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中的戏剧课

社会新闻人文国际
2021-04-09

这两个监狱戏剧项目经历了种种波折,既有遗憾也有收获。


闻小炜希望服刑人员能在戏剧中看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


文/本刊记者 樊朔


高墙、电网、整齐划一的囚服和严丝合缝的管理⋯⋯这是人们对监狱的一般想象。但是,当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讲师、犯罪学学者张筱叶第一次来到这所监狱的时候,发现实际情况和想象其实不太一样。

那是2014年,当时在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攻读应用戏剧专业研究生的张筱叶来到春城监狱(化名)。这是一所位于中国北方的一间大型监狱,在一尘不染的操场旁,矗立着看起来有了些年头的监舍,大概是七八十年代的建筑。

这里没有特别高的围墙,也看不到吓人的电网,所以看起来更像是一所普通的职业学校。

张筱叶既不是服刑人员,也不是来这里探监。她来到这里是出于一个非常特别的目的——把戏剧带到监狱里来。

是让服刑人员看戏吗?也不是。她是来这里组织戏剧活动,也就是说,让服刑人员来演戏。

初次尝试

监狱戏剧,顾名思义,是应用戏剧在监狱场景中的应用。张筱叶第一次接触监狱戏剧是2013年在英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时候。当时,应用戏剧专业的课程设置了一周的监狱戏剧课,学校请来大雁剧场公司(Geese Theatre Company)的演员Andy Watson来授课。

二十多年前,位于英国伯明翰的大雁剧场公司就开始在监狱中和服刑人员一起开展戏剧活动,此后监狱戏剧逐步推广到其他国家。这些戏剧项目有着针对服刑人员的明确的矫治目标,通过戏剧的方式探索情绪和内心。

在英文中,“改造(Rehabilitate)”一词也有“康复”的之意,而组织、排演戏剧的过程,就是一个治疗与学习的过程。

课程虽然仅有一周的时间,但张筱叶对监狱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发现,这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临近毕业时,她决定回国尝试开展监狱戏剧项目,为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做准备。

但国内的情况与国外截然不同,把英国的监狱戏剧项目完全照搬过来肯定是不行的。首先,怎么让监狱给戏剧项目开绿灯就是一个大问题。张筱叶一边拿着大雁剧场公司编著的指导手册准备课程,一边在发愁怎么敲开监狱体系的大门。

接下来好几个月时间里,她都在忙着联系监狱,期间经历了监狱方的爽约和反悔——联系上了某个监狱,万事俱备的时候对方又突然说“你不要来了”。

有一次,张筱叶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报道,内容是一位雕塑专业的女生到一所监狱去做绘画治疗。张筱叶辗转联系上这位女生,并在她的帮助下终于获得进入春城监狱的许可,那是2014年的6月。

在春城监狱,张筱叶的戏剧项目被安排在临出监队落地。这个监队里的都是三个月内就刑满释放的人员,不需要进行劳动。针对他们的特点,张筱叶把“回归社会生活”作为戏剧项目的主题。她把临出监队的犯人分成两组,每组15个人,做了为期五天、每天五小时的戏剧工作坊。

夏城监狱戏剧社活动每半年一期,在每周监狱教育日中为服刑人员举办戏剧活动。

第一天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在监狱高压的管理体系之下,15名犯人穿着一模一样的囚服,剃着一模一样的光头,有着一模一样的坐姿和表情。

张筱叶努力让他们投入这个“论坛剧场”,让所有人就“回归社会生活”这一主题进行讨论,自主创作编写相关的短剧。“论坛的目的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而是在身体-语言的对话中,在论坛剧场本身的结构中进行向外与向内的思考。”张筱叶说。

但她的努力并不太成功。好不容易有一位服刑人员写了一个剧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狱友小李出狱回家,找不到工作,当地有一个超市老板知道他的情况后让他到超市打工。有一天,老板发现账目不对,少了东西。想到小李有前科,他觉得可能是小李动了手脚。结果小李恼羞成怒,争执之下,小李拿起桌上的剪刀捅了老板,小李又戴上手铐,回到了监狱。

张筱叶觉得剧本很有意义,与他商量能否在工作坊中与其他人一起演出,但被一口回绝了,“你是没服过刑你不知道,监狱里没有信任。我跟他们演,他们肯定会嘲笑我,我可不愿丢人。”

直到项目结束,论坛剧场并未实现计划内的监狱内部的公开演出。


回到监狱去

无独有偶,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闻小炜也在2015年开始进行监狱戏剧的实践。闻小炜曾经因为一场交通肇事而入狱服刑。他在狱中发现,监狱中不少人依然法律意识淡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自我的情绪管理都有很多问题。在回到正常生活之后,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专业——戏剧能为服刑人员做些什么。

