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慈善这一“舶来品”找到了中国式注解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

王名给家里的书房题名“求阙堂”，社交账号、文章落款都以“求阙堂堂主”示人。

曾国藩曾如此解释“求阙”二字：在他的处世哲学里，“求阙”是不过于追求完美、不执着于圆满的人生态度。但王名却有另一番解读。他把这两个字对应着《论语·泰伯》中的“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是指一种不断追赶知识、学无止境的治学态度。

从发展经济学到NGO研究，从研究组织到研究人的精神世界，王名用26年的研究实践，为慈善这一“舶来品”找到了中国式注解，从古籍典故中，追溯中国的慈善传统和文化根源。

在中国慈善家2024年度慈善盛典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学院院长王名用“诚惶诚恐”四个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公益慈善是一个行动的事业，而我不是一个行动者，我更多的是跟随在行动者后面进行观察，进行研究，进行必要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聚光灯下，他依然是那个低调谦逊的学者。

探路NGO

王名爱书，在他的办公室，一进屋就看到三排书架，满满当当地一直摞到房顶，就连书架间的空地上，办公桌上，沙发上也都散落着一些书，呼应着每个书架上贴着的小字——随手读书，人生读书，工作读书。

如饥似渴地读书，对于王名来说，是对年少时期的一种弥补。他在1966年上小学，遇上动荡的年代，求学经历断断续续，高中才读了一年就去当了兵。用他的话说，因为缺，所以激励着自己不断去补。他从部队考上了大学，在兰州大学学习经济学。

王名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王名的专业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1992年，在中央党校担任讲师的他，得到一个去日本福井大学进修的机会，为期半年。进修结束后，王名决定留下来继续读学位，于是自费去京都大学留学。到了1997年，他获得了名古屋大学国际发展学博士学位。

1998年4月，王名受聘于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将研究领域聚焦在NGO研究，从此开始了和公益慈善的不解之缘。

研究NGO，对于王名来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由于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海外开发援助，离不开NGO的参与，于是接触了一些NGO的资料，正好研究室一位日本女同学有过NGO的工作经历，告诉他一些NGO的理念，让他对NGO有了初步的了解。

1995年1月17日，日本阪神大地震爆发，大量的NGO参与到应急救援和灾后建设中，王名发现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社会力量，“它不是政府，但它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公共性的问题”。他开始有意识地研究这个群体，看了大量的资料，奠定了NGO研究的理论基础。

1995年9月4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期举办了世界妇女NGO论坛，近2万多家女性权益保护的国际NGO组织和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也被看作是中国草根NGO的启蒙，一批中国的有识之士第一次看到并了解到NGO这一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形式，此后一大批NGO在国内兴起。

当时还在日本求学的王名也关注到这个会议，心潮澎湃，心生向往。尽管此前学的是经济，但在他的内心，始终有着强烈的社会情怀。随着对NGO的研究日益深入，他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目标日益清晰。

1998年10月，清华大学召开了国内首次NGO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NGO研究机构，王名担任中心主任。在这个初创的机构里，实际的工作人员只有王名和两名硕士研究生。

彼时，正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出台，民政部成立了民间组织管理局，首任局长吴忠泽对于这个国内首个NGO的研究机构提出期望，希望中心能多参与到政策和立法实践中。此后，NGO研究中心参与了民政部多个涉及社会组织的政策制度的起草制定。政策研究、制度建设也成为NGO研究中心的重要方向。

最初的研究，从组织开始。那时候，互联网还未普及，为了找到那些散落民间的草根NGO，王名采用了最原始的办法，从电视、报刊，甚至电话黄页上找，但凡名称疑似NGO的，他和同事都一个个打电话，发问卷。这种方法效率不高，往往要打很多个电话，才会找到一家真正的NGO组织。但王名和团队坚持了下来，通过这种方式，最终整理了一份NGO名录，收录了当时中国500家草根NGO组织。

