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她持续对公益模式的发展趋势保持着最敏锐、最前沿的观察。资中筠 生于193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资深翻译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美国问题、中美关系，兼及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等。主要著作有《冷眼向洋（主编）》《二十世纪的美国》《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主编）》《资中筠自选集》（五卷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蜉蝣天地话沧桑：资中筠九十自述》等，并有译自英、法文的多种译著。近二十多年来以研究美国问题为契机，开始关注到美国基金会的发展史和新公益模式，从2003年出版《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书评》开始，多次增订重版，二版、三版主标题为《财富的归宿》，最新一版题为《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当中国慈善公益事业仍在襁褓阶段，资中筠先生便以敏锐的意识和超前的眼光，发现公益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重大意义。她对财富的责任和资本主义的演变的深入阐述，成为中国公益的启蒙教科书，至今依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对公益的社会创新作用、公益与中国及全球化的联接，她理解得比任何人都深入且具有前瞻性。年逾九旬，她依然站在公益创新的前沿，为推动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思想。 作为学者，她带着浓重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以全球视野、冷眼和热心关注着民族前途和社会改革。她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独立、理性思考的坚持，深深地影响了许多后辈学人乃至各行业人士。
北京的严冬，满眼萧索。“宿草庭园人踽踽，空房永昼日迟迟”，资中筠先生写给逝去的陈乐民先生的诗句，似乎正是描述着这样的季节。陈先生去世之后十多年来，资先生一人独居在北京方庄的住所里，每日与书琴为伴。坐在占据小半个客厅的三角钢琴前，资先生弹起了莫扎特的《A大调奏鸣曲》，轻快的音符从指尖流出，轻松而温暖，似乎在和窗外的“寒鸦又见绕枯枝”唱起了反调。这是她每天的日常。她笑称自己的腿脚已经跟不上社会的节奏，只能“坐而论道”。埋头写作的时间越来越短，每天弹弹钢琴，徜徉在音符中的精神世界里，可以忘忧，可以忘年。不过，她的世界里又远非只有自我。已经年过九旬，但她从来就不是一位寻常意义上的老人家。一方面，用她的话来说，“没想到外界对我的需求日增，竟越来越忙”，由此带来新交故旧不断。难得的是，她还有不少忘年交，各行各业的都有，总能给她带来新鲜的认知。有机会不断学习，吸收新知识，也是乐趣之一。而另一方面，她的犀利目光总会穿越斗室，始终以冷眼和热心关注着念兹在兹的中国社会乃至寰宇世界。说起当下大小新闻事件、人物，很少有她不了解的。谈及不平不公之事，她依然会像热血青年一般拍案而起。她说，虽然不少事情与己无关，也无能为力，但始终无法做到视而不见。所以，多年来她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思想力和创作力。学而思，思而作，弦歌不辍，著作等身。论世界，论中国，论治学，论人生，她启发、激励了许许多多后辈，让人深刻体会到说真话的价值，以及理性思考的意义。直到今天，她出门的时候还会遇到人拿着她的书请求签名，其中多数是年轻人，这让她备感欣慰，尽管有些书一眼看去就不是正版书。“唉，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她叹口气说。确实，现在，随便搜一下淘宝，就能看到在10年前出的那一套《资中筠自选集》的“复印版”，某家店里显示月销40套！在资中筠先生浩如烟海的著作里，给她自己带来最多意外之喜的是那一本《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正是这本书，让她一发不可收拾地卷入了公益慈善领域，发现了一个美丽新世界。从对这本书所涉及的美国公益慈善研究开始 ，三十年来她持续对公益模式的发展趋势保持着最敏锐、最前沿的观察。资中筠先生的这一项研究，填补了起步阶段的中国慈善公益研究的一个空白，《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也成为了中国公益人的启蒙读物。公益界的领军人物徐永光先生说，这一本书无疑是一部现代慈善的教案，对于指导中国基金会进行高效率的资助活动、进行公益创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国刚刚涉足慈善领域的富人慈善家族基金会，起到指点迷津的作用。 “特别难得的是，资先生作为一位九旬老人，如今依然站在公益创新的前沿，给后辈们介绍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共益企业等等内容，这让公益后辈们景仰，也让很多人汗颜，毕竟中国在公益创新方面依然非常落后。”徐永光说，“我十几年前就读了资先生的书，它坚定了我走公益创新、风险慈善的道路，让我更加有底气、有信心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启蒙和激励，是资中筠先生的思想泽被后学的核心。在她的自传《蜉蝣天地话沧桑》中，资先生谦称自己的人生打开得很晚，真正回归本真，自60岁才开始。她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过时代的跌宕，走过摆脱蒙昧、接受启蒙、回归常识的长长的道路，“回顾所来路，是一段否定之否定的痛苦的心路历程”。在她看来，启蒙来自他者，也来自自我，每个人都需要在学习和反省之中不断袪魅，时刻保持自由之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熟悉资先生的人都能体会到，她个性直率、严谨，言行之间总是流露着一介书生的狷介本色，不迎合不媚俗，他人的褒贬似乎对她的内心掀不起波澜——这是她在论述知识分子时所描述过的“士的风骨”，也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她说，这里的“矩”非任何外力所强加，而是由自己的良心所划定。清华80周年校庆，资中筠返校在原女生宿舍静斋门前。图/受访者提供《中国慈善家》：你在文章里写道，当年从事国际研究时无意间开始接触并研究慈善公益，“无心插柳柳成荫”。进入慈善公益领域给你带来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体验？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原名为《散财之道》）在2003年出版后，慢慢有一些公益界的人士来找我了解情况。后来我听说，阿拉善协会在成立的时候，给每一位成员都发了这本书，还让我挺意外。后来，就有很多企业家来找我去作讲座，参加他们的读书会。那个时候，新一代的企业家都很爱学习，不少民营企业家都有做公益慈善的兴趣和意愿。没想到后来就越卷越深了，比如加入了乐平基金会，成为乐平的常务理事。加入某个组织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这项活动给予我的却是乐趣和希望。因为我发现，在这里聚集的各种年龄段的人，特别是中青年骨干，大多对理念有认同，有事业心。看到一些有理想、有新观念的中青年，不怕艰苦地为改进这个社会而努力做事，使我很感动，并且使我对社会进步有一丝希望。在举世混沌之中，这里可以看到亮光。我是人性双重论者，认为人的天性有善恶两面。而公益会引导大众向善，体现了人心向善的一面。我起先其实没想到中国的慈善公益能发展得这么快。与其他领域相比，中国的慈善公益是发展得比较超前的，虽然也有很多问题和限制，但总的说来，比其他领域都发展得快。《中国慈善家》：对于新公益的模式和发展趋势，最近你依然多有论述，似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意犹未尽？资中筠：资本主义不断地产生两极分化，公益成为缓和矛盾、促进社会改良的一种重要手段。现在发展出来的新公益，我对它寄予一定希望，如果这一项社会实验能够成功，就是对资本主义很大的改善。2019年，100家美国顶级大企业的总裁签署了一项声明，表示他们的企业从单纯为股东的利益服务，改变成为“利益攸关者”服务。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革命性的举动，具有颠覆性的意义。这一事件代表了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话题——如何纠正资本唯利是图的单一目标，让企业有意识地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把创造社会价值放在首要目标——已经为掌握巨大财富的大企业所接受，这是我非常关注的新趋势。尤其是互联网经济发展壮大之后，财富集中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产生的问题也更多、更快，企业的社会责任又应该如何去体现，这些也都是我在思考的问题。新公益发展得非常快。有机会的话，应该再到美国认真看一看那些社会企业、共益企业，看看他们具体如何运作。但显然身体条件已经不适合做长途旅行了。所以，这一块的研究只有待来者了，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中国慈善家》：你的著作对大众有很重要的启蒙价值。但你在自传里说，自己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启蒙和自我启蒙的过程，到了60岁才真正回归本真，有豁然开朗之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体验？
