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会吗?软件匹配的那种

社会新闻
2021-02-14
“这里几乎没有人认识你,你的领导、家人、同事都不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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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聊下去的欲望,应该不会再见面了。”

在北京国贸的一家咖啡厅,26岁的姚洋刚与约会软件匹配的男性用户一起喝了咖啡。这是她通过约会软件线下约见的第六位对象。

“热爱电影、极限运动”“希望寻找一段稳定的关系”,这些个人资料与姚洋的要求高度吻合。对方的言谈举止也显示出良好的教育背景,但是姚洋明显感觉与这位男士话不投机。

即时约会软件正改变着人们的约会和交往方式。

大型商业数据平台Statista的资料显示,到2019年底有超过2亿活跃用户使用约会软件,约40%的单身成年人在其中寻找伴侣,有25%的新婚夫妇因约会软件而相识。

在中国,社交App“探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在“Z世代”(出生、成长于1995年至2009年之间的人群)的婚恋过程中,社交软件扮演着重要角色。四成受访者表示和探探上认识的朋友谈过恋爱,67.1%受访者认为社交软件比传统恋爱渠道更加有效。
 
“左滑”“右滑”
 
姚洋一直以来都在文科院校读书,身边的男性“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工作后,由于交际圈狭窄,她认识的男性依然有限。出于开拓社交圈的目的,一年前她开始使用约会软件。

她最常用的是“Tinder”和“探探”,两款软件的使用机制几乎一模一样:用户在注册时需要填写出生日期,在个人资料中可以填写自己的毕业院校、兴趣爱好标签、个人介绍等,每人有上传多张照片的权限。

App界面每次只出现一个人的资料卡,使用者凭着对方展示的照片和简短的文字介绍迅速判断自己的喜好。左滑代表不喜欢,右滑代表喜欢,上滑则是非常心动(Super Like)。如果对方也为你“右滑”,那么双方则配对成功,可以互发消息进行进一步了解。

在Tinder上,可以看到多样而有趣的个人介绍。

有人将喜欢的导演、书籍列出来,写明“如果这些名字里没有一个认识的那还是不要右滑了”;有人分享正自费拍摄某中部省份渔民上岸的故事;有人则直接写自己注册的目的是“进行人间观察”……

但与此同时,这些用户又呈现出高度的同质性:大部分有海外教育背景,从事金融、法律、互联网等行业,爱好小众音乐,喝威士忌,掌握多门语言,喜欢滑雪、冲浪、健身。

“到了冬天,每个人就像住在山里,天天滑雪。”姚洋曾经连续刷到十个标记喜欢滑雪的用户,“很容易发现刷到的人大部分是中产家庭出身、大多有海外背景。”

Tinder用户中一直流传着“国外用探探,国内用Tinder”的说法。

宾羽在法国留学期间开始用约会软件“探探”,学校所在的城市远离巴黎等大都市,中国留学生较少。她希望来自国内的约会软件能让她认识更多的华人,多交些朋友。回国后,她使用Tinder的时间大幅提高。“Tinder中遇到自己感兴趣的人的可能性会更高。”

宾羽在2020年初回到国内,在外求学、生活多年,她在北京几乎没有朋友。在疫情期间,寄希望于Tinder,从线上开拓交际圈,多认识有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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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软件满足了部分人的窥私欲,另一方面人们也一直有着旺盛的社交需求。”

在宾羽看来,约会软件中男性与女性的交友目的并不相同。“女孩子很容易约出来一起吃饭。但男性更多地抱有发展两性关系的目的,不管是一夜情还是稳定的恋爱关系。他们会很困惑我为什么有伴侣还会约他们出来见面。”

数据同样说明问题。“探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探探”用户中,70.7%的男性受访者表示越快脱单越好,女性受访者选择越快越好的只有44.9%。此外,在被问及恋爱动机时,30.7%男性受访者选择“为了找到婚姻的另一半”,而女性受访者选择“为了找到婚姻的另一半”的仅占18.8%。
 
被技术放大的社交欲望
 
疫情期间,安吉重新开始使用Tinder。

安吉的男友是美国人,受疫情影响,两人无法见面。安吉和男友商量开始实行“开放式关系”(open relationship),Tinder自然而然成为她寻找约会对象的平台。