究竟什么样的机构才是NGO？对于这个问题，一开始也存在很多的分歧。中央党校的赵黎青教授是《NGO与可持续发展》一书的作者，也是王名创办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最初的合作者，他们一起举办沙龙，深入研讨与NGO相关的各类问题。在定义哪些组织是NGO时，他们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以计划生育协会为例，王名认为它是官方机构，不能算NGO，而赵黎青则持相反态度，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大家在学术沙龙上各执己见，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我们一开始想从狭义的角度去定义，但后来发现其实没有必要拘泥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社会在转型，有没有官方背景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做什么，是不是真正地影响了社会，解决了社会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提升的过程。”王名说。

这也是后来清华大学成立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中心被并入公管学院的原因。传统的公共管理指的是政府管理，但新公共管理强调除了政府之外，还包括一部分社会力量，NGO是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的一种新生的社会力量。

除了是否有政府背景，在早期的研究中，王名团队还将NGO分成了公益性和互益性两大类，后者包括行业协会、商会等，这些组织在一定意义上是市场中的利益共同体，但是同样代表了影响公共事务的一种社会力量。

那时候，王名更多地从组织的视角出发，并不只是关注慈善，真正转为公益慈善研究，是在接触了大量NGO领袖，并参与了慈善立法进程之后。

思想之光跨越时空

围绕NGO课题，王名展开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对NGO及其领导者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在那些走在时代前沿的有理想、有情怀的行动者身上，王名感受到一种精神力量，至今让他难以忘怀。

自然之友创办人、会长梁从诫是王名最早接触的NGO实践者之一，1998年，为了准备首场NGO研讨会，王名通过新闻报道，找到了几个当时比较活跃的组织，其中就包括自然之友。

那时候，王名还不知道梁从诫和清华的渊源，他在电话中邀请梁从诫参会，对方欣然答应，但提了一个要求，自然之友要在会场布展，做环境保护方面的展示。会议那天，自然之友在会场放了四个易拉宝，梁从诫也在会上作了精彩的演讲。

“他们是现场唯一一个布展的NGO，效果很震撼。”时隔多年，王名回想起这位公益前辈依然满怀敬意。后来，王名又多次邀请梁从诫到清华参加活动，哪怕邀约时间距离会期很近了，梁从诫也毫不介怀，总是爽快地答应。直到后来，王名才从梁从诫夫人方晶处得知，其实那个时候，梁先生的身体不太好，“但他总说，没问题，我能来”。回忆到此处，王名眼圈红了，缓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下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王名接触的最早一批中国NGO领袖，要么是学者，比如社科院哲学所出身的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廖晓义；要么是记者，比如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他们都是在各自的职业实践中接触到NGO，被组织所传达的精神感染，投身到公益事业中来。

从这些早期NGO领袖身上，王名发现，尽管他们深受西方公益思想和实践影响，但是其价值观内核有着强烈的中国文化印记。王名开始思考，难道NGO一定是西方的吗？难道慈善一定是西方的吗？他开始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慈善的根基，从中国慈善思想史角度进行梳理，收录在《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经典导读：和光同尘》一书中。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王名从小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国学经典，决定研究国学经典后，他开始广泛求教，比如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大钧教授。在老师们的推荐下，他读了梁漱溟的书，发现梁漱溟的国学思想也是到北大之后才开始形成的，王名心想，那我也可以开始学。

他利用一切碎片时间开始学习，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张周易挂图和一幅八卦图，时不时看上一眼。每天晨练时，他也会背上一段，不仅自己背，还带着学生一起背，从《三字经》到《千字文》，从《大学》到《论语》，很快就背完了。就这样，他从最基础最简单的内容入手，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教学时也在不断研究思考，国学研读和慈善研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最近，王名在写一本关于中国慈善思想史的书籍，大概六七十万字的篇幅。“从远古时代一直梳理到新中国成立前，基本上是以人物为主线进行梳理，我才发现其实慈善是来源于人类文明，而不是来源于西方。”王名表示，讲慈善也好，讲NGO也好，讲非营利组织也好，这些基本的观念自古就有，而且中国的慈善比西方要早得多。比如有史以来第一个裸捐的，是春秋时期越国的范蠡，助勾践灭吴后，他弃政从商，三次经商三次裸捐。而这样的行为背后，有着丰富的慈善思想支撑，在《周易》《论语》《道德经》中，都能找到慈善的内涵。