闻小炜的戏剧项目最终在上海郊区的夏城监狱(化名)进行。与张筱叶在春城监狱的实践不同,夏城监狱戏剧项目是一个长期性的项目,面向的人员来自普通监区,这些服刑人员日常要参与劳动,只有在教育日时才能参与戏剧项目。

张筱叶告诉《中国慈善家》,普通监区服刑人员一周的安排一般可以用“5+1+1”来概括,即五天劳动;一天教育,需要上基础文化课、扫盲课、职业培训等课程;周日是休息日,自由活动。这样的模式也是中国大多数普通监狱的常态。

闻小炜的戏剧项目设在监狱的心理教育中心。在他看来,监狱戏剧首先要让服刑人员看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

在夏城监狱每周三的教育日,戏剧社经常会有“抢水瓶”练习。参与活动的人被分成两组,每个人身上有一个代号,相同代号的人要抢同一个水瓶。练习的规则是,第一个抢到水瓶的人可以得分安全回到队伍中;如果没有最先抢到水瓶,参与者在对方抢到水瓶时触碰到对方的肩膀,则得1分,对方不得分。

闻小炜希望,通过类似的练习可以让服刑人员正视社会的竞争机制,看到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互相协作,看到个体与社会的连接。

2019年8月29日,俄罗斯乌兰乌德女子监狱的犯人在戏剧场景中演出。


最开始,戏剧社几乎无人问津,没一个报名的。闻小炜只能一间一间监舍去游说,告诉服刑人员戏剧的价值是什么。渐渐地,大家口口相传,戏剧社报名人数爆满,乃至供不应求,闻小炜又不得不往外推人了。

常态化管理时期,夏城监狱戏剧社每期会有30个学员,每期时间跨度为半年。闻小炜十分看重戏剧的教育和矫正功能,对于一些无法适应监狱环境、不服管教、不遵守监狱规章制度的服刑人员,他会适当延长参与时间。

2015年,张筱叶来到香港攻读犯罪学博士学位。在准备博士论文期间,她加入了闻小炜在夏城的监狱戏剧项目。与一年前在春城监狱的实践不同的是,张筱叶开始更多地以研究者的角度介入这个项目,除了参与项目运作,她更多是站在第三方立场观察外来社会力量如何与服刑人员、监狱方互动。


遗憾和收获


  在夏城监狱,闻小炜和张筱叶尝试发起了剧目排演和人生故事剧场。他们打算排演《等待戈多》,把剧本提交给了监狱方审核。

这是爱尔兰现代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剧,以两个流浪汉苦等“戈多”,而“戈多”不来的情节,喻示人生是一场无尽无望的等待,表达了世界未知、人生无常的存在主义思想。

这出戏的内容通过了监狱方的审核,狱方还给剧社买了《等待戈多》的原著。本来剧社对它寄予厚望,但偏偏生不逢时,在时间安排上与监狱内部的纪念红军长征的主题演出撞车,大半成员无法参加剧社活动。

无奈之下,闻小炜和张筱叶改变计划,做小型的人生故事分享会。他们让剧社成员采访周围监舍里的人,收集素材,然后再尝试进行虚构创作。结果,二十个人中只有两人真正做了采访,其他人的反馈是:“就算我去采访,对方也不会跟我说真话,没有意义。”

从春城的论坛剧场到夏城的剧目排演和人生故事剧场,张筱叶认为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尝试。实际上,这样的失败早已显现端倪。在进入春城监狱之前,张筱叶曾和监狱教育科的民警沟通。她发现,对方会从自己对心理学和戏剧的理解给她提建议。

“他们觉得,应该努力让参与的服刑人员哭,要直击他们的心灵,讲一些让他们特别痛苦的事情。”张筱叶从而意识到,认罪悔罪是中国监狱系统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监狱方与她最大的分歧在于,对方认为戏剧能够用艺术的方式刺痛人心,而她认为戏剧本身的确具有净化的功能,但这一功能是在剧场中自然发生的。

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尝试。闻小炜认为,戏剧社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为服刑人员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假定性的空间,让他们在这个空间中不断试错、总结,让他们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角落,提醒他们作为人存在的价值。

不少服刑人员出狱后依然和闻小炜保持着联系。比如前服刑人员刘磊,因为背负着犯罪记录,他在出狱后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闻小炜说,按照刘磊原来的个性,他一定会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

但是刘磊告诉他,剧社带给他最大的改变是让他接受自己的过往,正视自己的缺陷。“即便我去找工作,老板说你有犯罪记录我们不能够用你,我不会生气了,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这是我要面对的事情,但是我不会放弃。”

在两个监狱戏剧项目中,让张筱叶印象最深刻的是,服刑人员对于与外界接触的渴望。对他们而言,戏剧本身带给他们什么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他们更在意与戏剧老师们相处的过程。

“比如说,老师怎么用一种开放和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张筱叶说,“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对他们来说可能比戏剧的内容更重要。”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