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团:我们需要超越性思考

善意星球
2021-02-08

“中国人传统家国一体的情怀是渗透在血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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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慈善家》:你说过,2008年是中国志愿者元年,2020年是中国专业志愿者元年。这对于中国的公益慈善意味着什么?

杨团:在抗疫中,很明显,很多人需要的不是普通志愿者,而是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工师。专业志愿者往往在大灾中能够展示他们无穷的威力。

在常态化情况下,以乡村振兴为例,太多的事儿其实是专业的事儿。例如,怎么去帮助农民把农产品卖出去?怎么让农民愿意用生态肥料?怎么去做农产品加工、标准化和品牌化?怎么去帮助农民建立合作组织,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

但现状是,专业的人既多又少——这样的人才很多都在学校,而在农村真正需要他们的岗位上却没有人。在农业技术方面,目前在农村有所谓的7站8所,可是,它们根本招不进人来。之前我去过的一个农技站的站长告诉我,15年来没有进过一个新人。这样的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全中国到处都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专业志愿者不仅在疫情中很重要,也关系到中国今后几乎各项事业的发展。

《中国慈善家》:在后疫情时代,中小社会组织要怎么实现应变和超越?

杨团:疫情中iWill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两三个人就能够通过平台加中台的管理方式,将一二三线三师联动的方式有序地组织起来。那么我们的社会组织有没有可能为了乡村振兴,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也找准目标来做?iWill这样的一种组织结构,跟我们原有的社会组织的结构是非常不相同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联盟和平台。这里边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做超越性思考。

《中国慈善家》:你之前提到,正在对iWill的模式进行顶层设计。现在进展如何?

杨团:思路是有的,方案也有,但具体的操作计划并没有完全出来。主要原因是缺资金。

《中国慈善家》:你曾经说,公益行业这个提法有问题。如何理解?

杨团:我们现在把公益行业限定为三类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和领导者、志愿者、企业的一些公益部门和公益慈善研究者。画的圈就这么大,那么其他人呢?举例来说,一说到乡村振兴扶贫,大家会想到公益组织做的一些留守儿童、妇女的项目;但是一提到乡村振兴合作社,就会被人认为搞经济想挣钱,不是公益。所以我经常说,公益要打破公益,公益行业要打破行业。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责任?

杨团:很多人说,知识分子要有知识分子的骨气,要有知识分子的一种对事物深究的气质和能力,要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知识分子既要有中国传统当中的士大夫精神,又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保卫者、捍卫者这样的品格。所以舆论界、理论界给予了知识分子很高的期望值。

在我看来,能够格的人实在不多。我倒是觉得,真正可以普及的,是对本土经验知识的认可。那些人无所谓有没有上过学,但是他的知识是被实践、土地认可的知识。这是一个地方经验的知识,我们通过对它的深挖,让这样的知识能够传播出去,是对中国的激励,也是对世界的激励。这样的观念,是值得去普及的。

《中国慈善家》:疫情给你带来什么思考?

杨团:疫情导致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时期,社会治理矛盾多,发展目标已经转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疫情之后,中国形成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走向融合的新体制,即平战结合,生产和生活要和抗疫结合。乡村振兴全面启动,成为国内国外两个大循环的基础。

互联网正在加速全球数字化进程,在淘汰传统行业的同时,加速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些变动都为社会组织带来了新的需求和挑战,社会组织应该思考如何应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

疫情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研究价值的机会。中外抗疫成果的反差带来了价值观的巨大颠覆。中国的抗疫经验体现了典型的家国一体同构、公私一体同构的理念。有人认为,行政指令侵犯个人权力,但实际上中国人传统家国一体的情怀是渗透在血液中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重新思考并加以深入研究。 


文/本刊记者 樊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