“几千年来，这些思想一直在活跃在这片土地上，人早都已经故去了，但是思想还在，并传承了下来。思想没有国界，没有由生到死的过程，它可以永生，思想之光可以跨越时空。”王名说。

省方、观民、设教

王名有多重身份，他是学者，是老师，也是全国政协委员，这让他在研究和教学之外，有了更多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视角。王名援引《周易·观卦》的象辞，将自己的职能归纳为“省方，观民，设教”。“省方”是参政议政的方式，为政府建言献策，参与制度建设。“观民”就是田野研究，尤其是NGO社会领域的研究。“设教”就是教书育人，培养学生。在王名看来，省方、观民、设教，不仅是自己的工作，更是对社会的责任。

2003年初，王名被推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又连续担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他的履职经历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连续六次提交“放开二胎”提案，最终促成二孩政策落地。实际上，王名参与这个提案，最开始只是受人之托。2007年3月，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一次午餐时，同届别的叶廷芳委员来到王名面前，拜托他继续关注二胎议题。2006年3月，叶廷芳首次提出放开二胎的提案，引发社会关注，王名也在这条提案上签名表示支持。尽管社会呼声很大，但政策层面并未有明显松动，而叶廷芳履职期满，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希望王名能继续关注这个议题，以政协委员的力量推动政策的出台。

 

     王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积极履职，提案多次被评为优秀提案。图/受访者提供

王名并未当场应承，只是表示能否给自己一年时间，先做一下研究。在叶廷芳的帮助和引荐下，他看了很多资料，也拜访了一些学者，理解了放开二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接着，王名又用了一年多时间做调研，写出提案初稿，请叶廷芳帮忙修改。针对这个提案，王名还专门召开座谈会，邀请北大、人大等高校研究人口政策的学者共同参与讨论。2010年，他联合政协委员刘大钧，提出了放开二胎的提案，之后连续6年针对这一议题提交提案，直到2016年1月1日，二孩政策全面实施。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对于任何政治议题，都不能说我不感兴趣，我不懂，只能说这个问题我可以研究一下。研究时间长了，你一定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王名说。他开通了微博和博客，第一时间将提案发到社交平台，不到两天就达到40多万点击量，很多回复令他感动，“你看了以后，不能不继续去做。所以做这样的提案，你会感到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

王名第一次从提案中获得成就感，是在2004年。因为身边有博士后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王名了解到乙肝歧视这一隐形门槛，并加入乙肝病毒携带者互助的“肝胆相照”网站，在那里，他公开了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诚恳地希望大家为他的提案提供线索和建议，很快便收到了大量的留言和私信。2004年3月，王名履职政协委员的第二年，他提出《关于加强乙肝防治，消除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歧视的建议案》，并附上了一则专家签名的医学证明，证实乙肝病毒只是通过血液传播，日常生活中接触并不会被传染。

这一提案很快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相关部门邀请王名和专家座谈，当年6月，四川、江苏、浙江、广东四省率先对公务员体检标准做出修改，取消了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相关限制，8月，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公布了《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试行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05年1月，这一标准正式实施，国家人事部随后给王名发函，作为对提案的回应。

没想到第二年履职，提案就得到了采纳，这让王名获得巨大成就感的同时，也体会到一份责任。当政协委员的那几年，每年11月，他就开始着手准备提案，调研，论证，“可以说我是个专业提案者了！”他笑道。

15年间，王名一共提出了150个提案，涉及人口、教育、养老、社会与公益、环境与文化、社会组织与社会企业、政府购买服务、社区治理与社会共治等方方面面，其中15%左右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他将这些提案收录在《建言者说》一书中。

作为公益慈善领域的研究者，在立法推动这个专业领域发展方面，王名更觉得是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

