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可以改变什么？

　　这是一本关于创伤、省思、反击的回忆录。

　　这是一场以写作对抗性掠食者、言说尘封真相的胜利。

　　2020年，法国出版人瓦内莎·斯普林格拉的作品《同意》掀起巨大声浪，推动法国政府在2021年通过将性同意年龄定为15岁的法案，弥补此前法律空白。如今，《同意》已被翻译为29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

　　2023年2月，《同意》在中国出版，被称为“法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同是热爱文学的女性，同是被年长者引诱后深陷入畸形关系，瓦内莎以冷静的笔调剖析自我和过往，坦诚书写三十年前的伤痛、三十年来的思索。

　　文学能作为赦免一切的借口吗？艺术可以凌驾于一切社会道德评判之上吗？精英阶层就是“例外”吗？有了双方“同意”的证据，这样的关系就可以安然存在，性掠食者就可以不受惩罚吗？瓦内莎勇敢言说、挑战权威的勇气，也鼓舞着更多有相似遭遇的受害者。

“她是自愿的，毫无疑问”

　　瓦内莎的童年并不幸福。

　　青春期敏感、孤独、缺乏家庭关怀的她，在十三岁那年的一次晚宴上，被年长自己三十六岁的著名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涅夫吸引，也不幸成为了被他选中的猎物。

　　马茨涅夫步步为营，先制造偶遇，再书信往来，最后相约见面，不谙世事的瓦内莎很快便坠入了他的圈套。“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有权利和自由去爱任何她想爱的人。我很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更何况，我的存在能够成就艺术。”以自由、爱、艺术之名，年少的瓦内莎对这段关系的合理性深信不疑。

　　在与马茨涅夫相处的过程中，瓦内莎意识到自我正在被剥夺。疏远了朋友、家庭的她只能更加依赖马茨涅夫，而看似无害的、隐性的精神控制在这段关系中也如影随形，马茨涅夫对瓦内莎饮食、身材、外貌有着严格要求，还有意干预瓦内莎的思想。

　　马茨涅夫不断重复他们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崇高的，他的猎物却不止瓦内莎一人，还有许多十四五岁的女孩正在被欺骗、侵犯。十五岁的瓦内莎意识到这场“爱情”的本质是谎言和欺骗，她选择逃离，向马茨涅夫写信提出分手。

　　回归正常生活、恢复名声并不容易。更糟糕的是，在瓦内莎十六岁至二十五岁期间，马茨涅夫创作的以她为原型的小说、与她相关的日记和书信集一直在出版，瓦内莎不断被人认出，且无力辩驳。瓦内莎成了一个马兹涅夫笔下的虚构人物，真相被抹去、重写、修改。她也因此患上了精神疾病，多年来一直与之战斗。

　　透视这段关系，权力的倾轧与无力反抗，如此不对等，如此残酷。无耻的性掠食者马茨涅夫占据信任和权力高地，侵占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的青春和身体，再把这样的关系美化为“爱情”写进书中，名利双收。

　　而在受害者心中，还有更为复杂的纠结与痛苦。伤痛真实存在且难以愈合，受害者却无法彻底将自己定义为“受害者”——“我”没有拒绝，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莫非“我”是一个自作自受、心甘情愿的同谋？

　　瓦内莎在书中指出，“然而我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本从一开始就不在这里。应该接受拷问的不是我，而是他。”但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是，是什么导致了受害者归罪于己的心理？是什么造成了几乎众声其喑的可怕沉默？

被禁止的“禁止”，被模糊的“同意”

　　上世纪70年代，人们试图以道德解放和性革命的名义捍卫所有人享受身体愉悦的权利。禁止青少年发生性行为也变为了一种压迫，将性局限于相同年龄阶层的人也成为了一种不平等。

　　1977年，法国媒体《世界报》曾刊出一封名为《关于一场庭审》的公开信，主张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无罪化。这封信得到了诸多左派知名学者、作家的支持，包括罗兰·巴特、吉尔·德勒兹、西蒙娜·波伏娃、让-保罗·萨特等人。2013年，马茨涅夫承认自己是这封信的发起者和起草者，并表示征集签名时只有玛格丽特·杜拉斯、米歇尔·福柯等极少数人拒绝。

　　在主张反抗一切禁锢、反抗一切压迫的浪潮下，“禁止”被禁止了；究竟是保护未成年人享受性的权利，还是保护那些受指控的成年人，这一问题也被遮蔽和混淆了。

　　在失控、盲目的状态下，发声者寥寥。1990年，马茨涅夫参加一档节目，为其最新出版的一卷私密日记辩护。现场只有一位名叫丹尼斯·蓬巴蒂耶的加拿大女作家公开表达对马茨涅夫的鄙夷和愤怒，孤身一人反对整个时代对这种行为的纵容。

