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2020年度人物 | 郎朗:休止符与新乐章

明星公益善意星球
2021-02-04
他不装,不打算走高冷艺术家的人设,也毫不掩饰自己在音乐风格上、事业上的野心。

图片
郎朗 1982年生于沈阳,是首位受聘于柏林爱乐乐团和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的中国钢琴家。以音乐事业为起点,他同时热心教育、慈善领域,并分别于2008年、2018年成立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会和北京郎朗艺术基金会,为青少年、残障儿童带去音乐和快乐。
图片
获奖理由

他称自己是音乐界的全能型选手,在公益领域却严重“偏科”。钢琴、教育、慈善,在他的事业版图上鼎足而三。音乐是所有事情的基石,音符构筑起他的慈善世界。他用精湛的专业能力让青少年和弱势群体感知音乐的快乐,建立生命的自信。从22岁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亲善大使,他在国际舞台上积累了经验和国际视野,也更看重平台的重要性。以他名字命名的音乐基金会已有十余年运作经验,如今正以“中国速度”造福本土青少年。唯有系统和坚持,能让爱心行稳致远。

双子座的双重性格在郎朗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雅与俗、静与动、古典与综艺、商业与公益……不管外界如何褒贬,他总能把这些融于一炉并且自得其乐。上一秒还在台上阳春白雪,走下舞台又瞬间做回那个大大咧咧、带着浓郁东北口音的准中年,仿佛从纽约的高档西餐厅一步跨入沈阳的街边烧烤摊。

他不装,不打算走高冷艺术家的人设。也毫不掩饰自己在音乐风格上、事业上的野心,就是要做一个全能型选手,做音乐世界里的海陆至尊——牛排龙虾(Surf and Turf)。

2017年,手臂炎症迫使他休息了一年多,也用那段时间重新思考自我、钻研新风格。如今,伤愈复出的他依旧是全球乐坛、慈善音乐会上不可或缺的中国面孔。

当全世界的音乐行业因疫情遭遇毁灭性打击,郎朗依旧是职业音乐家中的幸运儿,发行专辑、举办独奏音乐会。同时,他也知道如何快速切换,用其他工作快速充实自我——以音乐抚慰人心,用行动帮助更多人——在他眼中,公益重要且珍贵。

即将迈入不惑之年、又踏入初为人父的新阶段,个人经历和大环境都让他有了沉静下来的勇气与智慧,用暂时的休止迎接生命的变奏。

停顿

2021年1月7日,沪上寒潮来袭。

浦江东岸,巴赫的大型键盘作品《哥德堡变奏曲》在东方艺术中心再次奏响。近三百年前的巴洛克音乐从郎朗指尖流出,约90分钟的演出如同一次神游,带听众领略纵横交错的音乐景致。

按照音乐史上主流的说法,这部巴赫晚期作品是受邀为长期失眠的伯爵而作,御用钢琴师哥德堡以此陪伴主人捱过无眠的漫漫长夜。如今,在被疫情席卷的世界,在“新世纪最冷的一天”,这首大型的曲目上演又别有一番况味。

对郎朗而言,《哥德堡变奏曲》是2020年的重中之重,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虽然不复每年140场独奏音乐会的盛况,但这位伤愈复出的钢琴家的行程表依旧密密麻麻。2020年1月,他第四度走上格莱美、第六次亮相春晚。3月,他赶在疫情全球蔓延之前录完了《哥德堡变奏曲》,用他的话说“如果晚两个礼拜可能就泡汤了”。

3月1日,德国威斯巴登,郎朗经历了人生中最紧张的一场演出。《哥德堡变奏曲》是纯德国风格的音乐作品,到场的听众不仅有郎朗德裔妻子吉娜的娘家人,更有巴洛克音乐的“娘家人”。高难度的挑战让长时间没开独奏音乐会的他压力山大。让他不安的还有,当时中国国内已经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至暗时刻,可是在欧洲人们还没有当回事,到场的听众没有人戴口罩。

