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滴筹上“愁”

公益观察
2021-04-02
这个曾号称千亿级别的互助市场被社会公众寄予厚望,在它经历了野蛮生长、资本盛宴后,终究难逃一劫。

3月30日,悟空互助社发布公告称,2021年4月,为了给平台会员带来更稳定的保障,决定对业务进行全面升级。对于3月份内不幸确诊重疾的会员,可于4月5日前继续按前条款申请互助,悟空互助将于4月30日前完成赔案,并关停悟空互助社,届时,如会员账户内有余额,将按原支付渠道退回。

至此,近半年时间内已经有百度灯火互助、美团互助、轻松互助、水滴互助、悟空互助五家互助平台相继关停。

10年前,互联网互助业务风生水起,上百家互助平台如雨后春笋般问世;10年后,或因模式之困、或困合规风险纷纷主动关停。

这个曾号称千亿级别的互助市场被社会公众寄予厚望,在它经历了野蛮生长、资本盛宴后,终究难逃一劫,而数亿计的用户或因此失去大病治疗的保障。
 
关停潮
  
蚂蚁集团旗下蚂蚁金服研究院去年发布的国内首份《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显示,2019年,我国网络互助平台的实际参与人数达到1.5亿人,预计2025年将达到4.5亿人,其受欢迎程度不言而喻。

白皮书的调研显示,79.5%的参与者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68%的受访者没有商业保险,72%的参与者分布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网络互助也极大提升了参与者的生活安全感。77%的参与者认为,网络互助给自己带来了“保障和安全感的提升”。为了提高保障,53%的参与者会为家人加入互助计划。

但随着各大平台井喷式的发展,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对于用户而言,会遇到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扣费、分摊金额飙升、患病不赔等问题;对于平台而言,则是盈利困难,即使网络互助平台收取6%-8%的管理费,也难以维持平台正常运转,勉强达成盈亏平衡已属不易,不光是那些市场份额较小的平台的互助业务难逃一死,即使财大气粗的互联网巨头,也摆脱不了关停的结局。

2020年8月,百度旗下灯火互助发布公告,为保障用户权益,根据法律条款终止灯火互助计划,于2020年9月9日正式下线。上线不足1年、注册会员不满50万,互联网巨头的“趟水”给火热的互助业务一拳重击,也由此引发蝴蝶效应。

今年1月15日,美团互助发布关停公告称:“因业务调整,将于2021年1月31日24点正式关停。关停后,继续聚焦公司主业发展,为用户和商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

轻松互助和水滴互助分别在3月24日和3月31日关停服务。轻松互助成立至今已有5年时间,最高累计会员数超过6000万人。而水滴互助的影响面就更大了,同样运营5年之久,已经累积了8000万用户。

对于关停原因,几家平台均不愿意多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任自力撰文指出,互助产品的历史价值或功能不容置疑,但对强调金融稳定、避免金融风险的监管部门而言,是不能容忍的潜在风险。

2020年9月,银保监会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曾发布《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的文章,称有的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而平台监管缺乏制度依据,处于无主管、无监管、无标准、无规范的“四无”状态。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相互宝、水滴互助等网络互助平台属于非持牌经营,存在涉众风险、跑路风险以及社会风险,未来将纳入监管。

“法律风险是互助业务平台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们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另外,它们也不像一般的商业保险,虽说门槛低,但能够去弥补社会医保的作用并不明显。”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说。

目前,蚂蚁集团联合信美人寿打造的相互宝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但它的用户数量也在减少。据相互宝数据显示,其平台分摊人数已经从2020年11月的1.058亿减少到了今年1月的1.01亿,截至3月第二期,这个数字进一步下降到9463.49万。

相互宝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网友均持怀疑和观望态度,这种不确定性无疑也会对持续下降的用户数量造成进一步的打击。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课题组成员李倩颖认为,互联网相助平台存在的问题包括平台资质良莠不齐、虚假宣传或夸大宣传、法律和行政监管缺失等。可以通过制定准入标准和考核体系和定针对性法律政策,明确监管主体,细化监管部门责任,明确平台和用户的权责,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一关了之”。
 
不赚钱的业务

网络互助是一个互帮互助社群,当有会员生病,可以向自己参与的互助平台提出互助申请,从而得到一定的医疗费用。

这种模式起始于2011年,“互保公社”是第一家“吃螃蟹”的网络互助平台,2014年融资后更名为“康爱公社”。2016年前后,国内网络互助平台迎来井喷式发展,互联网巨头纷纷涉足,巅峰时期,互助平台达到两百多家。

