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人
郝景芳:公益和写作都是一种疗愈

中国慈善家 · 2022-06-15

让更多人去关注乡村儿童教育,这些孩子非常需要被看见。

 

郝景芳,童行书院创始人CEO、科幻小说家。2017年,创立童行书院,同时推出针对乡村儿童的教育扶持公益项目。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本刊记者/吴可言

 

初夏,北京新冠疫情防控还相对紧张的时候,郝景芳决定暂时离开北京,拖家带口往南走,一边旅行一边写作。和许多专业“写字人”不一样的是,写作对于她来说是一种放松,一种疗愈,一种逃离。

 

如果只是当作家,那是一个很纯粹的职业,但现实中的斜杠青年郝景芳并不满足于此。她身上的标签很多——作家、母亲、创业者、公益人,每一个放在别人身上都够累的,但她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似乎也不会抱怨,好像对她来说这种多重角色的人生是天经地义。

 

“你好像做什么都挺容易的样子”,听到记者说的这句话,郝景芳笑了,“我现在的状态比较踏实,也相对放松,也能够用比较平和的心态去看待问题。”她说,“我是比较理性的人。”

 

记者眼前的郝景芳,长发披肩,身穿黑色连衣长裙,脚上是一双很高很细的黑色高跟鞋,站着坐着都腰板挺直——显然她和许多爱美的女子一样,都很注重自己的“人设”。她确实很理性、平和,言谈间总是淡淡的,直至谈及自己在公益项目中接触到的乡村孩子,她才有了情绪,哽咽着,眼眶里有了泪花。

 

公益已经做了5年,用郝景芳的话来说,只是刚刚把“万事开头难”的那一部分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要在这块田地里深耕播种。

 

这注定是一条漫长又充满发现的道路。

 

郝景芳在广西公益读书会上讲课。

 

万事已经开头

 

《中国慈善家》:这半年来疫情打乱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也影响到你了吗?

 

郝景芳: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我们公司越来越多的员工采用远程办公的方式。最近北京受到疫情影响,我们也不能到公司上班了,所以我打算到6月把办公室退租了,全部改为线上办公。之后再看看情况,疫情稳定了,我们再租新的办公室。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来说,长期租着办公室,成本还是挺高的。

 

三年的疫情确实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对企业的组织模式、运行模式也都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这种灵活的工作机制也挺好的,大家可以居家办公,节约成本,只是线下的课程受影响了,原来我们在周末和暑期都会开展营地活动,现在基本都取消了。

 

不过,也因为受疫情影响,公司业务没那么多了,我们的团队腾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公益项目。

 

《中国慈善家》:我们注意到,最近童行书院推出了“爱心助学益童成长”的项目,你的公益事业已经开展了5年时间了,有什么心得?

 

郝景芳:刚上线的这个项目是由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发起,我们童行书院赞助的。线上的活动现在已经有90多所学校报名参加,一共有677个班级,26000名学生。这些学校都是看了我们的介绍之后主动报名的,这是我期望看到的。

 

我们做公益的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由童行书院派老师到实地支教,另一种则是将课程输出给乡村学校,培训当地老师给孩子上课。前一种方式相对简单,只需要我们在公众号上招募老师,联系好学校以后就可以派老师去当地了。第二种方式实施起来难度大一些。我们需要研发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包括科学、人文、艺术这三个方面的课,而且还需要将创造力培养的思维融入课程之中。

 

最初,我们在线下开展项目制的学习课程,将研发的课程体系做一个初步的试验。因为我们是面向C端招生上课,家长和学生的反馈比较直接。这些课程要经过多次调整,再输出给乡村小学。这些课程如何在乡村学校落地,落地后效果如何,都需要我们去跟进。

 

2017年开始,童行书院陆续开展乡村学校教师培训。图为郝景芳与吉林乡村学校教师合影。

 

目前,我们有五所学校是由童行书院的全职支教老师常驻的,每个老师至少支教两年时间,完全按照教学大纲和学校要求来上课。这样,我们的老师和当地学生就有长时间的接触,能够陪伴他们,观察他们的变化。

 

有个在吉林支教的老师告诉我,他那边有一个孩子学习成绩相对落后,容易被批评,这样的孩子很容易自暴自弃。这位老师就先和他交朋友,和他聊天,鼓励他,告诉他只要愿意学就能够做好。其实这样的孩子很多,他们的生活里缺少持续的关注、陪伴和聆听。有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会交流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比如关注最后一排的学生,不要忽略他们,让这些孩子也有发言表达的机会。这些“后进”的孩子一旦感受到别人的关心和信任,行为就会改变。

 

我每次听到支教老师的这些反馈,都会很受触动,会感觉自己现在做的事情还是很有价值的,也希望把这件事越做越好。

 

《中国慈善家》:一开始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做这件事?