一曲终了,向来乐观开朗的郎朗潸然泪下。一席《哥德堡变奏曲》,伴随他走过了28年的钢琴生涯,也如同他音乐之路上的变奏曲。

图片
深圳郎朗国际钢琴艺术节。图/受访者提供

当他还是10岁的琴童时,就已经能够弹奏这一大部头作品,但那时只是把它当成练习曲来挑战。1999年,17岁的郎朗在拉维尼亚音乐节临时被替换上场后一战成名。当夜,凌晨两点才开始的私人音乐会上,郎朗凭记忆和感觉弹奏了《哥德堡变奏曲》。钢琴家艾森巴赫听后称赞他“用微妙的处理差异形成了一个音乐家的个性”。但是,他鲜明的个性也颇受争议。他需要用更大的力气、更多的作品去说服挑剔的耳朵,比如不喜欢炫技型表演的欧洲、日本听众。

30岁的时候他想过录制《哥德堡变奏曲》,但那时的他正如日中天,忙于各种演出,录制自己驾轻就熟的浪漫派风格作品。

因受伤而暂停的事业给了他一次整理自我的机会。2017年4月,郎朗因左臂炎症取消几个月的演出安排。同年10月,他受邀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当时他只能用一只手弹琴。

国际乐坛和媒体一直高度关注这位中国钢琴巨星的走势。《南华早报》质疑“中国明星钢琴演奏家郎朗将因手臂受伤告别舞台吗?”《纽约时报》两度撰文关注这位中国钢琴家的伤势和复出情况。2018年7月,郎朗在坦格伍德音乐节复出,他说“一切又像做了一场梦”。

因伤蛰伏的那段日子,郎朗一头扎进了巴洛克音乐的世界,在巴洛克音乐的故乡徜徉、沉浸。他游览汉堡、科隆、莱比锡等地的博物馆,拜访巴赫、舒伯特等作曲家的故居,想象巴赫创作时在一楼仰头聆听乐手演奏的声音从二楼高处传下来的情形。

“通过两三年的学习,我现在能听懂什么是巴洛克音乐了,而且也能弄明白自己弹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对我来讲很重,我需要这样静下来的时间来真正地深挖、深耕巴洛克风格。”

他把那段日子称为“治愈期”,除了专业上的学习,他还坚持锻炼身体,在黑白片里品味人生。一部名为《淘金者》的老电影让他印象深刻,主人公费尽心机想着如何挖金子,谁料最终所有的金子被一场大风吹跑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让郎朗得到心灵的释放,也让他放下自我。

再度出发,他觉得跟从前的自己很不一样了。听者也能从他的音乐里感受到蜕变,2018年一位乐评人在听完他的现场演出后评价说,“郎朗的演奏已由让人兴奋变为让人感动,进入了他人生的花园里。”

2020年3月录完专辑,9月份正式出版发行。其间,独奏音乐会也相继在各地上演,价值200多万的施坦威专属钢琴伴随他南征北战。然而疫情之下,除了德国的首场演出之外,国内只在北上广深、成都、西安等地上演了少数场次,计划好的70多场全球独奏音乐会被无限期推迟。

“这就是天塌下来全世界一起扛的事”, 经历了个人事业的短暂波折,他也以更达观的心态看待大环境的变化。他不打算抱怨,快速切换自己,充分利用疫情期间无法演出的空闲,做音乐导师、上综艺节目,通过多种平台在线上传播音乐。

回音

“2020年太难了,2021年可能更难,但是音乐能给人们带来舒缓和治愈。”身为钢琴家,他庆幸自己的音乐依然被世界所需要。

在全球音乐行业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他是为数不多能继续发专辑、开音乐会的音乐家,甚至成为国外同行羡慕的对象。在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重要时刻,他依旧是国际场合不可或缺的中国面孔。

2020年4月19日,“四海一家”(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慈善音乐上,他压轴出场,为Lady Gaga、安德鲁·波切利等国际巨星钢琴伴奏,一同亮相的还有妻子吉娜。

郎才女貌的完美组合、高朋满座的“凡尔赛婚礼”让这对新婚夫妇屡屡成为娱乐圈热门话题,但是当疫情到来的时候,他们也慷慨解囊捐资百万,为抗击疫情助力。

图片
2020年10月8日,郎朗在汶川七一映秀中学参加郎朗艺术基金会捐赠仪式,与学校的孩子们在一起。图/受访者提供

作为公众人物的善举之外,他更看重是长远的平台建设。

2004年5月,22岁的郎朗受邀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亲善大使,同年8月以大使身份访问坦桑尼亚。在被饥饿与疾病困扰非洲儿童中间,他用音乐这门没有国界的语言给孩子们带来快乐。非洲之行也开启了他的公益慈善乐章,参与公益演出、担任公益大使、为灾区捐款、举办公益大师课都成为他的常规动作。