一开始，王名更多地是想推动社会组织相关的立法，2003年，民政部决定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进行修订，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两大条例修订正式提上日程。那时候，王名提交的提案也多着眼于两大条例的修订。

到了2012年前后，业内慢慢达成共识，提出大慈善的概念，希望通过慈善法来带动社会领域的立法。“其实慈善法的出台，在一定意义上是把前期社会领域立法的力量整合起来了，有了一个很好的抓手。慈善立法也是采取了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一种模式，它是一种开放立法的过程。”

当时，全国人大开展立法体系改革，明确提出除了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简称“人大法工委”)之外，全国人大其他各专门委员会都可以作为立法的起草主体，慈善法作为改革的试点，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简称“人大内司委”)来负责起草。

人大内司委因此召开座谈会，邀请相关领域十多位专家讨论。王名和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座位相邻，两人商量了一番，当即起草了一份提纲，列了14个问题。在会议间隙，王名向人大内司委领导表示，清华和北大将合作举办一个双周沙龙，就这14个问题展开讨论，每一次沙龙讨论一个主题，之后提交一份报告，争取用大半年时间提交一份专家建议稿。他同时提出要求，每次沙龙，请人大内司委派人参加。

八个月后，王名和金锦萍代表清华北大的团队，共同提交了一份高质量的专家建议稿，对慈善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名”门之后

2024年10月，王名正式退休，他开始为自己的工作做减法，把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写书和田野调查上，就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前，他刚刚从海南、福建和广东三地调研回来。

“我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观察，自己的田野调研，能够去找到，去感受到在社会领域的这些组织和力量。”王名说。

王名的学生被称作“名门之后”，从成立NGO研究中心之初的两名硕士研究生，到桃李满天下，撑起中国公益慈善研究和实践的半壁江山，王名认为这些都要归功于田野调查。如果不做田野调查，不可能激发学生们参与、研究公益慈善的热情和兴趣。“这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是一种在学习过程中提升大家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对这个领域的认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团队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在调研中成长起来的。”

 

 

王名在给博士生讲课。图/受访者提供

每次调研，王名总是分拨儿带着学生、博士后去到全国各地，观察一线机构的治理模式和公益实践。相较于学生的课余时间，博士后能够将全部时间用来研究，成长也是最快的。如今成为中国公益学术界中流砥柱的马剑银、陶传进等中生代学者，都曾在王名团队做过博士后。他们从不同的专业进入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在田野研究的历练中，朝着各自关注的问题、喜欢的方向做研究，带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

这几年，很多学校都开始关注公益慈善的相关研究和学科建设，公益慈善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已经形成专门的学位布局，包括博士、硕士、本科和专科的培养体系正在形成。但在王名看来，从整个公益慈善领域专业人才的需求角度，现在的人才培养格局还远远不够。

王名认为，公益慈善作为一个刚刚开始起步的学科，目前最大的瓶颈可能还是师资教材和课程建设。在他看来，专门人才的培养，需要有一个相对标准化的体系和过程。应该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课程体系，相对统一的培养标准，甚至相对统一的教材，以及一批师资力量能够加入到学科体系中来。

2020年，王名面向公共管理硕士，开设选修课“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经典导读”，将《论语》《道德经》和《周易》三部国学经典放在一起，讲述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思想。

而在经历了从组织研究，到人的研究再到精神层面的研究之后，王名如今更多地将研究重心放在财富升维上，包括一些案例研究、培训和课程的开发。财富升维的核心是家族传承。为此，王名以完整的家族传承超过三代作为标准，从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选择了15个家族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希望能够深度解析家族传承的内在机制，特别是家族传承和慈善的关系，因为我们发现，这些家族只要传承超过三代，一定是慈善做得非常有影响，慈善投入也是非常大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面向财富自由人群，做关于财富升维的培训项目。”

目前，财富升维培训班每期招生30~40人，一年有五六次课程，在学员构成中，王名有意识地做了跨界的设计，加入一些公益界人士的参与。他希望，用财富升维和第三次分配相结合的视角，一方面实现财富的传承，另一方面，促进财富向更高维度，比如向文化、精神层面提升。