 

郝景芳:我2013年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一份工作就和儿童公益有关,对于这个领域比较熟悉。我知道,哪怕到了现在,在中国乡村依旧有大量的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教育资源也很匮乏。如果没有人持续不断去推动一些事情,乡村孩子与城市孩子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造成贫困的代际循环。所以我还是希望扎根下去,好好做一些事情。后来,我离开基金会出来创业,开始探索企业化运行的模式,其实也是想探索一条不一样的公益道路。

 

教育事业可能需要十年才初见成果,想做出点成绩要花上至少20年时间,这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做教育公益更是如此。我的感受是,要把很多事情推动落地,已经要花掉两三年时间,之后要追踪效果,进行迭代更新,将规模做大,这中间要付出很多艰辛,很不容易。

 

从目前来看,我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很顺利了,规模还可以,效果也还不错。可即便如此,我依然有种万事刚起步的感觉。因为是刚起步,我认为童行书院的课程研发和产品研发,在体系上还是有不足,还需要继续迭代升级。

 

此外,我们一些落地的项目也刚刚开始,今年才初见成效。总的来说,真的是万事开头难,要花很多时间深耕。

 

郝景芳认为,乡村儿童最需要的是陪伴与理解。

 

《中国慈善家》:你的公司开发的课程主要是针对城市的孩子,而公益项目的目标对象是乡村儿童。乡村的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还是不一样的,你怎么解决差异性问题?

 

郝景芳:我的观察是,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大约在两三年左右。比如说,城市的孩子学龄前就懂的知识,乡村孩子需要到三年级才能接触到。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乡村儿童在知识储备和眼界见识上比较滞后,所以我们的课程就相对地应往后推迟。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课程讲的是地球和火星探索的知识。城市里的孩子可能四五岁就已经了解了八大行星等等宇宙小知识,上课时我们就会探讨行星上的温度、湿度、引力等等,他们都能理解。但乡村的孩子可能要到三、四年级才了解到这些,甚至有些孩子都没听说过这些行星的名字,也不知道人类生存需要的几大条件是什么,这就是差距。但有一点城乡之间没有差距,那就是孩子的好奇心。我甚至认为,乡村孩子对这些课程更好奇。

 

我们的支教老师跟孩子们说原始人,讲人类文明起源,如果是城市里的孩子,他们可能没那么兴奋,但乡村儿童不一样,他们都非常喜欢。我们一周上两节课,还没到上课的时候,有些孩子会迫不及待地去办公室敲门问老师什么时候上课。如果因为某些原因耽误了一节课,他们就会特别失望,他们比城市孩子更珍惜这个机会。

 

扩大商业规模,公益也跟着做大

 

《中国慈善家》:你自己怎么定义童行书院,是商业公司,还是社会企业?

 

郝景芳:我认为它首先是企业,所有的收入都是依靠商业模式来盈利。我们也不做募捐。除了最初我自己的广告代言,得到一笔启动资金以外,其它的基本都靠商业运作。公司成立到现在,我们做了三轮融资,一共融资了2700多万元,投资人包括红杉中国这样的中国最好的VC机构。

 

比如我们5月份刚上线的公益项目,募捐款项也直接进入天使妈妈基金会的账户中,不会经过童行书院。对我们来说,就是用非常干净的方式去运营这个项目。

 

所以,我们公司的基本运营经费都来源于商业销售,用商业模式去做产品销售,同时用自己的产品(课程)去做公益。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可持续的方式,项目也能够自行运转,不会因为募捐少了就影响项目运行。

 

2018年,郝景芳在北京蒲公英学校上课。

 

5月,我们在腾讯公益平台推出了募捐项目,正式推出之前我们就先做了审计报告。其实,刚宣布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有人质疑我们是“非法集资”,我们就马上把审计报告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都发到网上进行公开。这两年,除了40多万元的资金由爱心人士捐赠以外,我们大概花了300多万元在公益项目上,这些都是公司的商业收入。

 

说实话,上线的项目募捐所得很少,目前大约有二十万元,都是直接进入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的账户。要把公益做大,就得首先把企业做大。目前公司每个月的开销大概在100万元左右,如果不靠商业的手段去挣钱,企业运转不了,也很难把公益项目的规模做起来。

 

《中国慈善家》:既然募捐也募不到多少钱,为什么最终还要做线上筹款?

