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世界亟待一场“大重构”

人文国际
2021-01-30

“大重构”不是一场革命,也不是向某种新意识形态的转变,而是朝着一个更具弹性、凝聚力和可持续性的世界迈出务实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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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德】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法】蒂埃里·马勒雷(Thierry Malleret)

中信出版集团/2020-11


1月27日3时22分,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亿人!这是一个如此庞大的数,它意味着全球75亿人,每70-80人中就有至少一个感染过新冠肺炎,让人触目惊心。 


在这场空前的危机中,人类社会的创伤和裂痕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远弗届,传统的国家治理、经济运行和社会交往的方式被颠覆,全球深陷“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社会动荡、贫富分化、合作乏力、领导失灵等问题尤为凸显。


在未知与恐惧中,人们不禁问: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危机过后,全球大势将是如何?今天各国须付出何种努力?


1月25日至29日,素有“经济风向标”之称的世界经济论坛,以线上方式举行“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位政商界和社会组织领导人,探讨如何应对新冠疫情下全球面临的挑战,寻求推动经济复苏的方案。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在开幕式上表示,2021年是关键的一年,是重建信任、塑造未来世界格局的一年,必须要在与新冠疫情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现在是重置政策的最佳时机,共同迈进和平、繁荣的世界。


这里的关键词是“重置”(reset),牛津词典的释义是,“重新安置,将……恢复原位”(to place something in the correct position again)。


两个月前,施瓦布的著作《后疫情时代:大重构》(英文COVID-19:The Great Reset)以中文出版,其核心观点是:新冠疫情加速现代危机发生系统性变化,任何小修小补或重走老路的政策都无济于事,战胜危机与挑战,人类亟待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对经济、政治和社会进行“大重构”(Great Reset)。 


“白天鹅”是怎么飞起的


一场大流行病何以掀起如此严重的危机?若要提出有效的对策,首先要对危机的根源和本质具有准确的认知。这本书首先提出,当今世界运行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剧变性和复杂性。根本上讲,新冠病毒之所以产生如此强大的威力,是由今天人类社会的特点决定的。


若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流行病并不是什么新鲜之事。人类的历史大约有20万年,最古老的细菌已存在数十亿年,病毒也有至少3亿年的历史。这就意味着,大流行病伴随人类一直存在,引发持久甚至彻底的变化。瘟疫产生巨大破坏性,引燃社会动乱,造成群体冲突,导致军事失利,但也会激发创新、重划国界和铸就革命之路。


14世纪的黑死病笼罩欧洲,全欧约1/3的人口染病死亡。为了控制瘟疫传染,这一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封禁措施,“隔离”一词的英文“quarantine”来自意大利语“quaranta”(意为“40”),隔离40天成为当时政府最早的公共卫生制度化的措施之一。历史学家认为,黑死病终结了中世纪,是近代文明的开端。但毕竟发生在前工业社会,到了工业时代特别是信息时代,流行病的传播速度和影响程度,远非黑死病所能相比。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和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人类社会处于“超级互联”的状态。新冠疫情危害之烈,皆因今天社会环境使然。


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的比喻:“地球上的70亿居民不再生活在100多艘互不关联的船(即国家)上。相反他们生活在同一艘船上的193个独立客舱中。”因此,人类面临的每项风险都可能引发和强化其他风险,从而造成连锁反应。传染病风险必然会对全球治理失灵、社会动荡、失业、财政危机、非自愿移民等风险产生直接影响。这就是系统互联的传导现象,孤立地评估风险、解决问题都是徒劳之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未能预见次贷危机(2008年)和“阿拉伯之春”运动(2011年)。


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还创造了一种即时文化。无论是危机、社会不满、科技发展与应用、地缘政治动荡、金融市场,还是传染病的传播扩散,一切都在瞬息万变之中。


全世界网民数量如今已超过半数人口(占比为52%),而20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8%。2019年全球售出超过15亿部智能手机。物联网(IoT)现在实时联通220亿台设备,涵盖汽车、医院病床、电网、水站水泵、厨房烤箱和农业灌溉系统,等等。新冠病毒就暴发在这样一个互联的社会。2020年1月在中国开始扩散,3月就席卷全球大部分地区,感染病例以指数级速度增长。迅猛而来的冲击让公众猝不及防,也让决策者难以即刻做出反应。


新冠疫情的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的,许多专家将其错判为“黑天鹅事件”。但实际上,这是一起“白天鹅事件”。


塔勒布在2007年出版的《黑天鹅》一书对“白天鹅事件”明确定义:确定性极高且最终会发生的事情。确实如此!多年来,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和比尔·盖茨等个人,一直警示人们暴发大流行病的风险,但没有引起各国的重视。大流行病本身不是“黑天鹅事件”,但它带来的某些后果有可能招致此类事件。当疫情持续导致失业率飙升、企业破产、社会动荡、政党下台,我们很难预见这一反应链条最终会发生什么。简言之,复杂性限制了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


在一个相互关联、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试图控制单一风险的“孤岛思维”已行不通。所以,施瓦布在线上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呼吁,我们必须要团结在一起,把握住契机,迈入合作时代,打造更好的世界。既然人类同在一艘船上,各国就必须同舟共济,才能渡过难关。


重新思考资本主义


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二战”以来最大的破坏。这一流行病已引发了一场世代未见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并加剧了不平等和大国关系等系统性问题。那么,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思?