自带的“公益”光环下,保障门槛低、产品充足、平台竞争充分,一大批买不起商业保险的群体组成互助人群,如果其中有人不幸得了大病,其他用户一起平摊他的治疗花费。而当平台规模效应凸显之后,用户均摊的费用会非常少。

初期阶段,不少用户持怀疑态度,但从网络上看到不幸得病的人获得数万到30万甚至更多的互助金,逐渐不光自己加入互助,还让家人也变成会员,甚至自发宣传网络互助。

相对于商业保险中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才能买到的重疾险,在互助平台只需要几十元钱就能获得数十万元的赔付,给困难家庭提供了另外一层生活保障,不管是普通消费者还是业界学者,都对其持肯定态度。  

大学生村官李娅娅被查出患有肾衰竭,她不仅通过水滴平台募得37万余元完成手术,还得到好心人精神鼓励。

以水滴互助为例,其针对的疾病主要是恶性肿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癌症。一年交多少钱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要根据加入互助计划的人数以及加入互助计划中患病需要提供互助金,如果有人患病需要帮助,系统会自动分摊,如果余额低于分摊金额,系统会提醒用户充值。

“在水滴互助,一年少抽几包烟,少下一顿馆子,就能帮助到无数患病家庭,也是一份福报。”水滴公司在宣传中这样说。

但网上不断有人反映,加了水滴互助后,扣费越来越多。水滴公司给出的解释是,此前由于加入水滴互助年轻人占比较大,且申请人数不多,随着水滴互助发展,每月帮助的患病会员人数在逐渐增加,相应的分摊额也在“合理范围内”逐步提高。

一方面,用户感受到的是越来越高的分摊费用,正挑战用户“低成本善意”的底线;另一方面,由于其本身过强的公益性质,仅靠互助产品本身很难盈利。

水滴互助会员小刘向《中国慈善家》介绍,2016年自己需要均摊的费用大约30元左右,而2019年,每份互助单年度分摊上限约为150元。一旦确诊为癌症,最高可以拿到30万元互助金。加入的前提条件是符合健康要求,而且是过了180天的等待期以后才不幸患病,才能申请互助金。

而对于平台来说,互助产品本身很难盈利,更多是在守住流量入口。而由于互助产品体验不佳,许多用户选择逃离互助模式,导致流量变现难以实现。

据了解,水滴互助平台收取的8%管理费,对自身盈利的贡献微乎其微。由于前端审核宽松,网络互助平台吸引了大量的“带病”群体,随着分摊金额的快速上涨,不少健康用户选择退出,最终形成了逆选择的循环。

对平台来说,能否有效地将短期流量导向“水滴保险商城”才是实现盈利的关键。而随着参与人数下降,极大地增加了从自有互助平台向保险业务的引流难度,盈利模式难以为继。

银保监会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在《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一文中也明确指出,网络互助业务本身就带有偏公益色彩的互助,在向商业化发展上盈利能力也较弱,总体属于亏损或勉强盈亏平衡的状态。

任自力认为,互助产品对几大互助平台而言,实质上都是一种引流或宣传工具。从相关企业的实际运营来看,随着互助产品业务发展中加入人员的逆选择行为增加,互助本身的引流作用越来越有限,运营成本(包括解决争议的成本)则在增加。

水滴公司一再向媒体强调,“互助业务此次是升级而不是关停,水滴公司的主要营收来源是其保险经纪业务。此次调整,并不会影响水滴公司旗下其他业务。当前水滴公司发展势头良好,未来也会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更多保险保障和医疗健康等方面的产品和服务。”

水滴筹一位中层员工也向《中国慈善家》解释,互助业务的关停,对公司并没有太多影响。“本来就只有十几人在运行互助业务,员工也相信(关停互助业务)不会对公司的发展产生负能量。”

“以水滴公司为例,它把互助业务关停去集中发展水滴商城,也就是商业保险,去探索一些更灵活、更多人能够参与、门槛更低的保险产品,对公司整体发展而言,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决策。”贾西津对《中国慈善家》分析。
 
牌照尴尬

自2011年诞生之日起,网络互助平台就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指出,商业保险和网络互助具有同源性,其原始形态均是成员间的相互帮助,是一种新型的健康风险分散机制。同时,网络互助不同于商业保险,在经营模式、运营角色、费用构成、争议解决等方面两者存在差异。

银保监会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也明确,网络互助平台本质上具有商业保险的特征,但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标准。因此,这一块业务处于无人监管的尴尬境地。