安吉在英国利物浦留学期间用过Tinder,彼时在她看来Tinder就是寻找性伴侣的平台,用户的图片也具有非常强的性意味。但在国内,她发现大家有了交友、约饭等更多元化的需求。“我能感受到那种展现自己的迫切。”

安吉曾经认为,在约会平台上寻找朋友的想法“很好笑”。她觉得,人们很难通过几张照片和几句介绍去选择朋友。但后来她意识到,约会软件也许为普通人提供了最大的展示机会。

这里几乎没有人认识你,你的领导、家人、同事都不会用,只有在一些方面与你相似的人才会用。约会软件满足了部分人的窥私欲,另一方面人们也一直有着旺盛的社交需求,只是在疫情之前或者大家在为现实生活焦虑时,压抑了这一需求。”安吉说。

约会软件往往基于手机定位匹配合适的对象,半年前姚洋正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刷Tinder。和一位男士匹配成功后,她发现软件上两人的距离显示仅有一公里。聊了几句后,两人惊讶地发现他们当时正在同样一间酒吧。

安吉也曾遇到类似的情况。在和一位用户匹配几天后,对方忽然发消息给安吉,告诉她他们现在距离只有一两公里,这让安吉感到后怕。“这说明对方至少在持续关注我的位置信息。”

虽然Tinder的消息系统不支持发送图片,但由于用户可以设置与外部社交平台相连,任何人都可以通过Tinder资料页面直达用户的外部社交平台主页。安吉就曾经在图片分享平台Instagram上收到过男性暴露生殖器的照片,她不得不在社交主页发文警告才避免被持续骚扰。

“一个软件一旦被设计出来,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最开始的认识,但如何使用软件是后续由大家自身决定的。”安吉说。
 
超级都市中的亲密关系
 
姚洋觉得自己使用约会软件后最大的变化是变得更自信了。

面对匹配对象各种各样刁钻的提问和难以回答的寒暄,姚洋应对起来轻车熟路。有人和她谈论对社会事件的看法,面对不同意见她会更有勇气反驳。“我觉得在约会软件中我更有自主性,也更为自己的特质、思考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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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软件正变得多种多样。

2016年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陈力深在广州进行了田野调查,与三十多位约会软件的用户进行深度访谈,研究中国城市中新兴公众、性别等议题在约会软件中的体现。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交友软件让女性在性上寻找新的挑战,或者去了解自己的身体,这是女性赋权的一种体现。

安吉和宾羽不约而同地提起了一款新约会软件“橙”。这款软件强调女性用户的主体地位,女性可以给不喜欢的男用户扔炸弹,被炸多次的男性会直接在平台“死掉”。

“橙”的团队来自于社交平台“即刻”,即刻COO林航曾公开表示,“橙”希望能够将女性从交友软件上总是被凝视的状态里解放出来。

约会软件正变得多种多样。但对姚洋来说,在大城市发展亲密关系依然困难。她曾在约会软件认识了一位约会对象,两人能感受到互相的情感,但对方只是从新加坡的公司派驻到北京一年,未来两人的人生轨迹可能不会再有交集。“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所以他并不想有任何确定的男女朋友关系。”

“在北京,距离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跨区就像是异地恋。”Tinder用户米娅告诉《中国慈善家》,亲密关系难以持久的困难还在于,在巨型都市人们往往能够认识更多有趣的人,而约会软件为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和一个感兴趣的人聊天,如果没有那么投机,就可以飞快地换到下一个。”

刚接触约会软件时,姚洋充满了好奇和兴奋。软件推送的男性用户业余爱好丰富,不少人与姚洋审美品味、观点类似。“你会越来越好奇,划过的下一个用户是什么样的。”

最多的时候,姚洋一天花在约会软件的时间达到两个小时。但疲倦也很快到来。使用三天后,姚洋觉得刷到的用户资料很难再吸引她的注意,匹配成功的近四十个男性用户大部分只停留在互相打招呼的阶段。“我觉得自己的吸引力迅速被下一个对象的资料吸引,很难重视与他们的交流。”

现在,姚洋只会在无聊时打开约会软件。每次只会刷刷照片,时间控制在五分钟内。也很少再向右滑,除非遇到了真正心动的匹配对象,她才会主动邀约在线下见面。

文/本刊记者 樊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