王名认为，无论是第三次分配，还是财富升维，其背景都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原来的财富不足时代，开始进入一个财富剩余的时代。慈善的核心命题不仅仅是扶贫济困，更应该是善待财富，不只是用富人剩余的钱去帮助穷人，而是怎样让财富更有效地造福于人类。而这，不仅仅是慈善的主题。

回望26年的公益慈善研究生涯，王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从1998年开始NGO的研究，正赶上中国社会转型、深化改革最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可以探索，可以创新，是一个可以容错的时代，我很感谢实现人生价值的这样一个空间，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些机会。”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为王名颁发《中国慈善家》2024年度人物纪念证书。

 

对话王名

用公益提升生命的高度

《中国慈善家》：你是国内最早的NGO研究者，为何会选择这样的研究方向？

王名：首先可以介绍一下我的研究脉络，是从组织到人，从人到文化、思想、精神。

我们在前期研究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去发现、跟踪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过程中，有哪些组织、什么类型的组织在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最初关注的重点。

在中国NGO的成长过程中，我发现领导人对一个组织的影响非常大，领导人的观念、意识、领导风格，对一个组织的成长十分重要，所以我们就开始关注口述史的研究。其实我不是研究历史的，但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东西在打动着我，感染着我，我就很希望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口述史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这也是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刚开始做口述史研究的时候，我经常强调，口述史研究的其实是组织史，一个人代表一个组织，一个人能够呈现一个组织的发展过程。

但是到《中国NGO口述史》出到第二本书的时候，我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口述史不仅仅是组织史，它还是人生史。我在第二本书的序言里说，口述史的核心是人，反映这个人人生的价值，人生的追求，人生的目标。致力于公益慈善的这些人，他们是有精神追求的，而他们追求的东西恰恰是通过组织来呈现的，通过组织来呈现他的精神世界，来实现他的精神追求。

等到《中国NGO口述史》出到第三本书时，我们在关注人生史的过程中，就会发现他们身上呈现出来的精神不是个性化的，而是共性化的，是一代人的精神，呈现的是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这一代人共性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叫做一种精神，也可以把它叫做一种文化。

所以这时，我们开始关注他们的精神层面，关注他们的文化层面，关注他们的价值伦理层面，就进入到第三重境界。

《中国慈善家》：思想、文化的研究，对慈善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名：从组织到人，然后从人又进一步提升到关于文化、思想、精神的研究，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就是传承。要想传承得久远，一定是维度更高的东西。我记得有一次去武夷山，一个寺庙的住持跟我聊天，他说“王老师，你能告诉我，哪一个企业能够传承千年？”我想了想，还真是挺少的。他说：“你看我这个寺庙超过千年，寺庙里的很多供品、佛像、摆件，甚至门口的这些树都超过千年。”我当时一下就顿悟了：什么东西能够超过千年？精神的东西能超过千年，就是高维的东西能超过千年，因为低维的东西很快就走了，所以一定要往高维走。

现在回过头来去思考慈善，中国的慈善怎么能够不断传承，应该就是精神，慈善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比如我们募款几千亿，这些物质的传承是有限的，很快就灰飞烟灭了。而春秋时期的范蠡裸捐三次，那些物质的东西很快就没有了，但是他那种精神能够一直传承，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去从更高维的视角来思考慈善，包括财富传承、财富升维，要向更高的维度来提升对慈善的认知。

《中国慈善家》：作为中国慈善事业的见证者，你认为我们的公益慈善事业还需要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王名：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现在总的态势已经起来了，包括我们的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格局。可以这么说，蓬勃发展的态势、格局形成了，但是还不能说达到一个健康的生态。