 

郝景芳:我们确实不靠公众募捐的方式来做项目,做这个线上筹款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献爱心,可以把受到捐赠学校的数量扩大。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宣传这个项目,我们做了五年了,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但如果项目可以长期在互联网上展示,本身也是一种宣传,打造更大的影响力。另外,我们也想让更多人去关注乡村儿童教育,这些孩子非常需要被看见。

 

《中国慈善家》:童行书院已经做了三轮融资,这当中肯定也要顾及投资方的诉求。他们会不会认为你把钱都投入到自己的情怀中去了?

 

芳:目前,我们的投资人还不要求分红,更多的是希望公司能够健康运行。我们的股东也没有要求我们要赚取多少利润,具体企业的规划都是由我来定。当然了,我们不会一次性投入大规模的项目支出,还是以内容服务为主。我们按照一个企业的模式去做,同时把自己的内容产品和服务辐射到公益领域。

 

教育主要是靠人来完成,我们主要把钱都投资在老师和员工身上,然后让他们去提供好的服务,这是一项比较长久的投资。我希望能够按照现在的模式继续做下去,但我也需要扩大商业规模。如果可以把商业收入提高到1亿元,甚至2亿元,那么我的公益规模就可以扩大至少10倍。

 

《中国慈善家》:但目前市场不太好,加上疫情影响,是不是也有压力?

 

郝景芳:有压力,毕竟是商业化运营,需要销售推广。但说实话,我也不觉得自己的这公司比其它的教育企业要难,没准他们可能还更难一些。现在公司是自负盈亏的模式,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还是有会有压力的。这两年我们有过两次裁员,100多人减少到现在的50名左右的员工。能够留下来的员工还是比较理解的,也愿意和公司共克时艰。我挺感动的,整个团队很有凝聚力。这是我最大的财富。

 

《中国慈善家》:对于管理企业,比较花心思的地方是什么?

 

郝景芳:我一直在思考企业的战略方向和管理经营的问题。这些事情没办法交给别人,我们的合伙人走了好几个,现在基本就是我自己在做决策。而且因为现在“双减”政策出台,对整个教育行业冲击是比较大的,原来做得好的公司现在也很艰难,我们能够活下来,还能够运行,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福气的。我们的模式也比较创新,想找到对标的公司也比较难,所以运营模式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疫情之前,童行书院在暑期开展线下夏令营活动,开拓孩子们的思维能力。

 

写作是一种疗愈

 

《中国慈善家》:创业这六年,你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期间有了两个孩子。在外界看来,兼顾这两件事情还是容易手忙脚乱的,你自己是什么体会?

 

郝景芳:我的公司创业过程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女儿今年8岁了,儿子4岁,他们的成长正好就在创业这个阶段。其实培养孩子和创业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个探索的过程我有很多感触。

 

对于培养孩子,如果父母完全代劳什么都安排好了,那么这个孩子肯定没有独立性,听话的孩子变成小机器人,叛逆的孩子可能就直接逃跑了。最好的教育方式可能就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父母做得多一些,等他们慢慢长大以后父母得逐渐后退,让他们独立。做企业也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要我自己做,小到文稿的词句,大到发展方向,都得亲力亲为,但是现在我的团队已经能够自主运行了。所以说,当父母或者是当企业负责人,都要给孩子或者团队赋能,让他们有自我生长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角色也有所突破。原来我纯粹只喜欢做内容,喜欢一个人写作,一个人旅行,不太喜欢跟别人打交道,很享受孤独,也非常不喜欢事务性的工作。但创业对我改变很大。说实在的,在养育孩子方面我没那么费心力,还是管理企业更花心思。当妈妈给我带来的改变,不如创业给我带来的改变大。

 

《中国慈善家》:所以你虽然住在海淀,但不算是典型的“海淀妈”。

 

郝景芳:我是“海淀妈”,但不是“鸡娃的海淀妈”,也不卷。我的孩子相对自由自在,平时我管得很少,只要求他们完成学校的作业,其他的辅导班课外班都不上。因为我自己的妈妈对我也是这样的,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

 

《中国慈善家》:你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期待吗?