亲善大使的身份让他近距离了解了国际基金会的运作方式,同时也意识到必须有自己的平台才能去真正完成一些想法。2008年,经过4年的历练后,他觉得时机成熟了。那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郎朗弹奏了长达8分钟的钢琴曲《灿烂星空》,“我觉得那是好时候,全世界都认识我,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影响力大。”

花旗集团前董事长兼CEO桑迪·威尔(Sanford I.Weill)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也是卡耐基音乐厅的基金会主席。他听过郎朗在卡耐基音乐厅的演出,觉得这个男孩就是古典音乐界的“老虎伍兹”。他也欣赏郎朗的公益理念和举动,“很多音乐家都说自己想把音乐带给大众,想让更多的人来学习音乐,但真正做到的音乐家非常少。郎朗言出必行,他付出了实实在在的时间、精力、才华和金钱。” 

桑迪·威尔建议郎朗成立自己的基金会,两人一拍即合。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会应运而生,这位蜚声国际的年轻钢琴家有了自己的公益慈善平台。扶上马送一程,桑迪·威尔不仅亲自出任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会主席,还为初创团队提供了办公场地和大量的人脉资源。

金融大鳄的力挺让基金会有了良好的开局,但对于这个年轻人而言基金会完全是一部新乐章,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从何下手。十几年后回想当初,郎朗告诉《中国慈善家》,他们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去摸清门道,最重要的是组建了强大的12人理事会,以及由此带来的强大筹款能力以及项目、音乐会运作能力。

2008年汶川地震后,郎朗的父母帮他张罗为灾区捐款,同时他本人也以国际基金会的名义联合施坦威钢琴、纽约爱乐乐坛拍卖了一架红色的施坦威钢琴,将善款捐赠给汶川。2014年联合国日,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与联合国新闻部共同举办“郎朗和朋友们”音乐会。

经过多年耕耘,郎朗国际音乐基金打造了“灵感的琴键”“青年学者”“101钢琴家”等品牌项目,成为国际乐坛独树一帜的音乐教育基金会。2018年,郎朗带着在国际基金会积累的经验和模式回到中国。

十年的经验让事情顺利了许多。2018年年底,北京郎朗艺术基金会成立后的首场慈善音乐会筹款额就达到了1400万元。对于一个新成立的基金会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这笔款项足以资助40所公立学校展开音乐教育。

虽然成立只有短短两年,但北京郎朗艺术基金会以“中国速度”快速发展。“这两年至少相当于在国外的六年。”郎朗说。

理事会模式被复制过来。与国际基金会如出一辙的是,广结善缘的郎朗也请来金融大鳄为其鼎力相助: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担任基金会主席,同时担任理事的还有王石、王卫等商界大佬,实力雄厚的理事会为基金会提供了资金、人脉上的有力支撑。

公益旗舰项目也被复制到国内,“灵感的琴键”更名为“快乐的琴键”,为贫困生、打工子弟、留守儿童及自闭症儿童较多的学校带去体系完备的音乐大礼包,从智能钢琴到软件、教材、师资培训一应俱全。根据基金会2019-2020年报,截至2020年底,“快乐的琴键”共捐赠50所学校,覆盖全国17个省、38个市(州)。

即便受到疫情冲击,“快乐的琴键”在2020年依然没有停止爱心的脚步。1月初,完成在内蒙古的首次捐赠后项目因疫情而中止,但是等到下半年新学期开始时,又在云南、川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落地生根。朗朗也现身西部的校园,与孩子们一起寻找音乐的快乐。

北京郎朗艺术基金会CEO宋赛赛告诉《中国慈善家》,作为基金会的灵魂人物,郎朗看重的不仅是音乐启蒙,更是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用快乐的方式、快乐的音乐陪伴着孩子们成长,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心灵。”这位负责人说。