　　瓦内莎在书中自称是“一个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成长起来的女权主义者的女儿”，瓦内莎母亲为何不加阻拦，也就有迹可循。在“五月风暴”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兴起了影响空前的法国新女权运动，提出了摆脱“第二性”和“他者”地位、实现真正两性平等等主张。独身的瓦内莎母亲或许想以马茨涅夫填补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位，或许在大环境影响下错将瓦内莎视为与马茨涅夫平等、独立的个体，或许二者兼有，总之在犹豫、怀疑后，终究选择放任。

　　法律长期以来在未成年人“性同意”领域的暧昧，亦是帮凶。法国法律禁止成年人与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但也保留了十五岁以下未成年人同意接受性行为的可能，为受指控者脱罪留下可乘之机。尤其当其中一方是精英阶层的某个代表、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更获得了格外的宽容。马茨涅夫因此得以一直出版私密日记和书信，而无人在意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男孩、女孩所遭受的精神伤痛。

　　模糊的“同意”，终成了马茨涅夫们的挡箭牌，成了失职父母们摆脱责任的借口，成了瓦内莎们走不出的困局。尽管距离种种浪潮风起云涌的70年代已有数十年，对“性同意”的曲解、误解乃至完全不了解等问题，依然存在。

　　“性同意”指的是参与者之间明确的、自愿的、有清醒意识前提下自愿参与、可撤销的性行为协议，在我国，性同意最低年龄是十四岁。“性同意”的根本，是尊重和平等。但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只要一方没有明确表达拒绝，就可认为是“同意”，是欲擒故纵、欲拒还迎。在公众舆论平台，如有受害者实名举报侵犯者，“一定是你先主动的”“谁叫你穿成这样勾引别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评论一定不会缺席。

　　社会对性的禁忌感，亦迫使受害者选择沉默。《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有一段令人心痛的文字：“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铺天盖地的“受害者有罪论”，使得受害者不会敢于发声，不会选择控诉罪人。令人欣慰的是，日本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伊藤诗织、助推法国通过“性同意”法案的瓦内莎……越来越多人挺身而出，不再压抑自我、不再让渡权利，以实际行动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

夺回自己的声音

　　写作让瓦内莎夺回了自己的声音，作为一个主体，勇敢言说真相。《同意》的出版，刺穿了马茨涅夫的粉饰，打破了几十年来令人心惊的沉默。这场漫长的抗争，只为告诉公众：成年人和未达到性同意年龄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应当受到谴责，也会遭到法律的惩罚。蝴蝶振翅，《同意》引起法国社会对“性同意”和未成年人保护的广泛讨论和关注，推动2021年法国政府通过了将性同意年龄定为十五岁的法案。

　　瓦内莎胜利了。囚禁她的书籍和文字，终成为刺向不公的利器。

　　多年来，马茨涅夫占据着言说的优势，他可以肆意用文字美化恶行，用虚构抹杀真相，用地位封锁异议。他也一次又一次以骚扰及宣扬瓦内莎隐私等方式确认对她的掌控依然存在。也一如他所料，在瓦内莎之前没有任何女性通过写作纠正被他扭曲的“美妙的性启蒙故事”。

　　父权制笼罩了一整套知识、话语体系，瓦内莎的写作，乃至女性写作，正是为跳出“被叙述”困境所做的有益努力，将自己真实的经验、思考付诸文字，以共情之力与他者和世界对话。女性写作的独特性，在于以女性视角观照世界。阅读《同意》，能读到与纳博科夫名作《洛丽塔》截然不同的声调。同是对恋童癖心理的书写，《洛丽塔》呈现了折磨亨伯特一生的病态激情；瓦内莎则冷静中不失细腻，以女性受害者的视角沉潜入这段伤痛记忆，剖析了恋童心理的机制，写下自己对此的认识，富有思辨力度。

　　在瓦内莎的写作中，“我”不是隐没于事件后无形的叙述者。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思考创伤、反思时代、有社会关怀的女性，她的写作本身，也参与到了历史进程之中。这无疑彰显了女性写作深具的力量和可能性，也鼓舞更多女性拿起笔来，言说自己的故事。

　　令人动容的是，瓦内莎在文末书写了一段珍贵的女性情谊。二十一岁那年，她偶遇马茨涅夫曾经的情人之一，娜塔莉。相似的成长经历、痛苦遭遇以及迫切吐露真心的渴望，让曾是“竞争对手”的两个女孩，如今同仇敌忾、并肩而立。分别时，她们没有交换联系方式，而是紧紧拥抱在一起，祝福彼此一切顺利。从瓦内莎和娜塔莉，到全世界无数个“她”，“她们”和“我们”本就是共同体。

　　这份情谊与力量，在于言说和倾听，在于看见彼此、心心相印。

　　瓦内莎的经历也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勇敢发声，千年暗室，一灯则明。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女性好书榜”团队成员)

　　作者：万婧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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