健康生态需要有一个内在的分工体系，而我们现在分工体系还不清晰。比如说慈善的上下游资助体系还不健全，真正能成为资助型基金会的非常有限，资助型基金会是什么概念？不做项目，只出钱并提供资源，通过资源建立起一个上下游的关系体系，国内这样的基金会寥寥无几。但在美国、中国香港，不仅有资助型基金会，还有运作型组织。运作型组织只做服务，不筹集资源，给钱的是给钱的，做事是做事的，而且不同领域的组织之间有合作，而不仅仅是竞争。

我们其实也有资源，但一是资源不稳定，谁给资源大家都去抢，没有专业分工，专业分工是我只做我能做的事情，我做不了的事，给资源我也不做。

二是关系不稳定。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叫能力专有性的研究，发现国内的公益组织能力专有性比较弱。能力专有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做我擅长的事情，二是支持体系和专业机构之间是稳定的合作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它需要有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是资助体系的建设，我们需要一批资助型的机构，所以我也一直在呼吁，能不能让一些基金会走到资助型基金会的路上去，以他们为中心，每个机构有一个资助范围，找那些专业机构合作，提出的是专业标准，评估也是专业性的，让这些机构深耕细作，经过若干轮以后，这些机构一定能成长起来。

《中国慈善家》：你做口述史研究的过程中，访问了一代又一代的公益领导者，在你看来，几代人之间有什么不同？

王名：早期的NGO领袖，更多是通过组织来实现某种公益意识、公益价值、公益精神，对他们来说，组织只是一个平台，所以在组织建设和组织运作方面，往往较为松散，靠着自身的影响力和威望，带动一批人参与公益事业。

之后的公益领袖，则更多依靠组织而非个人的威望来开展公益活动，因此，组织建设、组织治理和组织的规范化就成为很重要的课题，在这个过程中间形成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更多的是一个组织的运营者，就像企业的CEO一样。

而新生代的公益领袖，他们希望组织是一种扁平化而不是科层制的治理模式，在组织内部没有明确谁是老大，新的治理结构是一种扁平式的，甚至海星式的，每个组织内部的结合不是非常紧密。这可能是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公益组织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在发生组织层面的升级换代，对领导人的风格肯定也有很大的改变。

《中国慈善家》：对于想要从事公益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

王名：慈善不是简单地去帮助别人，其实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在提升自己，所以真的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当你有机会去做志愿者，当你有机会去参与公益领域的一些项目，当你有机会去在公益慈善这样的领域里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回望一下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间提升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提升自己有各种不同的方向，不是只有学术这一个方向。

我觉得人生是有高度的，在公益的事情上，很容易提升你的生命高度，所以我的一个建议是多去关注公益慈善领域，在这样的事情上去磨练自己，去提升自己的生命高度，你会发现一个不同的你，你会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很惊喜地遇见另一个你，我觉得这大概是很多公益人通过参与公益，感受到的一种生命的价值。

 

 

评语

他是国内最早的NGO研究者，在经年累月的田野研究中，记录下中国最活跃的民间力量；他是公益慈善的学术奠基者，创立智库26年来，为公益研究搭设理论架构，奠定人才基础；他是公共政策的建言者，以政协委员身份持续发声，推动公共政策落地；他是慈善法治的推动者，参与立法，让社会力量得以规制。他从国学经典中寻觅慈善的足迹，在大学社区中触碰公益的温度。明德至善，和光同尘。

感言

我想说三句话：诚惶诚恐，荣幸之至，任重道远。诚惶诚恐，是强调我心存敬畏，对慈善家，对慈善这个事业，也对这个荣誉，我只是一个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公益慈善及那些真正的慈善家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向往之，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这项研究的初心和动力之源。我相信慈善是人类最高尚的情怀，慈善事业是人类最高尚的事业，我能有幸致力于这方面的观察、跟踪和研究、思考，实在是时代之幸、命运之幸。其次，我之所以深感荣幸，是因为如今有这么多的同道者，能够一同向高山，一同感仁爱，一同致良知，个人虽渺若沙尘，众生却大如须弥山，这就是慈善的力量。任重道远，如曾子所言，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作者：贺斌

人像摄影：MORExJOLI Studio

拍摄统筹：肖盼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