是安全阀也应该乖乖看守着电饭锅。甚至有一次，烤箱忘记拔电源几乎酿成火灾。面对这些意外，李绍嬅总是藏起倦容，配合着手语提高嗓门一遍遍说明安全守则。
那时，李绍嬅常常需要极早起床，把孩子照料好送去学校后，再从海淀城区坐车到远在郊区的咖啡屋忙碌一天，不到四点，她又要奔回家给孩子们做饭。日日如此，忙而不乱，她总是这样把家庭和咖啡屋料理得井井有序。
李绍嬅耐心传授糕点制作技艺。
“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充满善意的基督教家庭中，慈善公益是我家的传统，也是我需要传递给下一代的。”李绍嬅把咖啡屋介绍给两个女儿，现在作为资深志工的她们还组建了公益乐团，常常在咖啡屋的活动上演出。
在康复中心生活时，来自于社会的捐助源源不断，常常卫生纸和相同口味的泡面会在教室角落悄悄成堆，听障青年并不知道如何支配金钱，更不明白各种生活常识。夏天里的某个月末，李绍嬅被员工宿舍一万元的天价电费惊到失神。一问才知道，师傅们每天二十四小时大开门窗用着冷气，宿舍面积又大，自然会电费飙升。忍住汹涌的情绪，她告诉自己，已经把他们带了出来，就有义务去教导。
听障师傅大多出身农家，由于条件限制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看懂菜谱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做糕点需要160克糖，一袋糖是100克，师傅怎么也不会计算该怎么从另一袋糖中分出剩下的60克。于是李绍嬅也在厨房里上起了语文课与数学，把料理时所需要的基本知识慢慢教给他们。
如今听障师傅们制作出的糕点经常被顾客们称赞不已。
小智比他的听障朋友稍稍幸运，在佩戴人工耳蜗后能够大概听见外界的声音，自己慢速讲话也还算清晰。小智自2017年起在康复中心做志愿者，后来结识李绍嬅后也成为了咖啡屋的志工。聪明好学的他不但成功考上北京城市学院的设计专业，又自学了UI设计增强专业技能，还曾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工作室从事设计工作。
即便如此，小智认为顺利对口就业对他来说也极其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沟通成本大，我听得费劲，老板很多时候对我并不耐心，同时设计工作又非常需要及时而高频的沟通。”
听障人需要通过佩戴人工耳蜗辅助听力，而往往人工耳蜗造价不菲。
在设计工作中屡屡碰壁的小智只好回到了家乡大同，目前在一家血浆站做运输工作。“我也很想回北京做设计工作，但是很难承担其中的风险。血浆站的工作枯燥又繁忙，长期搬运货物我的膝盖也经常会疼。同事都是健听人，我跟他们谈不起来，现在也没有朋友，负能量很多。”小智最近一直在纠结着日后的职业发展。
中秋前，小智特意请年假来北京给咖啡屋帮忙。询问过他的近况，李绍嬅推荐给小智运营助理的职位，邀请他返回咖啡屋工作，“我觉得咖啡屋的环境会比较有利于他的心理健康，而且在血浆站工作对身体的消耗也太大了，没什么晋升空间。”曾经做过设计工作的小智疑惑做运营助理是否会给自己带来所预期的成长，同时因为不会手语，也惶恐自己难以与听障同事沟通。
目前他在犹豫是否需要在家乡换一份工作，“咖啡屋非常好，但我进入过真实职场就很难再回去了。再看看吧，我总找不到自己的路该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但愿能够早点找到对口的工作。”小智同时也在努力准备明年消防工程师和美术教师的资格考试。
只是起点
上午十一点，李绍嬅拎着一大包作为糕点食材的芋头和牛奶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咖啡屋。像往常一样，她快速进门洗手，把食材交给师傅，穿戴好围裙开始一天的工作。但与前些年不同的是，李绍嬅再也不用站在他们身后紧盯着制作过程，如今她可以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咖啡屋与各大企业的合作上。
李绍嬅总在鼓励听障师傅们。
“刚开始在康复中心时我们做的糕点真的不够好吃，而且只能端着托盘到处去义卖，根本不会有什么人会买。”她回忆起 “初代糕点”时不禁摇摇头，“从上个月中秋节的订单情况来看，咖啡屋已经与萧条时代告别了。”
中秋节时，除了部分个人买家订购来赠送亲友外，咖啡屋大部分客户还是企业。企业订单数量大，期限也短，磊磊和同事们日日赶工，一下班就累倒在宿舍床上酣然入眠。经过几天的努力，包装好的礼盒被交付给快递小哥发往全国各地。
在咖啡屋明确的晋升体系下，随着磊磊被晋升为店长，年轻师傅阿峰也在20岁生日当天通过了10种糕点的烘焙考核。
听障师傅们的劳动成果被送往订购糕点的爱心企业。
热爱绘画的阿峰曾经因为太少与外界交流而痴迷网游，整日沉浸在手机方寸大小的屏幕里。来到咖啡屋后，他和李绍嬅约定每天晚上九点锁上手机练字、画画与读书。慢慢习惯自律生活的同时，阿峰偶然在创客小镇的电梯广告中看到一家画室的讯息。
他鼓起勇气联系画室，发现画室老师小云同李绍嬅一样也来自台湾，不久前从清华美院硕士毕业。小云非常欣赏阿峰的天赋与热情，愿意免费给他提供绘画培训。不久，他们二人便成为了好友，休假时也会一起去观看艺术展。在阿峰的新作上，七只小蝴蝶在橙黄背景下围绕着一只颜色瑰丽的大蝴蝶翩翩起舞，在他眼里，这就是糕点师傅和李老师在咖啡屋中忙碌的每一天。
阿峰给李老师的画。图/受访者提供
想到曾经的学生们，从事特殊教育三十年之久的全贵云既欣慰又焦虑，“我最大的愿望是让我的学生们能够真正自立，我想做一家既能给父母提供养老机会又能够让残障人士自身就业的养老中心。
李绍嬅的彩虹天使咖啡屋越来越景气，只是这样的社会企业还是太少。”据她观察，只有很少一部分残障孩子能够回归主流社会，其实他们在老师指导下能够去做一些事情，不给别人添麻烦就已经很好了。
“咖啡屋教给听障师傅制作糕点的技术和面对世界的信心，这种支持源源不断滋养着他们，与他们面临着的种种艰难相抗衡。找到适宜的工作不但需要听障青年们的勇气与努力，社会各界也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机会与空间。”
餐桌上展示用的糕点半敞着盒子，一阵微风吹进屋里，奶蛋和果酱的香气拂过她五年如一日的甜美微笑。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除李绍嬅、全贵云外均为化名）
值班编辑：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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