联合国于1月25日发布《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4.3%,远超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萎缩幅度。2021年全球经济将温和复苏,增幅预计为4.7%。报告还显示,疫情使1.31亿人陷入贫困,其中许多是妇女、儿童和边缘化群体。去年9月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疫情对宏观经济的重大影响可能持续40年之久,从而大幅降低世纪经济效益。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警告称:“一切都取决于疫情将持续多久,疫情如果长期存在,必将成为所有金融危机的根源。”


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的《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警告说,疫情加剧了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拉大了长期存在的健康、经济和数字鸿沟。未来几年,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结构性需求疲软,债务负担加剧、零利率和负利率、财富分配失衡。因此,全球经济能否摆脱疫情影响,实现经济复苏,不仅取决于当前刺激措施和疫苗推出的速度,还取决于结构性经济改革的效果。


全球疫情造成的深刻冲击,强行按下了社会活动的暂停键,促使我们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


“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大部分社会进步归功于创业的冒险精神、追求创新的商业模式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但是经济增长红利越来越向资本占有者倾斜,后疫情时代将迎来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实现财富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以及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转移。可以说,新冠疫情可能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


施瓦布在书中提醒我们正视和重估全球经济体系的负面部分,其中最主要的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过去几十年,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侵蚀了工人权利和经济安全,引发了放松监管的竞赛和毁灭性的税收竞争,并使大规模的全球垄断重新出现。必须重新考虑“资本”一词的含义,无论是涉及金融、环境、社会还是人力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欧以至中国在去年以来发起的针对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行动,绝非偶然为之。


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公司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义的早期倡导者,他在开创股东至上理论的同时,也认为一家上市公司不仅仅是商业实体,而且是一个社会有机体。施瓦布在书中也强调了利益相关者理念和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实现开放、有韧性、可持续发展。从消费者的角度,不单追求以低价得到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而且期望公司和企业为社会福利和共同利益作出贡献。


本书还强调了技术在后疫情时代扮演的重要角色: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经济活动的数字化。近年来的技术进步为各国提供了应对当前危机所需的工具,包括通过快速发展疫苗、新疗法和个人防护设备。后疫情时代,各国需要继续投资于研究和开发、教育和创新,同时建立保护措施,防止滥用技术。


新冠危机又带来什么启示?在施瓦布看来,是政府、企业或民间社会团体单独行动无法应对全球性的系统性挑战。我们需要打破这些领域之间的隔阂,开始建立公私合作的制度平台。年轻一代必须参与这一进程。施瓦布认为,我们需要的“大重构”不是一场革命,也不是向某种新意识形态的转变,而是朝着一个更具弹性、凝聚力和可持续性的世界迈出务实一步。全球体系的一些支柱将需要更换,而另一些支柱则需要修复或加强。


世界站在十字路口


历史上,一场大瘟疫常常引发深远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比如,黑死病结束了封建主义和农奴制,迎来了启蒙运动的新时代。那么,新冠疫情灾难会是狂风暴雨来临前的电闪雷鸣吗?后疫情时代,它能触发一系列持久而深刻的变革吗?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在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描写,整个村庄都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但没有一个村民愿意或能够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直至一切为时已晚。如果人类不想在21世纪20年代成为那样的村庄,就必须在此刻立即推动世界的大重构。


在施瓦布看来,大重构是一项雄心勃勃的目标,或许过于雄心勃勃,但我们别无选择,唯有全力实现。各国要缓解世界的分裂状况,追求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但如果我们自暴自弃、无动于衷或无所作为,经济失衡、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就会越发严重,世界就会变得更加贫瘠、分化、危险和自私,也会让全球大多数人难以忍受。


世界大重构并最终繁荣发展的前提是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加强协调合作。合作是一种“高级的人类认知能力”,没有合作人类寸步难行。后疫情时代,人类的合作会增加还是减少?一个令人担忧的风险在于,民族主义会更加高涨,地缘政治和社会冲突会更加频繁。在新冠疫情面前,人类各种失败和裂痕一览无余,这迫使我们加快行动步伐,更新无效的理念、制度和规则,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和未来需要。


后疫情时代还有一个遗产,就是大政府的重新回归。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经济灾难和社会崩溃可能已经来临。20世纪30年代,正是通过强化政府的职责,美国才逐步解决了大规模失业和经济不安全问题。展望未来,各国政府很有可能(尽管概率不同)得出如下结论:改革部分游戏规则和永久性强化政府的作用,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面对当前的形势,在可预见的未来,类似的行动方针可能会再度成为现实。


无论如何,新冠疫情把人类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中一条路通向更加美好的世界,建设一个更加包容、公平和敬畏自然的世界。另一条路则带领我们回到原来的世界,风险层出不穷,让人类处在险象环生之中。这些迫在眉睫的挑战,迫使我们做出正确选择。中国哲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愿深受疫情肆虐之苦的人类,能够推动各国精英凝聚共识,觅得共克时艰的良方。


文/本刊评论员 郜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