资中筠：冯友兰先生的女婿蔡仲德先生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也大体适用，只不过我可能连第一阶段还没完成就已经迷失了。吴敬琏先生概括的：启蒙——蒙昧——再启蒙，也是这个意思。以今天的认识回顾自己当年的迷失，绝不是轻松的事，有时相当痛苦。后来回归，主要就是回归本来的底色。要做到不再迷失，首先就要袪魅，要破除迷信，开始懂得去质疑，你被告知的事情有可能是错的，这就是启蒙的第一步，要有质疑，要保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相对于有些始终执迷不悟者，我还有精神家园可回归，那就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因为我的底子是既有传统又有西学东渐以后的影响。在我自幼所受的熏陶中，仁、义、礼、智、信和自由、平等、博爱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这是我最初的精神家园。另外一点就是，我比较较真，一定要把一个事情的是非想清楚。我考上过数学系，也上过逻辑课。我觉得这个逻辑很重要，很多不合情理的说法能捕获那么多人，甚至是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是由于我国的基础教育中没有逻辑课程，许多人缺乏逻辑思维。而对我来说，如果不合逻辑，我心里就不舒服，就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讲，这明明是说不通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对真相和事实的探索，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如果前提建立在谎言之上，那逻辑也没用了。所以，自我启蒙，就是回归一个有良知、有良心的人，按事实、按逻辑思考问题，对是非善恶有基本的判断，这是最起码的。《中国慈善家》：你现在比较关注社会上的一些什么事情？资中筠：我现在努力不去关注时事，但有些事情跳到你眼前来。有了微信之后，手机上不断出现各种信息，也就会引起很多烦恼。我这么大年纪了，对于好多事情还常常会有想拍案而起的那种感觉。而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好像比我更习以为常，似乎缺乏强烈的正义感。他们会说，“人总是现实的”“对于这些事情我无能为力”，甚至认为这就是中国国情。我当然也无能为力，但是我还没有麻木，不能视而不见，有些现象使我怒火中烧。资中筠：就个人生活而言，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只是我同年的朋友越来越少或是老迈难以交流，或是已经去世，近来经常接到讣告，令我伤感。“人生白发故人稀”。所幸我还有很多忘年交，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有。很少有像我这样年龄的人，还有那么多年轻朋友主动找我，愿意跟我聊天，不嫌弃我；还有就是我有琴可弹，我现在每天都弹上将近一小时，生活很充实，这也是一个孤身老人少有的幸运。《中国慈善家》：你最珍惜的是什么？有没有时间上的紧迫感？资中筠：最珍惜的还是我自己独立的人格，不降志，不迎上，不媚俗。与退休前相比，我现在比较自由，也很放松，可以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自由。我过去常有时间的紧迫感，但现在也想开了，人生能做的事情本来也不多。《中国慈善家》：你现在看什么书？会给读者推荐哪本书？资中筠：很惭愧，我现在也阅读碎片化了。把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的比较少了，翻书、查书的时候比较多；还有我还经常收到赠阅的各种纸媒刊物，也总要翻一翻，占去不少时间，但也常有收获。最近美国的大选热闹得不得了，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的网民为什么投入那么多的感情，站队、吵架，还热衷于转各种真真假假、耸人听闻的“信息”乃至明显的谣言。很多人问我的意见，我决心不掺和。但是从这些争论里，我觉得需要冷静地去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时候我就想起了《伯林谈话录》这本书。以塞亚·伯林是一位很理性的知识分子，平和而有说服力。比如在当前争论中关于自由和平等问题，他就说，没有绝对的平等，也没有绝对的自由。如果是绝对的自由的话，那就一定是强者吃掉弱者。如果要绝对的平等，就不能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你如果不想让软弱的鲤鱼被吃掉，你就必须控制住凶猛的狗鱼。另一方面，如果是一视同仁绝对平等，就意味压制了拔尖人物的自由。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苏联早期曾经要取消管弦乐队的指挥，理由是凭什么让一个人指挥大家，结果整个的艺术水平大大下降，这就是绝对平等的结果。所以他说，绝对的平等和绝对的自由都是很可怕的。我非常赞同这一看法。我最近带着问题重新看了这本书，依然有很多启发。它不是大部头的高深的理论，而是通过对话表达，深入浅出，薄薄一本，内涵丰富，虽然是多年前出版的，但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冷静思考都有帮助，值得一读。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938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