2020年3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规定,“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一度引发业内网络互助持牌经营的猜测。

2020年12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规定互联网保险业务应由依法设立的保险机构开展,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今年3月25日,央行、银保监会等28部门联合发布《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其中也提到,按照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的原则,持续完善监管制度,将所有互联网保险业务纳入监管。

任自力认为,相互宝、水滴、轻松等几家头部互助平台,有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会员数量,虽然每个会员交纳的费用不多,但总的资金池规模可能很大,一旦平台出现信用危机,有可能引发大的社会舆情。监管部门即使有心采取包容创新的态度,也会存在较多纠结。互助毕竟不是保险,若给予其金融牌照,对于既有金融牌照管理秩序难免会形成冲击;相关互助平台若被收编为正规军,也可能诱发更多的效仿者。

银保监明确提出,“建议国内保险监管部门将网络互助平台纳入监管,并尽快研究准入标准,实现持牌经营和合法经营。”

“政府部门要对没有经过审批的金融活动、保险活动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导致水滴等互助平台风险上升。水滴公司如果还保留合法性存在质疑的互助业务,会牵扯到整个公司其他业务和合法性。”贾西津说。

关于互联网互助业务监管方面,贾西津认为,政府需要转变思路,从倾向于审批制的传统监管模式向行为监管转变,涉及公众资金安全的事情,特别要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保障民间金融行为、保险互助行为自由开放的同时,履行好法律赋予的监管和追责。

去年,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会批准发布了国内互助行业的首个标准,这份《网络互助团体标准》建议,大病网络互助平台需要遵守四个要点:实名制、全程风控、公开透明、调查审核独立。

这给互助行业的规范发展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推动网络互助有序发展,获得业界的一致好评。 


何去何从

轻松互助发布关停公告称,会进行最后一次均摊,分摊后的余额,将在7个工作日内退回微信钱包。

水滴平台也表示,在3月31日18时前,不幸确诊的大病会员,自首次诊断之日起180天内,可继续向平台发出申请,若符合原互助条件,将由平台提供合理赔付。并按照其规划,将赠与每位客户一份保障期限1年的产品。对于在互助保障中的会员,将通过保险升级其保障。在得到同意后,将为其投保一年期、最高保额50万元的健康险(水滴健康保),保费由平台承担。

与轻松筹给出7天过渡期相比,水滴应对互助计划关停给出的解决方案,无疑需要更高成本。

最近关闭的悟空互助社也采取了此前水滴互助宣布终止业务时的方案,即互助关停后赠送健康险,“对所影响到的互助保障期和等待期的会员赠送一份重疾险保障,保费由平台承担”。不过,悟空互助社并未披露相关保额。

在关停之前,美团互助共分摊了18期互助金,参与分摊的会员数量超过1500万人,获得互助的会员人数为384人。美团互助并没有公布累计分摊了多少互助金,按照平均一个用户获得9万元的互助金来估算,估计在3400万元左右。

而水滴互助在关停之前,约有1200万会员,而对于关停前确诊大病的互助会员,水滴互助和美团互助的规则一样,预计后续的赔付总金额也会超过数千万,救助人数超过2万。

“互助业务关停后,公司向用户所做的一些承诺,包括赠送健康险等成本不低,也是一种安抚、慰问的性质,既然相处不下去了,分手也要体面。”水滴公司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慈善家》。

不过,再体面的分手也是分手。对于个人而言,和失去大病保障相比,这点“分手费”可谓杯水车薪。

不可回避的是,社会在大病救助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需求。民政部内部人士向《中国慈善家》透露,国家医保局的信息显示,医疗救助方面国家财政(去年)拨付200多亿元。“对于需求来说,这肯定是九牛一毛,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网络互助有助于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民间互助平台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在如此巨大的需求之下,接下来网络互助业务是否还能重新激活,备受关注。《中国慈善家》注意到,去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波“惠民保”热潮。截至去年年底,不足一年时间,该产品保障已惠及超过2600万人,总保费收入超过10亿元。
  
“保费不到100元、保额超过100万元……”这样的宣传口号和互联网平台互助产品的宣传相似,但惠民保独具优势,即“政府主导、商保承办、自愿参保、多渠道筹资”。

数据显示,2020年已有近百个城市落地“惠民保”,呈现出“多点开花”新形态。
  
“惠民保有政府背书,政府主导解决了合规性问题,市场参与调动了市场的积极性,相当于政府接替了互联网互助业务,风险可控,理赔也会更有保障。”前述民政部人士说。

本刊记者/温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