除此之外,项目还长期针对视障、培智儿童等特殊群体展开音乐启蒙,帮助他们打开内心世界。2020年,基金会与华东师范大学的专家团队达成合作意向,开展自闭症儿童音乐治疗专项研究。“把音乐的种子撒在孩子的心里”,宋赛赛对《中国慈善家》表示。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即便在被疫情困扰的时候郎朗也没闲着,他与志同道合的捐赠人保持沟通,以期将“快乐的琴键”教室带到更多有需要的地方。采访中,郎朗豪迈许下心愿:2021年再捐100所学校!底气源自他近期又签下一笔“大单”,有地产企业有意进行大额捐赠。正如他所说,做公益这件事也是会上瘾的,多做一点是一点。

图片
2020年10月8日,郎朗在汶川参加捐赠仪式,并来到汶川特殊教育学校,为患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上了一节特别的音乐课。图/受访者提供

新生

“有很多优秀的钢琴家在40岁左右就突然消失了,我不要这样。”正是出于对人到中年停滞不前的恐惧,郎朗给自己下了“死命令”,一定要走出舒适区,挑战新风格。“我还是渴望胜利,欲望还是很强,想往新境界走”。

曾经的天才少年走到了为人夫、为人父的新阶段,他要为自己的下一个20年闯出一条新路。他选择了再次挑战巴赫的键盘作品,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全世界都会看他的笑话。

“这是一部纯火候的作品,要上点年纪才能弹。”他会不厌其烦地向采访者讲述《哥德堡变奏曲》如何致广大而尽精微,他又如何在每场演出中玩尽花样排兵布阵,如同三头六臂的大章鱼。讲到兴奋处,他的眼珠子都好像要夺眶而出。

在古典音乐界,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是,钢琴家很少横跨德奥和东欧两大流派。“霍洛维茨不会去弹巴赫,古尔德也不会碰拉赫玛尼诺夫”,他以琴坛名宿举例。但是从拉维尼亚音乐节开始,郎朗就希望自己不仅能弹好东欧斯拉夫作品,还能弹好西欧的德奥派作品。

他从小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全能型选手,什么作品难弹就挑战什么。人到中年,他的全能风格也是一把双刃剑,“像我这样什么曲子都能弹的全能型音乐家,到一定时候选择性其实小,不像一些因某种鲜明风格而确立自己声望的演奏家。”

就在全世界困顿与新冠疫情的时刻,他成功超越自我,也对未来充满信心——虽然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艰辛。

2016年,郎朗有机会与爵士钢琴大师Herbie Hancock合作格什温的经典作品《蓝色狂想曲》。年逾七旬的大师曾经郑重其事地跟他说:“你知道吗,郎朗。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好,音乐也是,生活也是。”快到四十岁的当口,郎朗再次想起大师的这番话。

2020年末,傅聪因新冠肺炎溘然离世,在追忆这位亦师亦友的长者时,郎朗用“赤子之心”“清流”来形容对方。2021年1月7日的独奏音乐会上,他在返场时特地为已故的傅聪先生演奏了一曲舒曼的《梦幻曲》,演奏完毕,他做了一个向天空致意的手势。

赤子之心有不同的呈现形式,有人静水深流,有人热情洋溢,郎朗偏向属于后者,亦有可能兼而有之。

曾经导演过《美丽心灵》等经典之作的好莱坞导演朗·霍华德(Ron Howard)将导演郎朗的传记电影《千里之行》,讲述他在18岁之前的故事。剧本已经完成,却因为疫情无法到中国进行拍摄,影片最快也要在2022年才能问世。

这已经不是关于郎朗的第一部电影,但是和以往一样,他希望这些电影都能激励年轻人勇敢追寻梦想。“这是一个能让你相信梦想的电影。我能走到今天反正我是做梦都没想象到,虽然也喊了一些口号,从小要怎么怎么样,但那只是喊口号。我没想到自己能走那么远,真像做梦似的。所以这个电影里是我真实的故事,不是编出来的,它能让很多人点燃他们对生活的向往。”

至于《哥德堡变奏曲》,他还打算在50多岁和70多岁时再各录一次。他在解释这首曲子在经历了30个变奏回到主题时说,就像人生之路走了一遍,在晚年回味一辈子。郎朗曾说,对他而言音乐是热情,公益是情怀,眼下他还在这两条道路继续奔跑。“时间能证明一切,我得不停地弹。”

文/本刊记者 程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