 

郝景芳:我就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是最大的期待。我不希望他们以后天天特别丧,待在家里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不喜欢,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我希望他们慢慢都能有自己的追求和兴趣,并且为之努力。

 

郝景芳 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中国慈善家》:你自己是科幻作家,会有意识引导他们看科幻相关的书吗?

 

郝景芳:我认为小孩子没办法引导。家里什么书都有,但我发现,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要看什么书了。我会推荐,但他们并不一定听我的。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也不强迫。有一些喜欢的书,他们可以看30遍,很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

 

小朋友喜欢一些意想不到的、很夸张、很好笑的描述,比如“有人跑着跑着把胳膊跑丢了”这样的小创意。我自己也写童书,我会把写好的段落念给女儿听,看她的反应。所以我很注意去研究孩子的趣味点,我会特别注意小朋友喜欢的语言细节。

 

《中国慈善家》:外界看来,你做什么都挺成功的,大家还给你贴了“斜杠青年”的标签。你怎么评价自己?

 

郝景芳:我现在的状态比较踏实,也相对放松,也能够用比较平和的心态去看待问题。目前是什么状态就展现什么状态,内外一致。不是很在意外界的一些标签。我觉得自己一直挺幸运的。

 

《中国慈善家》:现在那么忙,还能坚持写作吗?

 

郝景芳:我陆陆续续一直在写作。首先是公众号文章,每天都会写一些。我最近刚写了一本童书,大约有几万字,争取在今年内可以完成一套四本的童书。长篇的创作,就需要一些时间集中精力去写。去年,我花了两个月完成了一篇22万字的小说。接下来,准备写一本新的长篇小说,大纲已经写好了,大概要花2至3个月的时间去完成。一般情况下,我写长篇会躲进山里去,之前去过新疆、内蒙等一些地方,待上几个星期专心写作。不过,现在其实也很难完全闭关,日常还是需要处理公司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写作的过程中,你会焦虑吗?需要逼着自己写吗?

 

郝景芳: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写作确实是一件很费劲很焦虑的事情。长时间没有产出,心中会有愧疚,就逼着自己去写。但我发现,如果心里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硬写出来的效果并不好。后来就不会再逼自己一定要写,这样反而会比较轻松。

 

现在,写作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治愈和放松的过程。如果哪天没有很多杂事,可以专心地去写作,对我来讲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和管理企业相比,和下个月有没有钱发工资这件事情相比,写作这件事一点也不会让人焦虑。

 

2016年,郝景芳的作品《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世界科幻雨果奖。

 

《中国慈善家》:多数作家都会有一种野心,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反映甚至批判社会的现实?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抱负?

 

郝景芳:虽然我的小说是科幻题材,但反映的一直是现实中的内容。我会把现实中收集到的一些故事、细节放到一个宇宙中,碎片化去呈现。比如这一次疫情中的一些事情就很值得记录,但我不会直接写这些事情,可能还是会把自己的观察写下来,把一些现象呈现出来放在我构建的宇宙中。

 

我最初的写作受加缪的《鼠疫》影响比较大,印象最深的是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以一个虚构的空间来写现实。应该说,我写科幻小说其实受到纯文学的影响更大一些。我也不是一个喜欢写爱情小说的作家,在这当中找不到乐趣。反而是写现实题材的内容,比如读者知道得比较多的《北京折叠》,这样的现实题材写作会让我非常享受,很过瘾。写作的时候,我会特别关注氛围感,我希望小说从始至终能让人感觉到切身的氛围感,例如忧郁的氛围,有接地气的现实感和粗粝感。

 

不过,我也能够感受到现阶段写作的局限性——还不能够写非常复杂的人与情节,内容方面的厚度也还不够。其实,写作是个没有捷径的事情,只能慢慢积累,磨年头。

 

《中国慈善家》:大家都很关心,《北京折叠》什么时候拍成电影?

 

郝景芳:现在《北京折叠》的小说版权已经卖给电影公司。其实,电影的前期制作已经有一些投入了,原本是打算今年要上映的,但因为疫情耽搁了,之后会看情况再恢复拍摄。这样的科幻电影在中国还比较少,之前《流浪地球》上映后票房很好,希望第二部也可以有高票房。要知道,如果票房成绩不好,市场就会对科幻电影失去信心,以后一些好的科幻题材就不好拍了,毕竟这类型的电影投入成本很大。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标注除外)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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